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时下众多的小剧场演出中，北京人艺最新推出的小剧场话剧《催眠》从文学中撷取创作的珍宝，于朴实中探究人性的奥秘，虽然没有“时髦”的题材、“绚烂”的形式，但却犹如一股清泉，涤荡着观众的心灵，带领观众完成了一次触摸灵魂、呵护人性的精神之旅。
    话剧《催眠》根据军旅作家马晓丽的同名小说改编，讲述了共同经历过汶川大地震救援任务的作家、心理医生、部队某排长，6年后再次偶然走到一起，围绕“大兴兵”的命运，他们重新开启了自我心理疗伤之路的故事。应当说，这是一次充满挑战的改编。尽管原作的叙事方式、叙事结构、语言风格为话剧改编提供了扎实的文学基础，但由于小说叙事偏重于心理层面的开掘，淡化外在情节冲突、性格矛盾的展示；同时，大量源自人物现实处境的情感抉择和思想交锋，又时常同每个人的过去、理想、未来纠结在一起，它们之间的妥协、和解乃至冲撞，都在无形中增加着改编的难度。而如何将这些具有内在指向性的矛盾、冲突呈现在舞台上，导演张福元同北京人艺三位青年演员立足原作，紧紧抓住心理“疗伤”的主线，借助对“催眠”过程极富生活化、现实感的表达，以简洁自然的空间、真实细腻的表演，给出了他们的答案。
    剧中未出场的“大兴兵”（小说中是“沈阳兵”），仍是一个贯穿始终的“角色”，其行为、命运引发的“蝴蝶效应”，成为打开所有人内心隐秘的突破口。排长因为独自占有了本该与大兴兵共享的荣誉而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当中，他把灾区发生的故事倾诉给了作家，触动了作家郁积多年的心结；作家为自己当年没有照顾好大兴兵而懊悔，同时也为自己做假报告、邀功受奖的行为而愧疚；医生因当年没有认真对待大兴兵的心理问题而遭到了作家的质询，现实中他奔波于各种学术研讨会、申报各种国家课题，却从来不肯坦然面对自己遭遇的信仰危机。剧中的三个人虽然身处不同的职业，但是面对的问题却是一致的——缺乏直面自己的勇气。正是由于大兴兵的再次“出现”，给了他们一次打开心结的机会，从彼此推诿、难以释怀、纠结不已，到敞开心扉、敢于自省、放下包袱，同小说一样，剧作完整呈现了每个人的自省过程，揭示了荣誉、光环、地位背后，那些难以名状的欲望和心魔。它们潜伏在人性深处的幽暗角落，影响、干预着每个人的现实抉择、精神状态，而导致或化解这一切的途径便是“催眠”。
    何谓“催眠”？剧作给出的解释是：催眠的核心在于暗示，是借用暗示的方法介入和影响他人的心理，它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催眠单指催眠术，广义的催眠常见于日常生活中，谁都曾有意无意地对别人进行过心理暗示，谁都曾自觉不自觉地接受过别人的心理暗示。剧中，作家、排长都希望医生通过催眠的方式解决各自的心理困扰，但他们却在彼此的接近、相互的倾听中，发现并领悟了“催眠”的真谛，即催眠只是心理学上的假象，敢于面对自己才是拨开内心阴霾的良药；催眠不止存在于心理学的书本中，而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精神状态，每个人都会在日常生活中被他人或环境催眠，也会无意识地成为催眠他人的受益者。该剧写出了人与人之间相互“催眠”的关系，更重要的是还触及到了外在环境、潜在规则所产生的催眠效应，以及由此延伸出的对人与环境、人与潜规则之间关系的反思。比如，作家希望排长能在新兵报告会上勇敢地说出自己的真实经历，但最终“集体荣誉感”的光环和组织的暗示，还是阻止了他“说话”的勇气；为了拿到文化系统抗震救灾的“三等功”，作家主动给领导打了电话，她要争取的不仅是立功受奖的荣誉，还有部里对她的“认可度”，她不想随波逐流、不想阿谀奉承，然而在实际工作中，为了不被边缘化、为了在组织中赢得本该属于她的利益，她只能忍气吞声地按照组织写好的稿件演讲，参加一个个沽名钓誉般的作品研讨会；就连那个未出场的大兴兵，他在灾区中遭遇的心理危机，也被所在连队视为耻辱，最终被调离了岗位。
    或许可以从人性弱点的视角为每个角色找到各自行为的合理借口，然而在他们无意识的行为习惯背后，我们总能看到环境对人的压抑和干预。“世界可以拥有我，而我却无力作出反应。”（弗洛姆语）生活中处处有暗示，剧作揭示了暗示背后的紧张关系，把个体的焦虑置身于同环境的对抗与妥协中，将人性面对环境的无力感、挫败感，以一种相对陌生化的方式呈现在观众面前。究竟我们能够接受什么样的暗示，这是剧作留给观众的思考，也是剧作主题的普遍性、深刻性所在。演出中，环绕在舞台周边的断壁残垣，似是灾后的废墟，又似被围困、破损的心灵，它是身处“催眠”环境中的人的生存状态的象征，也是其精神世界的隐喻。被摧毁的物质世界可以很快得以重建，精神世界的重建如何完成呢？
    以精神性为追求的戏剧在当下是缺失的，而话剧《催眠》不走寻常路，向着人性的幽暗角落挺进，显示出创作者可贵的人文情怀。剧终，作家和医生的内心疑惑得到了暂时的缓解，此时，医生再次想起了大兴兵，“大兴兵现在怎么样了，他在做什么？”谁来解开那些心灵高贵者的心结，剧作把这个问题抛给了离开剧场的每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