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 / 本刊记者 大食 “回看自己厚如书典的人生经历，这些年演员金燕玲生命的重大课题，不过是说服自己接受当下万事。 金燕玲 资深演员，出生于台湾，70 年代赴香港从影，曾与著名导演杨德昌合作《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独立时代》《麻将》和《一一》，从影四十余年共 6 次入围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女配角，两次得奖；10 次获香港电影金像奖提名，并于 2016 及 2017 年连续两年拿奖。” 金燕玲笃信直觉。 这份直觉落到戏上，在电影《踏血寻梅》中，她坚持自己饰演的美凤在歌厅工作时要穿红旗袍。于是美凤唱歌的段落成为这一角色在片里惟一的华彩。那场戏，她留着中长发，鲜红的旗袍勾勒出身体的曲线，她手把着话筒，歌声随麦克风缓缓扩散。整个餐厅都是黑旗袍，这抹红挣扎着在沉闷里射出光芒，如同美凤这个角色，在底层破落的生活中艰难磕绊地寻求生机。她早早为这个角色下了判词：“这是一个求生存的女人。” 印证直觉的方式是拿奖。金燕玲凭借该角，入围了第52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女配角与第35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配角，并最终拿下后者。但拿没拿奖并不是最重要的，“你有眼光、你看到了，你能够被提名甚至拿奖，证明你是对的。”这个没受过专业训练的女演员，拍了44年电影，6次入围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女配角，两次得奖；10次获香港电影金像奖提名，4次得奖。 与对直觉的笃信一同不改的还有面容，金燕玲的脸并没有因年岁增长而趋近柔和。她的短发干净利落，弯眉遮在刘海下，与大眼中带着威严的目光搭配出锐利的神色。她鼻梁高挺，下巴尖利，上嘴唇细长，只有圆润的下唇缓解了迎面而来的攻势。金燕玲自嘲，“我长得比较凶，工作时专注着，别人觉得我好有威严，不敢接近”，又迅速为自己辩解，“其实我平常叽叽喳喳、大喇喇的，跟工作时候不一样。” 在被视为“非工作状态”的采访与拍照伊始，很难感受到这份“大喇喇”。摄影师为她拍照时，金燕玲几乎每拍完一张都凑近问：这张还行吗？遇上自己不擅长的事情，她陷入紧张，难免敏感。与拍戏时转动的摄像机不同，她觉得摄影镜头是“一种蛮做作的东西”。哪怕说话轻轻柔柔，也难掩骨子里透出的倔强气息。 过了耳顺的年纪，金燕玲却没有与世界和解。她依旧惧怕无意义的社交，友人开个生日party，她成了一大群人中的一个，谁也不认识，坐哪里都如坐针毡。专为她个人举办的宣传她也不喜欢，打扮得漂漂亮亮“供摄像赏玩，上报纸出尽风头”，她不舒服。采访当晚的慈善晚宴她倒是可以接受，因为慈善能帮到别人。“有个主题、有个原因去做，我可以，这是工作需要。” 刚烈背后是厚如书典的人生经历。金燕玲17岁唱歌出道，19岁转行影视，21岁嫁到英国，6年后离婚回港，与关锦鹏、杨德昌等导演合作。36岁再嫁英国，15年后结束第二段婚姻，又回港拍电影，又再次邂逅爱情，只是对象变成了同性。这些年生命的重大课题，不过是说服自己接受当下万事。 《一念无明》 （ 2016） 继《踏血寻梅》摘得第35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配角奖、《一念无明》获第53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女配角奖、第36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配角奖之后，金燕玲开始复刻往日辉煌。她也试着接受新的感情，别人眼里的“爱人”变为她口中的“伙伴”。人生大事在60岁节点纷纷落定，看似重复的命运再次潮起，一波波打入金燕玲的生命。她信命，会说自己爸爸属牛、妈妈属虎，属相相冲。但她不信算命，遇上新的轮回，她往乐观的方向想，命运安排，事不过三。这样一直到老也挺好。 演员就是棋子 ◇◆◇ “经历丰富”成为金燕玲回答演技相关问题的标准答案。《地下情》里的台湾歌手，活脱脱是她自己的经历。演《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以下简称《牯岭街》）里的妈妈时，恰好她刚刚生下女儿。《一念无明》中的母亲吕婉蓉，则是她母亲晚年的缩影。 母亲17岁离家出走逃到台湾，认识同样逃到台湾的父亲后结婚，生了六个孩子，活了四个，金燕玲是老大。在她看来，父母性格不合，早该离婚。父亲一生中有两个女朋友，一个嫁人后离开了，另一个跟着父亲直到去世。金燕玲记得，第一个女朋友跪着求母亲让她做妾，还挣钱交给母亲当家用。 父亲的出轨让母亲越发痛苦，她开始嗜酒，身体发胖，从前穿旗袍，后来再也穿不进去。多米诺骨牌效应一个接一个，母亲心情变差，父亲终日不归，母亲患上癌症。“我妈在那种处境能怎么办呢？这个家就是她的全部，她又不识字，离婚了能去哪里呢？”《一念无明》中的母亲是个不开心的女人，她的母亲也是不开心的女人。两个形象交叠，她明白了戏里的母亲应该怎样去诠释。 等到余文乐饰演的儿子照顾母亲的部分，她脑中浮现的是晚年父亲的身影。父亲躺在病床上，瘦得皮包骨。她和看护一起清理父亲的大便，瞥见了父亲的白发，“我一直以为他没有白头发”，她一边哭一边说对不起。配音的时候，她特地为母亲配了一句“不好意思”，对戏里的余文乐说，也对已经离开人世的父亲说。 或许是投入了大量的私人感情，又或许是这份愧歉打动人心，这部她20小时完成的角色让她时隔22年重新站上了金马奖的领奖台。上一次获奖，还是1994年杨德昌的《独立时代》。 《地下情》 （ 1986） 与杨德昌的合作是金燕玲“值得好好说一说”的部分。因《地下情》与蔡琴成了朋友后，金燕玲认识了杨德昌，并参与了其生命中后四部电影的演出。1989年，杨德昌邀请金燕玲参演《牯岭街》， 她因怀孕4个月不方便走动而错过。次年3月，杨德昌再次致电邀请，仍是还没开拍的《牯岭街》。 在金燕玲看来，杨德昌偏好演员“自然”，而没有受过系统专业训练的她恰好符合这个条件。四次合作，杨德昌几乎没有对金燕玲提过要求，他给剧本，看完之后金燕玲凭感觉去诠释。 《牯岭街》拍了八九个月，金燕玲经常开玩笑：再拍下去，张震他们都要变声了。长时间的拍摄让剧组沉浸在电影的氛围中，拍一场金燕玲的重头戏，先生被警总请去了，某天被放回来，半夜他俩在蚊帐里谈话起了争执，她跑到路口哭。怎么演都不必讲，“一去到片场，光一打，气氛就已经在了。” 同样是《牯岭街》，有场戏杨德昌让她坐在床上，拍一个想事情的镜头。她并不知道杨德昌叫她想什么，先生刚被抓走，心里自然担心，她将整出戏的剧情从头到尾想了一遍，想到家里有这么多小孩，想了好长时间。拍完了，杨德昌说，看得出你想得很用心，我们再来一个不必想那么多东西的。结束后，杨德昌又要一个什么都不想的版本。三个镜头拍完，她依然不知道杨德昌到底要她想什么，也不知道最后用了哪一个镜头。“他从来没有叫我干嘛，或者怎么样。他不会给你加很多剧情，就看你有没有表达他要表达的东西。演员对他来讲就是棋子，他才是一个star。” 《一一》 （ 2000） 经过《牯岭街》《独立时代》《麻将》《一一》四部电影与杨德昌的合作，金燕玲对演戏更加坚持原有的想法：“演员就是棋子，拍戏就是对事情有一个了解，一定要抓到角色，去吻合导演要的东西。导演常常也不知道你会怎么演。我们不是有排练吗，其实就是需要你把那个感觉做出来。演戏我很有信心，但我还是要舒服，自己舒服别人看了也会舒服，如果自己不舒服，我就知道一定不对。没有什么最好，永远都可以更好。” 棋子也有不知怎么发挥所长的时候。为金燕玲第一次拿下金像奖最佳女配角奖的《地下情》，至今让她深感遗憾。这也是让她“直觉很好的角色”，但因为太在意角色，演的时候过于用力，反倒没能淋漓尽致。当时和金燕玲搭戏的有周润发和蔡琴，还有刚出道不久的梁朝伟和温碧霞。 在《地下情》里，金燕玲饰演一名从台湾到香港打拼的歌手，多年不火，生活艰难。在她看来，这与她境况极为相似，只要演出自己就好。导演关锦鹏却始终觉得她不在状态。两人沟通无果，别扭着拍完，虽然拿了奖，但彼此心里都有了疙瘩。前不久一同吃火锅，她还在和关锦鹏讨论当时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她认为，导演和演员的交流不畅是这份遗憾最主要的原因。她不知道关锦鹏要什么，她的演出也不是关锦鹏要的，而关锦鹏似乎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死循环至今。 靠着经历与经验，金燕玲自认“任何戏都不需要准备”。到了片场她会专注在人物中，不管开机与否都绝对专注，拒绝闲聊、保持安静。“很多角色不能分心，在人物状态的时候，进出都是那个人，有一个气场在，专注跟不专注出来的东西是两样的。” 她也排斥试戏，自己和对手气场在了，不需要讲话也能够感觉到角色关系。“戏不能多试，多了一定会滑，就是在演了，我不喜欢演，我演戏就是一个反应、一个感觉，要真实。为什么别人信服，就因为是真的，有说服力。”《踏血寻梅》试过几次金燕玲扇春夏耳光的戏，每一次金燕玲都是真的动手，春夏脸都被打红了，不用配音也能听到清脆的巴掌声。 “女人就是要结婚生子” ◇◆◇ 金燕玲自小家教甚严。家里吃饭一般四个菜，想夹对面盘子的菜会被妈妈打手，只能由她帮忙夹到碗里。吃饭时不能讲话，也不能吧唧嘴。发育的时候不能弯腰，否则藤条伺候。父母认为，对于女孩子来说，有良好的家教是将来嫁个好人家必须具备的条件。父亲说得最多的是：“女人不念书没关系，重要的是嫁一个好老公。”在妈妈的训练下，她很快掌握了洗衣做饭做家务的技巧。当时的她认为，婚姻就是女人要做饭，要服侍老公，要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 16岁那年，金燕玲参加台北市今日世界音乐中心演唱比赛获得亚军，拿了5000台币奖金，也得到出境唱歌的机会。随后参加了一个选美比赛，她又获胜，奖品是去香港旅游，并获得同邵氏签约的机会，700港币签10年，她不肯，“十年以后我觉得自己很老了。” 金燕玲想出去见见世面，唱歌能赚钱补贴家用，父母应允了。“但唱歌演戏都是过渡，是暂时的，找到合适的人就去结婚生子。婚是一定要结的，只是没有计划什么时候结。我挣的钱也都给家里了，我觉得结婚以后有老公养，不需要自己挣钱。” 在新加坡、印尼、香港等地辗转唱歌，到19岁，有人找上门来请她拍戏，她因此出演了吕奇导演的《女人面面观》。由于饰演一名妓女，又有冲凉的镜头，在保守的70年代，她被贴上了“艳星”标签，这部电影带来的影响直到6年后才因《地下情》与《人民英雄》获奖而消弭。“那时年轻，不会考虑那么多，做完才发现会有不好的影响。” 这时她遇上了第一任丈夫、采蝶轩老板梁廷斌，于是抛下刚刚起步的演艺事业，迅速远嫁。她按照想象中的形象，践行着“满分妻子”的人设：每天围着丈夫转，斟茶递水，连拖鞋都要给丈夫递到面前。她不会英文，吃不惯西餐，也没有朋友。幸好家里没佣人，她还能做点家务打发时间。但没别的事，“灵魂空空的”。先生有过一次婚姻，也有孩子，不想再生，金燕玲怀孕两次都打掉了。 日子越往下过，她越觉得不快乐。直觉告诉她人生出了问题。“婚姻不是我想象的样子，不是做好了饭就吃这么简单。我戒烟，纯粹为了迁就他。他不喜欢的，我就不做，孩子也不要，渐渐没有了自我。一个女人连自己都迷失了，怎么会有趣呢？” 金燕玲最终决定与丈夫离婚。27岁的她不敢回台湾面对父母，带着前夫给的40万港币来到香港。最初住酒店，钱像流水一样花掉。然后慌慌张张找房子，水表电表都要自己申请，她总算开始学着一个人生活。9个月没工作，她中间还飞回英国做了肾上腺瘤手术，再回香港安顿下来，钱已经花了十几万。一位熟识的记者朋友介绍她跟叶德娴拍《拍拖更》，两天戏1500港币，她赶忙答应，算是重启了演艺生涯。 《地下情》和《人民英雄》接连获奖让她的事业有了很大起色。然而36岁时她意外怀孕，决定再度放下事业，抱着白头偕老的心，摆了一场酒席风光再嫁。婚礼上明星云集，媒体还拍到了林青霞携当时的男友秦汉赴宴的照片。 事有凑巧，第二任丈夫也定居英国。“我没有考虑到，英国请人没那么容易，房子要够大，要有独立房间。我也不晓得他经济能力不是那么好。我犯了之前同样的错误，想当然地做了，想当然地去了。到了英国，很多事情慢慢浮现出来，我自己做饭带孩子，但是男人看不到这些，他不懂得珍惜，他觉得是你应该的。到现在为止我依然很看不起这个人，他是一个很不好的人。” “不好”的根源在于这任丈夫不顾家，这触及了金燕玲的底线。从前父亲不管做错了什么，至少是顾家的，没有对不起孩子，没有亏待他们成长。父亲是餐厅领班，挣钱不多但养活了一家子。金燕玲小时候，妹妹出生，母亲拖着她，她背着妹妹，去给父亲送便当。那是台南一个密不透风的夏天，有蝉鸣和空旷的蓝天，那个画面至今留存在金燕玲记忆里，一提到家就浮现出来，散发着夏天的灼热。 母亲病危时，父亲买了三个墓地，给他自己、母亲和他第二个女朋友。“他是一个很省的人，为了我妈妈还会去买墓地，原来他也是爱妈妈的。” 也是这个父亲，在第一个女朋友告诉他要嫁人的时候，说：“你去嫁吧，我永远不会和太太离婚的。”金燕玲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我觉得家庭就这样，能忍就忍，忍到不行才不忍。” 女儿出生后，金燕玲一直在婚姻中忍耐。丈夫数次外遇，她每晚和女儿一起睡，一放假就带她离开英国，丈夫从来不管。她想得过且过撑到女儿上大学，“不是为他忍，我选择生了个孩子，生下来我要负责任。带孩子这方面我蛮老派的，女儿就得在家亲自带，我妈妈就是自己做，我从小看着她这样。”在这个过程中，金燕玲对父母的感情又有了新的理解，“你要照顾孩子，希望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庭。我明白父母当时为什么没有离婚。起码我的父母为了我都在忍，在某些方面会给我关怀，他们都很尽力地让我在这个环境长大，我在这个方面就很像我的父母。” 2005年蔡琴在台湾筹备舞台剧《跑路救天使》，邀金燕玲演出，她问女儿，自己要离开英国4个月，也有可能彻底结束和丈夫的关系，女儿鼓励她离开。这成为她结束第二段婚姻的契机。 知天命的年纪，她几乎净身出户，再回到香港从头开始。 伙伴 ◇◆◇ 《跑路救天使》巡回期间，金燕玲在香港认识了主持人苏施黄。苏施黄听了她的遭遇，脱口而出“我照顾你”。金燕玲觉得这个说法很奇怪，对方回她，“你们女人一天到晚想在一个男人身上找到所有东西，不可能的。我弄个家给你，你放心回来，有工作就做，没工作也不用担心房租。” 金燕玲一度犹豫：“我不是喜欢女人的人，但我当时需要一个家。”这是第一次有人主动要给她一个家。金燕玲答应了。和苏施黄住在一起，她花了6年时间克服心理障碍，也数次坦陈，“我只是因为需要一个家才和你一起生活”，苏施黄并不介意。 “我甚至不用担心她会对我不好。以前常常在讲将来，将来是什么呢？她对你好，你对她好，除了生老病死，怎么会没有明天呢？我以前一面倒对人好，人家却不懂得珍惜。这次她是先付出的那个，我一开始很纠结，现在我不介意，因为她真的对我很好。我到现在还不是喜欢女人的人，但我不用担心自己的生活。她感动了我。”金燕玲开始重新理解爸爸当初婚姻至上的理论，“爸爸不是让我嫁个有钱人，是说我能够嫁个懂我、疼我、欣赏我的人，就会幸福。” 现在她们晚上聚在一起聊天，平日金燕玲去跳舞，苏施黄做节目，任何时候都能做自己喜欢的事，见自己爱见的人。工作经济互相独立，彼此舒服。苏施黄曾在媒体发表爱的宣言，声称十年赚十亿，确保爱人下半生无忧。她也曾说起二人的日常生活：每晚睡前问对方今天过得开不开心，幸福的是，五年都没有出现不开心。 金燕玲十分在乎女儿的意见，最初将两人的事情告诉她，女儿一时难以接受，但女儿发现金燕玲在香港过得很开心，也慢慢理解了这件事。 《踏血寻梅》 （ 2015） 与父辈不同，她教女儿最多的是“做一个独立的人”。“我不会让她忍，我让她什么事都尽量做到最好。不鼓励早婚，不能有嫁个老公当长期饭票的想法，更不能乱有孩子。要顾家的男人，要有独立的能力，明白自己要什么。看妈妈之前的生活，她有了解，也会听。” “我很介意人家怎么看我，也从来没想过最后会和一个女人一起。我衷心想说，疼你的人，无论是方、圆、黑、白，都没分别。”从小被灌输了一脑袋旧式女性观念，金燕玲花了大半辈子去找一个靠谱的男人，磕磕绊绊很不开心。如今开心了，喝茶跳舞，偶尔拍戏还能拿好几个奖，而这一切的前提是，照顾她的伴侣是一位女性。 “生活中确实有很多事情是想不到的吧。”她感叹。 像给角色贴标签一样，美凤是求生存的女人，吕婉蓉是不开心的女人，她给自己贴的标签是“经历很多的女人”。“我也曾经不开心过一段时间。我幸运今天碰到这些人，不用担心我的生活，又慢慢有了工作。我有一个这么乖的女儿，我还那么健康，有爱我的伙伴，光是这些已经很开心了。我现在情况有变吗？还是这样的，我还是没钱啊，那为什么我现在开心一点了呢？就是因为我已经学会，我改变不了那个问题嘛，好吧，那我就多想想自己拥有的啊，这是一个处理方法。就好像你说的主角问题，你和别人讲，哎，我演得那么好，怎么没人让我演主角？那你永远不会开心也不满足。我回来还有人找我工作，我应该更开心，叫我自己花时间做好它，而不要在那边想，有工作还不觉得自己幸运，在那边苦眉愁脸。” 这是与自我的和解吗？更像是对生活的选择性接受。接受之后，金燕玲直觉的原色由敏感转为豁达，刚烈也更有了底气。聊到关乎心境的话题，她眉眼舒展，先前化不开的威严云销雨霁，“现在是我最快乐的时候，以前年轻的快乐也快乐，但跟现在不一样，现在经历更多，也更懂得，人会随着年纪变得不一样。现在这个年纪，好好做自己，还想那么多干嘛呢？” （参考资料：《再见杨德昌——台湾电影人访谈纪事》，感谢春夏在采访中提供帮助）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第525期 文 / 本刊记者 张明萌 实习记者 刘越晗 发自香港、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