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绘/闫楠（饰躹生）
    
    制作人王可然
    
    编剧万方
    
    6月南屏古村百人接力读剧本全家福
    
    “我噔噔噔噔拼了命地跑，耳边的风呜呜地吹；我已经喘不上气了，可还在跑，马上就要晕过去了，可还坚持着，向着拉连河，向着远方，在北国的苍天与原野之间，奔向那绝命的无法变更的旅程。”
    《新原野》的一段台词。出自剧中终其一生求一个“离婚”而不得的人子、人夫鞠生，这个角色被年轻的演员闫楠演绎得张力十足。
    9月21日至24日，北京保利剧院，万方的话剧《新原野》轰动上演。
    “《新原野》的故事诞生在散发着浓浓土腥味的大地上，诞生在特殊的年代，讲述一个受命运摆布的女人，从默默顺从到惨烈地抗争，最终被逼上复仇的绝路。说到底，讲述的是人性，是人心底的爱与恨。”编剧万方上一次给人惊喜是话剧《冬之旅》，到了这一次，她自言：“我不太在意仇恨是不是消解，《冬之旅》在讲这个主题。《新原野》对我来说是讲悲痛。从悲痛得到什么，每个人不一样，或者我们更强大、更自信，或者我们因为悲痛思索自己的人生。我觉得见仁见智。”
    被《新原野》牵动视线始自6月。最早，还是盛夏，跟万方老师讨了剧本来读；继而，6月中在古徽州黟县千年古村南屏的一座百年祠堂内，听110名来自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志愿朗读者——农妇、警察、教师、咨询从业者……聚在一起共读剧本《新原野》，以之为“话剧诞生中国110周年”的献礼；再之后，9月21日和24两日在保利剧院两度屏息观剧，眼见着那些已经读熟听熟的字、故事和角色，成为眼前立体的人世悲情、命运困局。百感交集中走出剧院，忽然觉出夜凉如水，才知道秋天，真的早已经开始了。
    以下对话发生在6月18日凌晨的南屏古村，与《新原野》的编剧万方以及制作人王可然之间。
    献给父亲曹禺的诗篇
    记者：我听说这个剧最初叫《杀人》，现在为什么叫《新原野》了？是为了暗示跟曹禺先生的《原野》之间的关联吗，两代编剧父女之间的传承接续？
    王可然：这点是基于我从戏剧制作人的专业出发跟万方老师提出的一点报告和建议。因为戏剧消费有一个特点，每一个参与者其实花钱进入剧场的目的，他是要娱乐的，只不过娱乐有高级和浅薄之分。而进入戏剧剧场的人，他虽然高级，但是人性本能他会抗拒把他拖到更加疲惫的生命感觉中去的东西。这是一种消费心理学。
    万方老师非常非常睿智，我一解释“能不能换一个力量感、意境能够表达您的愿望，但对于普通观众来说，又绝不让他觉得进入这个环境会让他觉得伤感、恐惧、犹豫、担忧的剧名？”她马上就明白了。结果天作之合。
    万方：我曾经想过就叫《原野》。很多年前，我心里就萌生了一个愿望，写一部像爸爸的《原野》那样的戏，戏剧性强烈，人物欲罢不能，冲突的升级难以遏制……后来，我想到了《杀人》这篇小说。
    《杀人》是我上世纪80 年代末着手写的中篇小说，1994年在《收获》杂志作为头条发表。记得当时我爸住医院，我就把那个小说给他带去放在医院里。第二天再去看他，他躺在病床上，一看我进来，眼睛一下子就亮了，说“哎，小方子小方子快来快来”。我过去他一下攥着我手，他说“哎呀，小方子，我看了，你真能写，你真的能写”。
    王可然：我为什么愿意配合万方老师就叫《新原野》，因为它的的确确在命运的广博上，拥有着原野一般的苍凉。而且表现的都是宗法制度下人性残酷的对立。
    记者：来之前我还把曹禺先生的《原野》剧本找出来读，真读着害怕。《新原野》比起《原野》来说，会觉得更轻盈、更诗性，两个质感是不同的。
    万方：对。我爸的《原野》我是当兵的时候读的，20多岁。那时候它还是，也不能说算禁书吧，但你在书店是没有的。是那样的时候看的，当时看觉得“哇，写得真是一个”，看的时候会觉得很害怕。
    从小对剧院和戏剧还是接触很多的，我爸带我看戏。最早看《雷雨》，吓哭了，第三幕电闪雷鸣。我那时候四五岁，完全不懂剧情。我爸是一个平时对孩子特别平等的那种父亲，但那次我觉得他特粗暴，把我一挟赶快跑出去。我一下就知道我犯大错了，他是觉得我影响观众了。从那时候我就知道，戏剧是神圣的，是不可以有一点点唐突和轻慢的。
    还记得看了一个戏曲《芦花记》，写一个继母对孩子多不好，冬天不给他穿棉衣，棉袄里蓄的是芦花，孩子很惨。那时候我也特别小，上小学之前，我记得吉祥居二楼，看得我趴那儿哭啊。但那么小我却能感觉到我爸对我哭特满意，他觉得我这么点儿孩子，能被戏剧感染，我觉得他特满意。
    9月24日，是我父亲107岁生日。按计划，那时这个戏应该演到北京。我很高兴有这出剧可以作为致在天之父的祭礼。
    创作者的特权就是能够释放生之痛苦
    记者：刚才在读剧本现场，主持人张越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万方老师那么温柔文雅一个人会写了这么酷烈压抑的一出戏？这个故事的发生时间被设计在上世纪50至70年代之间，它跟今天又有什么关系呢？
    万方：实际上我是觉得，这个戏里面的人，没有一个是为自己而活着的。
    最早的原型是我们院子里，我一个同学的妈妈，她是中戏教声乐的，说话柔声柔气，女性得不得了。她家也是很有名的一个家庭。但是忽然有一天，看见她衣衫凌乱哭着在院子里跑过。这给我小时候留下印象太深了。后来等我岁数大一点，知道那是她想离婚，但她的丈夫坚决，“耗死你我也不跟你离”。我小时候这个印象太深，一个那样的阿姨。这个事情就留在我心里，就是这样的一种关系，互相折磨、想挣脱而又无法挣脱的这种女性或者说是人性的困局。
    再有一个，婆媳关系。那次在北京电台，人家问“你觉得婆媳关系是一种什么关系”，我忽然本能地回答：“婆媳关系是一种不得不建立的关系。”它不是你自我选择的，也不是你想中断、你想放弃就能放弃的关系，而且是一下子就必须那么亲近的关系。这个关系是我一直特别想写的。
    几下相加我这篇小说就有了，一对婆媳，那样一种捆绑而无法挣脱的关系，再加上这么戏剧性的行动。我觉得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活在一种规矩或者说束缚之中。其实在这个戏里，作为儿子和丈夫的鞠生也是一个可怜人。
    我这两天正看一本书，英国作家毛姆说：“创作者享有一种珍贵的特权，就是能够释放生之痛苦。”实际上人活着是挺不容易的，今天每个人都有很多苦楚，不管是什么样的苦楚。当然戏里媳妇六团和婆婆服仙的苦，我觉得可能是比较极致的，把自己的一生都活在一个深渊里而无法自拔。那我觉得作为一个写作者来说，真的这句话就是，“你的特权就是能够释放生之痛苦”。这是我个人的想法。
    记者：刚刚一个朗读者也提到“每个人都是悲剧的宿主”，说得真好。
    万方：说到底，《新原野》讲述的是人性，是人心底的爱与恨。爱是与生俱来的，那么恨呢？人的心中为什么会有恨，恨是从哪儿来的？跟随女人六团的心路历程，我们会有所发现。我们会发现六团、婆婆服仙、丈夫鞠生，在生活中他们已离我们远去，但今天，他们又走到我们之中，或许就在某个角落。我们感受到了他们所经历的，他们难以承受的生命之重被我们分担了，而他们的命运正被我们慢慢地改变着。
    艺术应该是人类灵魂的护理者
    记者：《新原野》正式演出是在三个月以后，故事的发生地剧本明言是在“北国的苍天与原野之间”。那为什么选这个时候——6月，这个地点——徽州南屏古村来做这个“百人接力读剧本”活动？
    王可然：问得好，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做这样的事？
    万方：其实这是他一直在做的事儿，要我说。
    王可然：是这样的，我做的很多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功利。简单功利就是，你应该在商业的某一个节点做哪一些商业的行动，促成商业的直接成功。但是简单功利做起来，虽然简单，对于戏剧来说，它往往实现不了简单行动想要达到的那个商业目标。
    我很开心的是历经十年，从我做戏剧的第一年开始到现在，明年正好十年，我觉得我的艺术产品和人的价值观，没错。我一直认为，每一个艺术产品贩卖的人的灵魂的愉悦、痛苦、伤感，它都属于灵魂消费品的范畴，艺术产品的第一功能是消费娱乐，没有消费娱乐的能力，艺术产品它就没有走入大众的可能性。
    但是我一直谨记我立足艺术这个专业的第一天起，我受到的传承。我的老师告诉我，他说艺术是人类需要的两个医生之一。一个是我们华山医院、协和医院那种医生，还有一个是灵魂的医生，就是艺术。我不敢说一定是医生，我敢说它一定起到了至少是护理和保健作用的，是灵魂的护理者。
    很多人老问我，为什么从睁眼的第一刻到闭眼的一刻我都在做事？坦白地讲，我不做事我就不知道活着为什么，我就很想去跳楼。但是戏剧恰恰让我有强大的动力去活着，因为戏剧是我选择的一个专业，这个专业要符合我老师讲的特征——要鼓舞人的灵魂。
    万方：慰藉，也加上。
    王可然：对，慰藉是鼓舞的一个方向。那么这种鼓舞和慰藉的能力，恰恰是人类要往前走对灵魂产品的基本需求。这个基本需求绝不是娱乐至死，更不是欲望贩卖，它在这种产品的接受过程当中，产生了人类继续往下走的信心。如果人类的灵魂产品不能够给这种信心一点点的加持和直接表达，人类就死了。人类的特点和所有别的生命的特点不一样，向好、向善、向稳定、向和平、向文明。人类的灵魂浩浩荡荡往前走，就是因为这些对更为高明和高级的安全感的需求，而这些恰恰是我们做艺术产品的最大的方向、功德和市场。
    于此，对于我做我的行动来说，我只看我所面对的这个产品，它的空间在哪里。什么是空间？就是它和人的灵魂关关相为的互为空间。找到这个空间，那么行动就在这里面发生。
    三个月前我途经南屏，只住了一个晚上，感觉到南屏这个地方，我需要它。当时我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新原野》面向的这么多人的灵魂，要怎么样打动？万方老师用了如此巧妙的一个结构，它其实是一个诗剧，用如此沉着的文字表达出来那种思想的尖锐。那么怎么样把这些重要的讯息，通过什么样的能够匹配得了万方老师这个文字作品的手法传播出去，找到它应该传播的人群，就是我的命题。
    戏剧推动的过程不是急功近利
    记者：南屏是千年古村，最具特色的建筑是祠堂群。“邑俗旧重宗法，姓各有祠，支分派别，复为支祠”，至今还保留着8座祠堂。自元朝末年叶姓从祁门白马山迁来后，村庄迅速扩展，鼎盛时期全村一千多人丁，却有36眼水井，72条古巷，300多幢明清古民居。这次读剧本活动所在的叶氏支祠，即奎光堂，始建于明弘治年间。
    王可然：江浙两湖一带是朱熹理学的策源地，我在这个环境中感觉到了《新原野》力图呈现的灵魂广阔的阵地。那么在这种环境如何成就它？它必然要有一个广度，就是人数要够，还要有一个广泛的社会代表性。朗读者你不能只在一个群体中找，就要有广的铺设面。今天这个时代有多少自媒体的小圈子，你怎样让所有的媒体生态，自媒体也好，传统媒体也好，新媒体也好，让他们认为这件事，他们愿意参与？来了那么多人，每个人自己至少要花两千，怎么样能把这些人动员来？你就得设计得让所有媒体觉得你这个东西既与众不同、又能提升他们媒体的品质感。你必须能够站在传媒的角度和文化传播意义的高度，发掘中间的各种价值观，并且能够把这个价值观大众化。我们相信至少能够让几十万、上百万人感兴趣，才能招来我们要的110个朗读者。后来报名到一千，我也吓一跳。
    设计这些，我并不考虑这个戏的哪个节点要什么，我考虑的是这个戏的整体品牌推广过程当中，怎么样能够把戏的文化感、个人的生命对应感给带出来，又要考虑到它和各种大小媒体，品质感的这种连接。我并不把直接的票房增长，看成是这件事我要做的指标。戏剧推动的过程不是急功近利，我担忧的只是它的传播不够广，我并不担忧它给我带来的票房是什么。
    所以回到您刚才的问题上，它自然在这个时间、这个地方产生了这样一个项目的可能性，我没有管它直接的票房需求。我做一个全国的活动，它并不可能刺激到我北京的票房，但是只有做全国的活动，它的意义才大，参与的媒体才会有乐趣。参与的媒体有乐趣，我就做好戏剧品质的推动了。戏剧品质的推动不在于这一次，它至少在明年、后年、大后年，会不断地帮助我成为戏剧行动的一种力量。我有大功利，不是小功利。
    记者：从一千多报名者中你们是怎么筛选朗读者的呢？
    王可然：标准是“亲近戏剧”。不一定就是戏剧观众，但是他对戏剧有一种亲近感。我们让每个报名者交一篇文字，内容包括自我介绍和对于戏剧的愿望。然后尽量让覆盖面广泛，我们不是一定要选那些学过表演、学过戏剧、学过播音的，我们只是想找些有向戏之心的人，就是他们对戏剧和生活有激情。这次来参加的什么样职业都有，银行职员、律师、工程师、IT界的，也有教师、狱警、运动员。最终目的，就是最广泛的代表性，代表不同人群、不同年龄、不同的性别。最后非常合理，三七开，70%女性，30%男性。很高兴，男性很多，更为让我们意外开心的是，年轻人非常多，35岁以下的年轻人占到了60%。大家都挺有激情的，愿意来，报名原因都写挺长。
    这就是一次素人的行动。通过天南海北来的人读剧本，营造一种戏剧和生活的生存关系。而这个直接的关系会推动他们跟戏剧的亲近感和生命的归属感。我们想做到的是这个。说实话做之前我也很好奇会怎么样，因为毕竟是中国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