马筑生400余页的《贵州儿童文学史》（贵州人民出版社2016年4月版）是一部回溯儿童文学历史足迹的理论书。理论书太厚了，往往会令读者摇脑袋。但我仍然觉得，对于内容精彩厚重而需要多一些篇幅来予以表达的书籍，它的存在价值同样是很值得肯定的。《贵州儿童文学史》，就属于这种类型的史书。
    产生上述认识，源于我对于编写儿童文学史的一点粗浅体会和教训。
    在本世纪初，我和当时还在重庆西南师大文学院执教的王泉根曾商量，编写一本类似西南儿童文学史那样的著述，以便推动和促进在全国还较后进的西南儿童文学创作。我们希望通过儿童文学史的编写来促进为孩子们而创作的文学门类得以进一步发展和繁荣。我当时不仅通过自己所在的重庆师大中国西部儿童文学研究所向有关部门拟写了关于编写西南儿童文学史的开题报告，还致信筑生兄，希望他能够参与到写作团队中来。
    因为资料收集匮乏，编写力量不足，加之对于西南数省儿童文学史编写工作量的巨大估计不够，原来跃跃欲试的编史初衷便慢慢冷了下来，今天想起来非常惭愧。后来我与一些研究生合作出版了《重庆儿童文学史》，也算对于儿童文学史写作兴趣的一种延续，文学研究中积累起来的文学史写作情结，终于在这儿得到了一点儿体现。
    让我丝毫也未估计到的是，“西南儿童文学史”计划虽然搁浅了，但筑生却在原有分工基础上，以其顽强的毅力成就了《贵州儿童文学史》。舍弃不切实际的一端，而细致操作可行的另一端，筑生的选择，既科学又务实。
    《贵州儿童文学史》的确因花工夫深入发掘而得到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可贵史料。该书的最大特色是准确的视觉定位——始终不忘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因此研究贵州的儿童文学，就必然从我国多元族群共生的儿童文化的视角出发，同时还要体现每一个民族聚居地域的儿童文化必然反映自己的独特地域文化特征。由此观念出发，写作贵州的儿童文学史，不能简单地抄袭或复制其他汉民族聚居区域的儿童文学特点，否则，贵州的儿童文学史就丧失自己的特色了。
    由上述构想出发，筑生发掘出许多特色鲜明而说服力极强的新鲜史料。譬如，在黔东南侗族中，至今还流传着母亲为孩提催眠的童谣《哄儿歌》。该童谣虽然只有“啊哈哈/怜爱啊”短短两句，歌者却用轻盈平和而充满乐感的语调反复吟唱，倾诉了母爱的温柔。这实际就是一首反映原始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妇女抚育孩子的古老歌谣，也就是当年周作人所说的中华民族“母歌”里的侗族摇篮曲。作者通过对于该童谣的收集和艺术分析，充分肯定了它的思想艺术价值，这和其他地方的儿童文学史对摇篮曲的艺术认定是有本质区别的。
    又如，《贵州儿童文学史》认定，1906年贵州一个叫周逸群的10岁小学生编写的《童谣》，把一个外号铁算盘的财主盘剥帮工的狠毒和爱钱如命的个性刻画得入木三分：
    郭铁珊，铁算盘，仓廪白米运江南，绫罗绸缎赚大钱。帮工吃不饱，还要挨皮鞭。一个小钱掉下河，舍着性命摸半天，钱同命相连。
    而王泉根在《现代儿童文学的先驱》一书中认为，刘半农1918年刊于《新青年》的那首反映贫富悬殊主题的童诗《相隔一层纸》，以及描绘儿童情趣的《题女儿小蕙周岁日造相》是中国最早的白话童诗。《贵州儿童文学史》通过事实的对比认定，贵州小作者周逸群于1906年创作的《童谣》，比刘半农1918年刊于《新青年》的那两首白话儿童诗整整早12年，所以，周逸群虽然是个小学生，但他因那首艺术质量颇高的《童谣》，成为我国现代白话儿童诗最早的创作者。通过史料的发掘和剖析，《贵州儿童文学史》将我国白话儿童诗创作的最早时间，又向前推进了12年。
    由《贵州儿童文学史》的出版，我还想到，作为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文学史著的倡导实在很值得重视。过去，我们在发展创作的同时也很注重理论研究，但在理论研究中，却更多关注当前文学作品的评论，忽略史著的编写和出版。即使在儿童文学理论队伍中，也有人认为，写史是大学文学院教授们的事。截至目前为止，我国许多省还没有儿童文学史，至于我国儿童文学的通史、断代史，或体裁史、地域史，更是少得可怜。
    记得儿童文学大师陈伯吹生前曾多次说过，上海是我国儿童文学的重要发源地。由此，他呼吁编写一本上海儿童文学史。但是，编写上海儿童文学史的头绪太多，任务太繁重，陈伯吹生前的遗愿一直未能实现。因此，我想借《贵州儿童文学史》的东风，把伯吹先生为儿童文学写史的呼唤再度提及。如真能出一本期待已久的上海儿童文学史，甚至中国儿童文学史，这对于填补历史的空白和繁荣我国儿童文学是再好不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