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最早接触描写长征的文艺作品，是在上小学和初中那会儿，从语文课本里读到王愿坚的短篇小说《金色的鱼钩》和《七根火柴》。那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还从银幕上看到了《万水千山》《突破乌江》《金沙江畔》，稍晚一些又从舞台上看到《长征组歌》和《东方红》中的片段“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以及舞台艺术片《十送红军》。如今年过花甲，但少年的记忆依旧那么清晰，已经驼背的老班长嚼着草根用缝衣针烧红了弯成钓鱼钩的形象，那位没有留下姓名却用生命高擎着火柴的战士形象，还有蓝马演的教导员、冯喆演的指导员、于纯绵演的连长，把红军不畏艰险勇于牺牲的英雄气魄、对理想信念的坚定执著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特别是听到“问一声亲人红军啊，几时（里格）人马（介支个）再回山”的苍凉凄婉和“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的悲壮深沉，至今还感动不已。
    这个阶段长征题材文艺作品，短篇小说和电影的成就最为显著，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高扬理想的旗帜，唱响英雄的主旋律。由于多数作品都是第一次表现长征，面对浩若烟海的创作素材，的确无需再做深入开掘，只要选择几个典型的战例、事件和人物，并以这些真人真事作为原型进行适当剪裁加工，而所有参与创作的作家艺术家都能把自己真挚充沛的情感投入其中，再用他们精湛的技艺塑造出一个个催人泪下的红军人物、描绘出一幅幅气吞山河的历史画卷、谱写出一首首感天动地的英雄壮歌。这些作品任其岁月流逝沧桑巨变而经久不衰，其留下的经验愈显其珍贵的艺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一个是极其严肃的创作态度，压根儿就没有一丝想去“戏说”的念头。他们尊重历史，敬畏历史，不写自己不了解、不熟悉和不明白的东西，不胡编乱造那些离奇古怪的东西，即使对故事情节和人物细节的构想设置，也是始终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精神，而不是任凭主观随意把历史当作一件可让人自由剪裁的花衣。另一个是专注写小人物、小故事、小战役，把笔墨和镜头统统集中或聚焦在普通的红军官兵身上。草地上的英雄群像都是连姓名也未留下的几个老兵和年轻战士，《突破乌江》的指挥员是团长政委，《金沙江畔》的最高领导是师长，而《万水千山》这样一部重头戏的一号人物才是教导员，这一个个普通的人物全都置身在红军队伍的最基层，即使是“英雄”或是个“官”也没有高高在上，而是始终在战士们中间，是食人间烟火的，两只脚是“接地气”的，这些人物没有因其“小”而逊色，相反在他们身上爆发出了艺术的大能量。
    作为此间描写长征的领军人物王愿坚曾说过，自从1953年接触红军时期斗争生活的题材起，他就算扑到革命战争历史上，在这个金矿上行走、挖掘、寻找，慢慢地发现，他找的并不只是历史本身，而是历史里蕴藏着的绚丽的斗争生活，美好的人物形象，发人深思的哲理以及激动人心的思想感情等等。因此，我们所看到的是这些作品无不带着岁月的风尘和历史的原貌，尽管是朴素的未经雕琢，却因为真实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当然，这个阶段的长征作品，因受时代的局限也有自身的不足，主要是有的故事因拘泥于史料而略显简单，人物塑造多是单一正面而不够复杂多样，尤其是红军对手脸谱化的现象更为明显。尽管如此，这些作品在当时都产生了“轰动效益”，对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甚至两代人的成长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推动了文艺界思想大解放，许多长期以来作家艺术家不敢触及的问题，敢于面对、敢于探讨、敢于突破了。革命历史题材创作高擎起这面旗帜走在了前列，既是还原历史真相，对以往泼的脏水正本清源，又为领袖元戎塑像，告慰在那场浩劫中含冤离世的革命家军事家。其中描写长征的作品以激动人心的主题、战斗的风格和多样的艺术形式及表现手法，格外引人注目。
    戏剧舞台依然捷足先登。广州、沈阳的军旅艺术家取材红军翻越雪山之后，围绕举什么旗、往哪里去的尖锐斗争，演出了两台“北上”的大戏，虽然题材相近，但因为编导不同、视角和手法不同，风格迥异，各有千秋。战旗话剧团的《凉山结盟》则是让当年“歃血为盟”的两位历史人物第一次成为戏剧中的主角，唱响了长征路上民族团结的颂歌。电影紧随其后，选择了最艰难的路程和最著名的战役布局谋篇，黎明、王昊和王愿坚等创作的《四渡赤水》，第一次把毛主席用兵如神的形象搬上银幕；王愿坚和师伟编导的《过草地》，独具匠心让一群“红小鬼”成为长征路上的主角；而集体编剧、林农导演的《大渡河》则再现了用生命铺就胜利之路的英雄壮举。或是峰回路转、跌宕起伏，讲述了扣人心弦的故事；或从小处着手，长于细节，抒写了委婉动情的颂歌；还有从正面塑像，重于造势，表现一往无前、勇于牺牲的气概。尽管各有长短得失，却也不乏亮点特色。相对而言，文学创作厚积薄发，老作家老当益壮，黎汝清的《湘江之战》和魏巍的《地球的红飘带》相继问世。这两部长篇小说的结构框架完全不同，但却有着惊人相似的开头，都把长征途中最惨烈的湘江战役作为其主要人物和故事的起点。前者是第一次站在历史发展和历史思辨的立场上，以真实的笔墨再现了那绿汪汪的江水变成血的河流，用穿越的手法反思军事决策在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使作品富有浓重的悲剧色调。后者则是第一次以全景的方式表现中央红军长征险途的波澜壮阔，将诗的情思和史传文学的传统有机的结合起来，把对敌斗争、党内斗争和与恶劣的自然地理环境的斗争纵横交错在一起，赋予作品以史诗的品质。
    在这些老作家的作品中，长篇小说比话剧、电影的成就更为显著，与“文革”前的那些作品相比有了明显的变化。一是从过去主要写基层官兵的长征经历、写连营至多到团的规模的战斗场面，发展为着重从敌我双方的最高层活动来反映长征壮举，表现军团层面运筹帷幄决战决胜，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以及王稼祥、彭徳怀、刘伯承、叶剑英、张国焘、王明、李德等的形象第一次进入文学艺术的人物画廊，如聂荣臻元帅评价《地球的红飘带》所说，“写得很像很活，这些都是我非常熟悉的领导和战友，差不多就是那个样子。”二是从过去主要写雪山草地的艰苦岁月、写以弱胜强出其不意攻无不克，发展为着重表现红军内部正确路线与机会主义、教条主义和分裂主义的严肃斗争，既写“过五关斩六将”的辉煌，又写“走麦城”的重挫乃至失败，第一次以如泣如诉的悲歌来表现长征的壮烈。黎汝清说他在写《湘江之战》的时候，“我是那样强烈地感触到他们灵魂的颤抖和呼号！他们在信仰和生活的强有力的感召下，才从痛伤欲绝中重新站立起来，重新投入新的战斗！”三是从过去主要写地方军阀、土豪恶霸等反派人物，且用漫画的方式描绘成不堪一击的赌徒、烟鬼、酒囊饭袋，发展为主要刻画蒋介石、陈诚、陈布雷、王家烈、杨森等敌方的头面人物，注意用客观描写还原历史上这些剿共老手的本来面目，尤其善于抓住人物复杂心理和细腻感情，多侧面塑造出极具个性的反派人物。
    值得称赞的是，老作家们一方面吸取借鉴了过去同类题材创作注重真实、崇尚英雄和风格朴素的经验，一方面又在新的创作实践中积极探索，特别是在国门洞开呼吸到域外文化的新鲜气息，传统与变革在碰撞中产生出灵感的火花，更加激发了他们打破清规戒律、勇于尝试创新的胆识，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革命历史题材创作提供了有益的启示。首先是突出纪实特点。这些作品所以能够一经问世就不胫而走，深受广大读者喜爱，除了被作品中沸腾的政治激情所感染、被作家直面历史和生活的勇气所打动，更重要的是为披露的大量鲜为人知的信息所吸引。黎汝清在这方面似有更深刻的体会，他认为纪实性容易达到透明性、真实性和时效性，也能满足平时很难见到宝贵史料的需求，有些是长期封存在档案馆里的“机要”秘闻，同时由于过去虚构小说都存在一般化、雷同化、表面化的积弊，导致读者兴味寡然。突出纪实不仅不会使小说自身的文学品质和历史价值降低减少，相反有利于提高虚构类作品的历史容量和艺术魅力。其次是坚持崇高追求。在魏巍等老作家看来，长征是中国漫漫长夜的第一缕躁动的晨曦，长征精神也是人类美好品质最辉煌的范例，长征还是他们心中非凡壮丽的诗，自投身这支军队之日起，就一直仰慕着他，向往着他，并把这种真挚而虔诚的感情倾注笔端，写就中国英雄们的伟大长征。特别是经老作家精心塑造的众多人物，无不渗透着他们的心血、智慧和爱憎，尤其是在生死危难之际揭示人物圣洁的灵魂和博大的情怀。有人评价他们的作品仍然秉承现实主义，也有人认为带着很浓的理想主义色彩，还有人称是追求文学的革命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结合，而老作家们则认为，“艺术就是感情”，他们就是希望用生动的形象打动人、用崇高的精神感召人。再就是强调思辨精神。这些描写长征的作品不再是平铺直叙追述往昔，而是开始向历史的纵深迈进，透过熙熙攘攘的纷繁表象，探寻事物内部严酷冷峻的本质，不再是轻轻松松的歌唱胜利，而是含着眼泪重温浸满血迹的征程。他们认为，革命历史题材本身就没有花好月圆的轻松，而是充满生离死别的沉重，始终与囯家和民族的命运休戚相关，其创作只有贯注思辨的精神，既写出突破敌军的道道天险，更写出突破自我的重重关隘，才能让读者从决策反思和谋略运筹中得到一种精神上的鉴赏和享受，从而展开思辨之翼，沿着崎岖之路飞向长征的幽深之境。
    如果检讨这个阶段长征题材创作的不足，电影《大渡河》则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部作品，反映出来的问题也有着一定的普遍性。从客观上看，因为老一辈作家艺术家们在“文革”中被压抑得太久，还未来得及做好充分准备，就开始书写自己也没有经历且有些疏远的历史，当然不如那些直接表现在“浩劫”年代切身经历的作品真切感人。从主观上看，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中文艺的一些清规戒律，还是“文革”十年造成的精神禁锢和文艺教条，都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这部分作家艺术家的创作。如果专从文学创作的实践来看，有的作品对历史的叙述还有明显的欠缺，特别是对革命进程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历史事件被忽略了，这种不该出现的疏漏造成作品的硬伤；有的作品用浓墨重彩为领袖、战将们画像，却又忽略了写好那些普通士兵和老百姓的形像，如何把握“高层”与“基层”、“大人物”与“小人物”的关系有待改进；还有的作品写了长征路上因为内部斗争失误造成对人的伤害，但对革命队伍中战友之间的深情挚爱表现的不够，容易引起年轻读者的误解。但这些问题是在历史的大转折中不可避免的，也是在探索并实践军事文艺新路时不可避免的，不仅影响不了这些老作家呕心沥血取得的艺术成就，而且为后来长征题材创作新的突围作了有益的尝试并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三
    就在这个阶段，有一群30岁出头的青年作家毅然把目光从改革的锣鼓和边关枪鸣相混杂的现实中拉了回来，转而去追寻留存在历史深处红军长征的足迹，开始了属于他们这一代人的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试验。他们不再追求凯旋之师摧枯拉朽的宏大场面，也不再沿用绿林好汉的老套路重写情节离奇的老故事，更没有把冷酷的战争写成肤浅的田园牧歌，而是比他们的前辈们更加抵近历史逼近真实，力求准确无误地把那个嗜血成性、杀人如麻的年代发生的一些看似平常却很重要的事情记录下来，大胆对过去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中一些讳莫如深的领域进行了深入的开掘。
    像乔良的中篇小说《灵旗》，同样取材于长征史上败得最惨烈意义最深远的湘江血战。但我们从这部作品中看到的竟是另一幅非常陌生甚至让人有一些毛骨悚然的场景，把一个历经坎坷、饱览沧桑的老人的知觉、幻觉和记忆构成的时间和空间作为作品的框架，使过去和现在都越过各自特定的时空而于同一时刻显现，把人物的情感和欲望、善良和残忍、崇高和渺小、智慧和愚钝表现得淋漓尽致，从而塑造出了“青果老爹”这一个极其特别又有血有肉的“逃兵”形象。这部作品当时受到广泛好评，并不仅仅因为过去同类题材作品中还不曾有过这样的人物，更主要的是作家把普通人的灵魂的卑微引向了崇高的升华，对人性的深层意识和人的本质作了深刻揭示，使革命战争历史文学关于人的“崇高”的概念获得了有价值的转换和拓展。诚如作家自己所言，“在湘江边，我认识了另外一种战争”。那就是不以当时的胜败去评价论定战争，而是把战争作为观照历史和时代生活的一种精神、一种方法、一种过程来看待，注重揭示当时由于自身的愚蠢和感悟交织的复杂内涵。在他们看来，昨天的火星会燃成今天的火海，又会在明天成为一堆灰烬。昨天的微疵，会酿成今天的大错，又会在明天使人警醒过来。这就是既没有经历长征也没有经历战争的年轻一代作家在描写长征时的文学观。
    另一位青年作家江奇涛的中篇小说《马蹄声碎》，虽然不像《灵旗》着重展示人在历史、社会、战争中“自我”行为的价值表现，更多的是通过对少枝等红军女战士如何摆脱死亡的追逐、渴望生存的描写，特别是通过对女性中人性意识的细致入微的刻画，展示出了一种生命的力和美，进而强化了人物最终的悲剧命运并增强了历史的悲剧氛围，使这些女兵的形象成为历史悲剧的承受者、体现者，具有强烈的灵魂启悟和震撼。由此来看，过去一些描写长征的作品不是不注重写人，只是还停留在人的外部行为、外部活动，即人的表面的一般感知的生活层面，导致战争中人的极其复杂的精神世界被人为的外化了。青年作家以自己独特的视角，从一个新的侧面去表现长征及征途上各种人的命运和情感，这不能不看是人的精神主体在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创作中的觉醒和解放。
    这批青年作家坚持能动地以自己的精神主体为中介去感受长征，并参与长征中各种人的情感经历，与笔下的人物共悲欢、共爱憎，由此而对客体进行审美的再创造。与乔良、江奇涛结伴重走长征路的另一位作家程东的中篇小说《夕阳红》，则可以看作是新生代创作群体在这方面的代表作。他釆用了一种随意的釆访体形式，直接把他们的“长征笔会”写进作品，记录了遣散在若尔盖地区的红军战士的遭遇，有的给人帮工、当奴隶，有的做藏人、当喇嘛，尤其注意捕捉由于大革命引起的时代振动对中下层社会心理产生的影响，尽管是随意写来，却流露出了作家与红军战士苦恼相通的博爱之心、以人民之忧为忧的人道精神。但作者又不是以一个“采访者”的面目来写作，而是把自己的心灵与时代沟通，从总体上去把握潜在于国民内心深层的复杂心理，表现出了他对人间的痛苦有一种更深的理解，力求把自己对红军的热爱不断朝着更深广的境界推移，让包容着人类命运的感叹、人生真谛的追求、自然之美与历史之为的思维之驹纵横驰骋，使当代意识与50年前那一段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达到水乳交融，这种创作主体与描写对象紧密和谐的交织，在以往的反映长征的作品中的确不曾多见。
    这批青年作家正以他们勇敢的探索精神和扎实的创作态度，对这个阶段前辈作家们关于长征题材的创作起到了很好的丰富延伸和创新发展的作用，并为生长在和平年代的新一代作家描写他们父辈的艰辛历史赢得了荣光。但也需指出的是，青年作家毕竟因为经历单薄而缺少一种对战争直接的、感性的东西和历史生活的积累，致使他们笔下的长征也有着不可避免的“先天不足”：有的作品缺少由丰富的直接印象而得来的大量细节描写，假定性的艺术形式在起更多作用，这既有助于弥补青年作家的短板，使之更好地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战争——社会——历史进程的本质上，但同时也减弱了作品中战场生活的实感和属于那个时期的生活气息。有的作品在人物的多样化方面大大的前进了一步，但在塑造红军战士不畏艰险、流血牺牲的英雄形象方面则下的功夫不够，无论用什么视角、从哪个侧面去表现长征，都不能忽略了“战士双脚走天下”这个宏大的主体，更要用真情去表现用鲜血和生命凝聚而成的理想比天高的长征精神。有的作品还反映出一些青年作家在用历史意识来领略描写对象方面的能力尚有不足，导致其主观意识与所要反映的历史生活的部分错位或是一些脱节。但毋庸置疑，正是在这个阶段，老作家宝刀不老，青年作家初试锋芒，两代风流共话长征，使我国的革命战争历史文学经历了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战略转移。
    四
    当历史的车轮驶入20世纪90年代中叶以至进入世纪之交的弯道时，我们迎来了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和我军建军70周年两个重要的日子。一批具有丰富实践经验而渐趋成熟的中年艺术家，脚踏实地、精心创作、勇于探索的电影《金沙水拍》《长征》和同名的电视剧以及稍后面世的电影《我的长征》、电视剧《雄关漫道》《长征岁月》《遵义会议》《特殊连队》和《十送红军》，以其在思想内容上新的开掘和导演表演艺术上新的表现，成为引领这个阶段长征题材文艺作品的标高。
    面对在这之前已经有不少表现长征的影视作品，对同样的题材、同样的故事、同样的人物，怎么能写出不一样的作品、达到不一般的质量、取得不一样的效果，这是横在每一个作家艺术家面前的一道坎，迈不过去就可能原地绕圈重复他人也重复自己，搞得不好还有可能滑坡，连已有的高度都难保持。或许导演翟俊杰的思考能够表达他们这一批艺术家更加明确而又执著的艺术追求，那就是让创作的重点从描摹还原历史的过程移向捕捉、激活并升华历史的精神，营造出生死博杀的烽火与饥寒交迫的篝火相交织、思辨真理的灯光与照亮险途的火光相辉映的大意境，让远逝的岁月重新富有生命的灵动和抒情的意味，让那些与天地斗、与敌人斗、与错误路线斗的若干重大事件都能在史诗的氛围中得以再现，从而展示出万里征途上永不熄灭、永远闪耀的革命精神之光。这既是他们把握创作的一个关键点，又是贯穿作品始终的一个大亮点，尤其在人物塑造特别是领袖形象的塑造上表现得最为突出。
    同名《长征》的两部作品，第一次在电影和电视剧中从革命处于低谷的大背景下表现毛泽东也处于个人人生的低谷，从“两个低谷”的内在联系和因果关系中来表现毛泽东从被贬低成了边缘化的人物逐步重回领导岗位的演变过程。同时关注我们党从遭受外界摧残和自身挫折中逐步成长起来的演变过程，把领袖和政党的“两个过程”作为故事推进的主线和人物思想的主脉纠葛在一起，塑造出毛泽东是人不是神的红军统帅形象。而在揭示客观的外在因素的同时更注意揭示人物主观的内在因素，表现出毛泽东强大的内心、不屈不挠的意志、刚正不阿的性格和追求以及探索、捍卫真理的人格魅力，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一些描写长征的文艺作品中出现的领袖形象，使我们看到了一个从历史深处走来的风尘仆仆的令人信赖和崇敬的毛泽东。与写大人物形成反差的是写小人物的电影《我的长征》，艺术家独辟蹊径，把创作视角聚焦在一个孩子身上，通过他在长征路上与亲人与战友生死遭遇和在斗争中成长的故事，折射出长征是千千万万个红军战士用鲜血和生命镌刻在中华大地上的不朽史诗。这与前面列举的两部同名的影视作品一样，不仅闪耀着中国革命的苦难辉煌，还写出了一代革命者与我们的党一起艰难而光荣的成长。
    长期以来，围绕如何写好领袖人物还有一个难题，就是能不能触及领袖个人的情感世界，包括领袖与家人亲人的关系和感情纠葛，这是关系到真正让领袖从“神”回归到人的关键环节，在这方面，电影《金沙水拍》也有所突破。影片选取了遵义会议结束到巧渡金沙江之后这个历史时段，但把毛泽东的渡江谋略和红军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只作为一种背景氛围来渲染，着重从毛泽东与贺子珍亲情爱情的视角，用主要笔墨细腻刻画毛泽东作为领袖、丈夫、父亲、姐夫多重身份的复杂情感，在“亲情”与“敌情”、“爱情”与“军情”的激烈冲撞中，写出毛泽东在“有情”与“无情”的艰难选择中流露出的挚爱深情和为此付出的个人及家庭的牺牲，既尊重史实，又发现诗情，诗从史出，诗史交融，从而把一个有大忠大爱大义、又有血有肉接地气的领袖形象呈现在银幕之上，不仅让我们看到毛泽东壮怀激烈、襟怀韬略的伟人风范，更让我们对他慷慨面对人生的常人情怀深深感动。这也给予长征题材的创作深刻启示，表现包括领袖在内的革命人的情感世界，现在的主要矛盾不是能不能写的问题，而是要着眼具体的历史环境、故事情节和人物情境，准确选择和把握人物表达感情的契机、方式和火候，可以有适度煽情却不可以造作矫情，更不能不区分时间、场合和身份的泛情化表现。如个别描写长征的作品，部队已经集结就要踏上长路，身为一团政委却在队前与妻子缠绵离别之情；当部队胜利会师之际，这位政委闻讯妻子牺牲的消息，又在队前“闪回”与妻子思念恩爱之情。不是说政委就不能有爱情，也不单纯是把政委谈情说爱的时间地点选错了，而是背离了人物性格的内在逻辑，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特定情境角色不相符，其效果只能是适得其反。一位前辈作家曾说过，只有通情达理，才能魂兮归来，至今想起还耐人寻味。
    在这个阶段后期，也是新世纪初期，作家王树增历时6年的心血之作《长征》，给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献上了一份厚礼。可以说，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也是惟一一部全面记录和艺术反映长征伟大创举的纪实性作品，写出了所有参加长征的红军部队从出发到会师走过的全部完整的历程，写出了长征经历的所有重大事件、重要战役、重要会议和涌现出的典型人物，写出了红军核心领导层包括各方面军指挥员在内的领袖群像以及敌军高层人物和地方军阀的群像，其架构之大、内容之全、史实之准、人物之多之细致都堪称第一。10年过去了，今天重读《长征》，仍然可以肯定地说，这是一部与过去所有同类题材文艺作品完全不一样的非虚构类作品，也是一部与过去所有同样内容的史料、传记和回忆录完全不一样的纪实性作品，不仅把所有长征中重要的人和事梳理得有根有据清清楚楚，经受住了广大读者、专家学者和时间的检验，而且还注重从人性的角度解读长征，以与年轻人谈心的口吻和语言写作长征，赋予作品浓郁的人文色彩并凸显文学特征，形成了作家独特的历史眼光和写作风格，使其对非虚构类作品乃至史书类写作都具有开拓意义。更值得称赞的是，王树增并没有停止对长征的追寻，而是永远在完成的路上，一直处于再创作的状态。他以强烈的使命和责任，用自己全部的精力，投入对《长征》的再次修订，不仅增加数万文字和多幅图表，而且对所有史料进行更为严谨的去伪存真的甄别，无论从叙述长征的完整性和系统性来看，还是从表现长征的丰富性和生动性来看，以及作家研究思考长征的深刻性和思辨性，都是其他任何一部描写长征的作品无法比拟的，而更值得重视的是王树增对待历史的写作态度，“我所感兴趣的不是什么所谓的内幕，揭秘不是我的写作追求，我最看重的是如何真实表现出一个普通的红军战士身上所具有的那种信仰和理想之光，我最大的愿望是写出伟大的长征对人类文明进程产生的深远影响”。同在10年前，诗人李瑛以一曲《长征颂歌》唱出了前辈的期待，迸发出时代的强音：“不能只把那条路，折叠起来夹进史书，应该把它展开铺在脚下，以金子品质和岩石的硬度，打造生命的成熟和生活的意义，把它写成英雄的史诗，像一面凌空的旗帜，飘在头顶”。
    八十载春秋，风雨浇灭不了“七根火柴”的万丈光焰；八十年巨变，那曲“艰苦岁月”的笛声依然悠扬……还有太多太多通过共和国元帅和他们战友的形象反映长征的作品，还有太多太多用铿锵旋律和优美诗韵讴歌长征的作品，还有太多太多用油彩、浓墨和光影描绘长征的作品，鉴于篇幅的原因都无法在这里一一评述，但它们都已载入新中国和人民军队的文艺史册，成为辉煌历史和伟大时代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最后，我想用一部极其特殊的作品来结束漫长的回顾与思考。这就是唐栋和蒲逊编剧、傅亦凡导演的以红军剧团为原型创作的话剧《天籁》，富有诗意地展示了长征中的文化和文化人的长征。第一次在重现长征的舞台上把文艺工作者推到前台作为中心，第一次塑造出了携笔从戎堪称红军文化开山鼻祖的典型人物形象，第一次告诉人们是长征炼铸了军队文艺工作的优良传统。尤其感人的是编导用大写意的手法，把一台红军在反“围剿”中缴获的老式留声机作为主题象征，隐喻历史与人生的旋转轮回，传递出激昂与悲壮、深沉与高亢、凄凉与悠扬多声部重奏，交响出长征路上感天动地的旋律。这正是几代作家艺术家薪火相传想要表达的“天籁之声”，唐栋解释为是红军长征留下的声音，是回荡在千山万水的声音，因此是最自然最纯净最美丽的声音。当我们侧耳聆听的时候，就会感到内心的触动，而当这种声音由远渐近，成为响彻天地的洪钟大吕，心灵也随之震撼，想必长眠于巍巍群山、浩浩江河的万千红军英灵定会有知，他们用鲜血和生命创造的长征文化已成为新时代最嘹亮的强军号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