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时代的葛兰
    
    与张海迪一起做播音节目
    
    十八岁初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这些年是繁忙的工作 和充实的生活支撑着她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时间……”伴随着《歌唱祖国》的音乐响起，收音机里传来的这个端庄、大气的声音曾经伴随着多少中国家庭迎来每一个清晨。
    她的名字当年红遍全国，几乎家喻户晓；她的声音伴随着几代人成长，瞬间便能勾起人无数记忆；她60余年的职业生涯是中国的一部播音史。她已经成了播音界的一个传奇，然而，她只是说：“这是我的工作。”
    她就是著名播音艺术家、中国第一代播音员葛兰。生命似乎兜兜转转画了一个圆，如今已届85岁高龄的葛兰回到了她18岁时毕业的母校——中华女子学校（当时叫河北女子职业学校），成立了“葛兰工作室”，担任教师培养更多的播音人才。日前，笔者拜访了葛兰老师，听她聊往昔生活，谈工作趣事，几十年的风云岁月在她那优雅的声音中似乎就这样悄悄滑过。把一辈子献给播音，葛兰说，这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阴差阳错做了播音员
    为了上班方便，葛兰租住在中华女子学校附近的一座老居民楼里，房子不大，布置得简朴温馨，最引人注目的是墙上的老照片。照片中梳着两条大辫子的少女葛兰，满脸稚气地坐在简陋的播音室里；中年干练的葛兰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在宴会上和总理碰杯；更多的是和丈夫夏青一起工作的场景，夏青葛兰，人称“播音双璧”，一个端庄，一个儒雅，两人伉俪情深，可是13年前，一人已经先走了，令人唏嘘。
    在收音机里，葛兰代表着庄重大气的“中国声音”，可是和她接触却发现，生活中她是一个爱开玩笑的人，尤其喜欢自嘲。葛兰身材纤瘦，她笑称自己一辈子都没超过90斤重，是“白骨精她妈”，但是一直身体倍儿棒，说起话来声音洪亮，底气十足，如今还能站在讲台上一气儿讲俩钟头不带喝水的。岁月渐增，老人依然精神矍铄、风趣幽默，在谈到自己的年龄时，她哈哈笑起来：“我76岁的时候会告诉人家我67，现在我85了，也没法反着说了。”那神情如同一个恶作剧的孩子。
    葛兰告诉我，当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看上她的一个最主要原因就是“口音好，嗓门大”，当年她是阴差阳错入了这个门，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美丽的错误”。
    1951年，18岁的葛兰还叫做王静蓉，从女子职业学校毕业不久，已经是一名小学教师。做老师一直是她的理想职业，那时候她绝没有想到自己日后会成为全国皆知的“葛兰”。然而，一次意外受伤改变了葛兰的命运，她和同学去颐和园玩的时候摔伤右手导致骨折，差点儿截肢，从此不能写板书，做不成老师了，她心情很郁闷，在家复习准备高考。
    这时，同学给她带来了一个消息，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正在招播音员，她被同学拉着去报名，竟然面试、口试、笔试顺利通过。接到录取通知书后，葛兰还曾经一度犹豫，最初还很不情愿去做播音员，“不知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是什么地方，更不知道播音员是怎么回事，甚至以为是新中国成立前电台那种说话嗲声嗲气播广告的小姐，觉得不是正经人做的事。”家人对此也并不支持。
    幸好她找到一位非常信任的老师征求意见，在老师的鼓励下，十八岁的王静蓉忐忑地走进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始了一生挚爱的播音事业，从此，她还有了一个新的名字——葛兰。
    上夜班自己抹个“大花脸”
    说起葛兰这个名字的由来，却并没有什么高深的意义。“台里每个播音员都会起一个播音名字，因为会有听众给我们写信，这么做主要是为了区分私人信件和听众信件，没想到后来真名竟然渐渐被人忘了。”当时，有人起播音名字颇费心思，寓意很深，如夏青就是“华夏青年”之意，葛兰的名字却是一位老师随口起的，因为她母亲姓葛，她没想到这个名字此后会跟随她60多年。
    葛兰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播“记录新闻”，并不是人们后来经常收听的那种电台节目。很多人也许不了解，新中国成立初期通讯十分不发达，不像现在一发短信微信美国都能收到。那时有大量的“记录新闻”，要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出去，各地报馆都有抄书员，他们连夜抄书，然后印成报纸发出去。例如，在抗美援朝时期，朝鲜前线战壕里就有不少志愿军抄书员，前线才能及时了解祖国消息。当时记录新闻占了台里播出内容的大量篇幅，每天上午四个小时，夜里六个小时，由两三个人轮着来，一个人播另一个负责监听，有错误立刻就要改过来，夜里一播就是一宿。
    葛兰刚工作的时候很羡慕上晚班的同志，觉得晚上灯火辉煌很有意思。可是真排到她晚班的时候她才知道，第一次感到新鲜，第二次还不到夜里12点，她就已经坚持不住了，困得没办法就使劲掐自己的腿，要不就用冷水冲一把脸。“尤其是监听记录新闻，一句一句的真像催眠曲一样，但是还要集中精力，一字不落地去监听。”
    葛兰记得当时中央台的条件很差，冬天监听室里很冷，需要自己生炉子取暖，夜里时不时地还要向炉子里加煤块，经常弄得满手都是煤灰，然后又去洗脸揉眼睛。“下夜班回家的时候家里人吓一跳，因为脸上蹭了很多煤灰，成了大花脸。”
    那时候葛兰很怕听众给她寄信，因为不少是挑错的，当时的听众非常较真，尤其是各地负责记录电台新闻的抄录员。“那真是一个字、一个标点都不能错。”葛兰谈起，1983年曾经偶遇一位30年前的抄录员，竟然还记得中央台上世纪50年代初，一位播音员在播一篇记录新闻中，有一首诗中应该做出解释的字没解释，使得这整条新闻没有发出去。“这个岗位当时非常重要，责任重大。”
    葛兰还记得，当时台里对普通话的标准读音非常重视，墙上贴着一个大表格，如果播音时读错了，就在名字后边画一个小黑旗。“你想想，谁愿意一个大表格上，看到葛兰那一栏，一天到晚都是小黑棋。我们每天拿着《标准读音表》就像是背书一样死背。因为中央台工作非常严谨，严肃认真、一丝不苟，这是中央台的一个很好的传统。所以我们播出去的东西错一个都不行，因为影响面很大。”
    向有经验的老师请教之后，葛兰才逐渐掌握了上夜班倒生物钟的一些窍门，适应了夜间的工作。“到现在都是，说睡立刻倒下就能睡着，说什么时候起立刻就能起来，这个工作要求人就得这样。”此后大半生，这个职业习惯一直跟随着葛兰，成为播音生涯留给她的一个烙印，“累了躺下就着，睡得沉，质量高，有时候睡一个小时就很管用，早晨最晚也会5点半起床。”
    播得了新闻讲得了童话
    播音生涯半个多世纪，葛兰的声音可谓“百变”，既可以播严肃的新闻节目，也能播浪漫的文艺节目，还能在儿童节目里给孩子讲童话故事。无数辉煌的时刻，葛兰却不愿意多说，她记忆中最深的是自己闹笑话、出“事故”的情况。
    播音的间歇，通常会放音乐，这在当时对于播音员来说，是个技术活。“现在都是用数字的了，操作简单。当年台里只有老唱片，上边红字贴一条，写着谁谁唱的。晚上我们报的新闻少些，能休息几次，就找几个唱片播一下。两个大唱盘，一边一个，最难的是给唱片翻面，要眼疾手快，一次我翻唱片不小心，唱片竟然飞出去了，我赶快捡回来接上，搞得狼狈不堪，幸好没有出错。这个工作看似简单，却要求播音员一心多用。”
    还有一次，葛兰播放音乐的时候报出乐曲的名称，叫做《夜月花江春》，有位老编辑就纳闷了，这是一首什么曲子呢，没听过。拿过唱片一看，老编辑直接乐得蹲在地上，原来唱片上的字葛兰给读反了，应该是《春江花月夜》。“那种老版唱片字的顺序不一样，我没注意就读出去了，幸好后来没有听众写信过来挑错。”为了这事，葛兰还忐忑了一段时间。
    经过几年的磨炼，葛兰终于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播音员，成为广播电台的“台柱”之一。1956年葛兰开始播报全国人民非常熟悉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那时候播音员都得经过审查，才可以上这个节目，都是直播，非常考验人。稿子是越急越看不了，越看不了越怕出错，当时只有兢兢业业，才能完成。话筒前像打仗一样，没有其他想法。”葛兰深感自豪的是，播报这个节目多年，她从未出过错。
    让葛兰最难忘的是毛泽东主席去世时的播音。1976年9月9日，夏青负责播出讣告《告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书》，后续消息是葛兰和方明承担。当时新华社发来一沓沓稿子，他们从两点多开始看，直到6点半播出。那一天，半小时的《报纸摘要》节目延长到了7个多小时，她一边播报一边流泪，举国同悲。
    那些年，几乎在各个频道都可以听到葛兰的声音，在严肃和活泼之间，她的声音竟然能做到无缝切换。“大概是因为我的声音可塑性比较强，什么节目都能驾驭。”葛兰表示，当时她最喜欢的是文艺节目的转播，因为可以在剧场看不同剧种的大师表演。“经常晚上坐公交车赶到剧院，往乐池中间一坐，一播就是一晚上，直到12点才结束，很累但很幸福。”
    葛兰至今不能忘怀的是上世纪60年代转播梅兰芳的《洛神》，“他一出来，全场顿时鸦雀无声，我用比平时播音音量小很多的声音介绍，因为周围太静了，但还显得我声音大得突兀，当时楼下的观众都向楼上看，编辑吓得一个劲儿捅我，说小点声小点声。”这些大师名家的表演现在看来已是“绝唱”，时至今日，那个文艺繁荣、百花齐放的时代，那些精彩的表演依然时常清晰地浮现在她的眼前。
    亲密的“爱人同志”
    葛兰的播音生涯是和一个人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这个人就是被称为中国播音大师的夏青。夏青葛兰，传奇般的“播音双璧”，他们是同事，是师友，更是相伴一生的“爱人同志”。
    葛兰家中的墙上，挂着很多夏青的照片和两人的合影，斯人已逝却音容宛在，葛兰凝视那些照片的时候，眼光格外温柔。他们两个几乎一起经历了中国播音史上的所有重大历史事件，可是葛兰时时追忆的，却是那些生活琐事，当时只道是寻常，殊不知那才是最珍贵的时光。
    认识夏青的时候，葛兰18岁，那时的她一心想着把工作做好，从没想过谈恋爱的事情，身边这个年长5岁的大哥一样的同事一直默默关心她，她竟然也没有多加留意，却没想到，深夜一碗热气腾腾的馄饨最终把年轻的女孩打动了。
    夏青本名耿绍光，所以葛兰一直称呼他为“老耿”，她对他的第一印象就是“特别老成”，当时单位就他们两个人是单身，经常一起读书、看电影、聊天，不知不觉地关系就亲密起来。那年冬天葛兰经常值夜班，夏青就跑到西单给葛兰买她爱吃的馄饨。“他拿一个小锅给我端来馄饨，放在火上热着，我一下班就能吃到。”那个寒冬，她觉得特别温暖。
    1953年葛兰和夏青结婚，她从一个少不更事的女孩逐渐成长为一个温柔坚强的妻子，她用默默的付出和一生的操劳兑现了对爱人的承诺——爱他，就甘心为他做所有的事。
    我看到葛兰一双瘦弱的手，完全不像一个在案头工作的知识女性，手指关节格外粗大，显得突兀而嶙峋，一问才知，这是年轻时常年用冷水洗衣服导致的，“冬天洗被单最费劲了，一洗就得半天。”她说起来丝毫不以为苦。夏青身体不好，一生被严重的关节炎所困，经常一天要靠吃10多片APC（复方阿司匹林）才能起身坚持工作，葛兰心甘情愿地承担起家中所有的家务。
    由于工作家务两头繁忙，葛兰养成了做什么都“快”的习惯。夫妻俩的生活模式是这样的，她和夏青一起下班，夏青慢慢地走回家，而葛兰则骑着自行车飞速往家赶，“路上顺便买点肉馅儿，回家就动手包饺子，等老耿溜达回来的时候，我包的饺子也煮好了，直接上桌吃饭。”
    他们两人当年在全国红极一时，名声远超如今的偶像明星，但是却过着极其简朴的生活，每天骑车上班，买菜回家，为柴米油盐操心，和普通的北京市民没什么两样。葛兰几乎是一个人撑起了一个家，她不让夏青在家干一点活，受一点累，让他能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工作上，用现在的话说真是“宠溺”到极点。她甚至学会了理发,亲自给夏青理发。她总觉得外面的理发店理得不好看，她说，“老耿的头发又软又细,别人总剪不好。”
    1998年6月底，因类风湿病住院的夏青突发癫痫，昏迷不醒，医生下了断言：“抢救过来将来也会成为植物人。”葛兰说：“植物人我也要，只要他有这口气。”夏青昏迷了两个多月，葛兰终日伴在他的身边，给他放录音，给他唱歌，给他朗诵诗，不断地呼唤他：“好了，咱们回家啊，回家啊……”最终，夏青奇迹般地睁开了眼睛，恢复了意识，手也能抬起来了。
    然而，由于切开了气管，夏青那充满磁性的、全国最著名的声音在这世间永远消失了，他甚至无法对妻子说出心里的话。“我到医院去，人家都说他看老伴儿的眼神不一样，嘴巴想说又说不出来的样子，我问：‘想我了吗？’他就使劲眨眼睛。”
    在葛兰无微不至的照顾下，一度被判定为“植物人”的夏青生命又延续了6年，2004年，夏青病逝，火化之前，葛兰抚摸着夏青的头，轻轻唤他，“老耿……”生活如此艰辛而劳累，葛兰却说，“我跟他一辈子感觉很幸福。”
    再相爱的夫妻，终有一人要先走。夏青离开13年了，葛兰那深深的伤痛如今化为绵长的思念，她已经能够平静地谈起两人的往事。这些年是繁忙的工作和充实的生活支撑着她，让她在播音事业上一个人坚定地走下去。
    1998年，葛兰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正式离休，几乎没有休息，就来到中华女子学校开始了教学工作。如今的葛兰以85岁高龄，满负荷工作，实在令人羡慕和吃惊，我不禁问起她的养生秘诀，葛兰笑着说她的秘诀是“三不”：一不贪财，二不贪睡，三不贪吃。
    红极一时却淡薄一生，正是葛兰的写照，她不止一次地对我说：“不是我有多出名，那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喇叭大，要不然谁会知道葛兰……”面对这样的老人，唯有“德艺双馨”这个词可以形容了。供图/张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