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必须诚实地坦白其实近10年时间我读过的中国儿童文学实在不多、寥寥可数。作为一名文学编辑，会不自觉地将中国儿童文学忽 视，这种偏见一方面是整个社会对儿童文学还不够了解和重视，另一方面国内许多作家没有以儿童本位去写儿童文学作品，通过儿童视角进行人生思考的优秀作品更 是少之又少。 比起西方儿童文学来说，中国的儿童文学是非常年轻的，大约是在五四时期产生的，在当时，儿童文学创作者奉行儿童本位论，主张站在儿童的立场上写 作。但这样做实际上是很困难的，鲁迅提出的“社会对于儿童应该是健全的生产，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一切设施以孩子为本位”的理论是极难实现的，因为当 时的儿童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受中国的社会环境和文化传统的影响，其主流作品实际上一种是披着儿童文学的外衣，以说教教育为目的的作品，另一种是借写儿童生活 揭露社会现状，因此这两种其实都不能说是纯粹的儿童文学作品。 到了1950年以后的十几年里，中国儿童文学一度良好平稳发展，此时涌现出来的儿童文学朴素认真，积极向上，有强烈的时代痕迹和政治意识。而进 入上世纪80年代，中国儿童文学进入了黄金时期，受到各种新的哲学、新的文学流派和新的艺术思潮的影响，作家们开始重视童年生活，于是他们对表现儿童生活 表现出强烈的兴趣，更加重视文学性。在这一时期里，出现了一批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和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曹文轩就是典型的代表。 纵观曹文轩这几十年的作品，从文学作品集《暮色笼罩下的祠堂》《红葫芦》《蔷薇谷》，到长篇小说《山羊不吃天堂草》《草房子》《红瓦》《根 鸟》，无一不是表达着对少年儿童生存状态和心灵世界的关怀，用诗意和中国古典美学，以童年视角与成人视角相交替的叙述表达出成人世界的价值观以及作家描绘 的奇幻世界。我想这与作者成长的特殊背景也有着重要关系。 曹文轩出生于江苏省盐城的农村，苦难是他这一代大多数人的童年记忆，这种苦难的深刻，让他在日后的写作中一直坚持悲剧的美学，尽管有许多争议和冒险，但在时间的推移中，这种坚持又显得格外弥足珍贵。 文学创作者一直以来遇到的问题就是“写什么”和“怎么写”。“怎么写”，是一件值得深究的事情，一个优秀的小说家，他始终会寻找别人所没有用过的结构，别人所没有用过的手法，在不断重复和完善中找到一种他人无法取代的叙事风格。 可喜的是在曹文轩的作品里我看到了儿童文学的另一面，他的特别之处就是来自于所谓的非典型意义上的儿童文学。这种非典型在于作品中个体化的叙述，他写的故事既属于儿童，也属于成人，他的文学更着力于儿童文学现实的创造。 曹文轩即将在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一套新书《中国名娃·小皮卡》便是七年磨一剑的最好例子。 《中国名娃·小皮卡》讲述的是一个中国小男孩从懵懂的幼儿时期跌跌撞撞地进入丰富多彩的童年生活，开始他人生最初的社会接触与人际交往。小皮卡 和所有的孩子一样，善良、单纯、天真，却又有他的执拗和坚持，他打量着性格与命运各异的各色人物，经历着对他来讲稀奇古怪的各种事件，在这个过程中建立起 对这个世界和社会的认识和了解，感受着光明与黑暗、温暖与苍凉，在五味杂陈的成长滋味中慢慢长大。 
《中国名娃·小皮卡》是围绕着小皮卡和他的小伙伴们开始意识到在这个强有力的世界中，自己是何等弱小这一时刻展开的，这个世界不是围绕着孩子们 运转的，是孩子们难以了解的。作者用惯有的唯美手法写出孩子世界里的无助和柔软的一面。故事的第一篇讲述一个温暖的故事——一辆运鱼的卡车遇到了坑洼，一 水箱的鱼，几百条就这样甩出去落在大街上，于是世间百态呈现，有帮司机抓鱼的，也有偷鱼的，而善良的小主人公皮卡除了帮助司机叔叔找到偷鱼的人，挽回了损 失，还为了一条遗落的、他眼中最大的鱼而不停地努力寻找。尽管在大人眼中多一条鱼和少一条鱼其实没有那么重要，但这便是孩子眼中的世界。孩子的世界往往在 大人眼中是无足轻重的，反过来在孩子的眼中或许能成为惊心动魄的大事，这种“大”与“小”的转换，恰恰是符合孩子的儿童心理。儿童文学评论家孙建江说过： “在成人那里，大就是大，小就是小，现实是什么样子，作品也应该是什么样子，即使是发生变化，也是有相当现实参照的变化。而儿童不一样，对他们来说，世界 充满了未知数，什么是幻想，什么是现实，本身就没有一个明显的界线。因此，儿童并不看重艺术对象与现实之间的那种直线对应关系。他们所注重的是一种他们认 为可能的东西。”在曹文轩的文字里，字里行间便处处透露出对孩子的尊重和理解，也始终遵循他在创作过程中“儿童书是为儿童的”原则，一个儿童作家的写作是 不能“写低”了孩子，一旦在文字上有所反映，孩子们会立刻感受到成人的傲慢，从而不再看这样的文字，因此一件事物无论它多小，显得多不重要，都必须有它固 有的趣味和意义。 从这本书所讲述的题材来看，都是一个孩子童年成长生活中发生的小事，关于亲情、关于友谊、关于学习、关于自然和动物之间发生的一个个故事。这与 过去的说教，以教育为目的的，有宏大主题思想的儿童文学截然不同，通常人们更愿意相信一个道理，深刻的、巨大的意义是藏匿于这些大物象之中，意义之大与物 象之大成正比关系。曹文轩自己也说过：“由于相信这个道理，从前的中国儿童文学、乃至中国文学创作会不自觉强调对重大题材的选择，并将这种选择看成是文学 的一个不可丢失的方向和衡量一个时代高下与否的尺度。其实这是一个很不可靠的道理，是一个听上去有道理而实际上未必有道理的道理。” 《中国名娃·小皮卡》其中一篇《没有底的水桶》讲述的是皮卡在上学期间，受到所谓“坏孩子”——马飞和马强兄弟俩的欺负，而欺负的形式和我们小 时候经历过的一样，打架和抢钱。皮卡在经历种种被欺凌的过程后，他和哥哥皮达用智慧将马强送进了少管所，而失去马强这把保护伞的弟弟马飞再也厉害不起来 了，更没有孩子去理会他，此时的他顿时像油麻地田野上秋天的向日葵，终日耷拉着脑袋。善良的皮卡在这一刻又表现出他富有同情心的一面，故事的结尾，皮卡递 给马飞一个可乐，一路上他们谁也不和谁说话，直到皮卡将喝完的可乐罐抛向远处，而马飞也学着皮卡的样，将手中的罐子抛了出去，于是两个孩子都笑了。故事自 始至终都没有交代这兄弟俩的家庭情况，可是从两个孩子整日游手好闲，都是留级生来看，他们会这么使坏，也不难理解，因此我们不免对这两个小霸王心生一丝同 情，一分怜悯。当我读到“马飞问皮卡，我身上还有骚味吗？皮卡想了想说，没有”的时候，我的内心荡起一阵暖意，最后马飞又说，这我就放心了。将故事结局带 入不经意的升华，平平地写起，平平地叙述下去，到了结尾却让人的心灵受到不小的撞击。皮卡作为一个孩子，他不仅勇敢，在强大的恶势力面前，他小小的身体却 有着不屈服的尊严，而遇见需要帮助的弱者哪怕曾经是伤害过他的坏人，他也懂得人与人之间交往过程中的体贴和暖意，这样的故事对于成年人来说，也是不小的教 育。 读《没有底的水桶》自然而然让我想起鲁迅先生写过的一篇文章《一件小事》，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力车夫和一个知识分子，面对车把带倒一名老人 的问题上处理方式截然不同。知识分子希望车夫不要多管闲事，不能耽误自己的时间，而车夫却不予理会，勇于承担责任将老人送到巡警所。文章结局我至今记忆犹 新： “独有这一件小事，却总是浮在我眼前，有时反更分明，教我惭愧，催我自新，并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鲁迅先生将小事写出了人性中的善与恶，小人物，大人 生。在这点上，曹文轩的写作方式是延续鲁迅先生的足迹，遵循中国古典主义诗性文学传统，他的小说能在平平常常的事件里生发出来一种不平常，从而塑造了独属 于他自己的一方水域中的孩童形象和中国人形象，如同《诗经》在表现个人感情上，克制因而显得平和。在我看来，相比生活和阅历的深度和广度，情感的深度和广 度更为重要。古往今来，一个好的作家，要有同情心，要有正义感，这样才能谈得上真正的人文关怀。 《翻过大墙》是《中国名娃·小皮卡》系列丛书中一篇具有想象力和魔幻色彩的故事，它讲述了皮卡的同学马丁，因为瘦弱，迟迟做不到一百个俯卧撑而 不断练习，直到有天做到昏迷而一动也不动。在此之后，神奇的事情发生了，苏醒过来的马丁成绩却如同直升火箭一般，门门都是第一。当皮卡请教如何取得好成 绩，马丁告诉他，只要趴在地上，抚摸大地，心里企盼的100分一定能实现。此后皮卡便学着马丁一样，在考试前也趴在地上，张开五指，抚摸大地，然而奇迹并 没有在他身上发生，即使后来多次考前实验，成绩不但没有上升，还因为他没有好好复习，成绩直线下降。这时候学校的老师和家长，所有人都认为是马丁的脑子出 现了问题，而只有皮卡还坚持认为马丁是个正常的孩子。当马丁最后离去的时候，在他们常趴在一起的空地上，他仿佛又看到趴在那里的马丁，同时看到了自己…… 
如果从现实本身来看，这篇故事中发生的事情是肯定不可能发生的，但是当你读完后，却又觉得如此真实可信。文学艺术之所以是人类精神生活的特殊产 物，关键不在于它们是如何客观反映人类现实的生活景象，而是通过自身特有的形式，为生命的存在和人类精神活动的本质进行不懈的审美表达。一位儿童文学作 家，首先应是个会讲故事的人，怎样将故事讲得动人而好听，除了有说服他人的本事之外，还应该有良好的细节处理和高超的文本驾驭能力，他必须使自己笔下的故 事在整体上具有充分的可信程度，尤其是那些直接陈述现实生活的作品，必须在整体上具有强大的逻辑关系。普鲁斯特说过，小说是一种美妙的谎言。劳伦斯也说： “艺术语言有一点奇怪：它百般支吾，闪烁其词，我的意思就是说，它拼命撒谎。”纳博科夫表述的更具体：“一个孩子从尼安德特峡谷里跑出来大叫狼来了，而背 后果然跟着一只大灰狼——这不成其为文学；孩子大叫狼来了而背后并没有狼——这才是文学。那个可怜的小家伙因为撒谎次数太多，最后真的被狼吃掉了。这纯属 偶然，而重要的是下面这一点：在丛生的野草中的狼和夸张的故事中的狼之间有一个五光十色的过滤片，一副棱镜，这就是文学的艺术手段。”文学通过必要的夸大 的手段，编织那些美妙的谎言，从而去揭示生活中那些未知的新世界，展现创作者对这个世界的发现和思考，这是一个创作者的最基本的叙事技能。曹文轩深谙艺术 的魔力，因此《翻过大墙》加入各种意想不到的故事情节和细节处理，就显得格外的丰盈、充实，耐人寻味。故事在皮卡近乎虔诚的趴下的仪式中结束，这种丰富的 内心活动，又展示出孩子灵魂深处近乎透明的善良和淳朴，这使得整个作品超乎日常的伦理，变成了对卑微生命的自然敬畏。 对于曹文轩以往作品的印象最多的关键词便是“苦难”二字，曹文轩自己也讲，在写作中不要回避为儿童展现世界的复杂性，他觉得如果一个生命没有忧 伤与悲痛，那这个生命是没有质量的，所以儿童文学不应该是只能给孩子带来快乐的文学，而应该是能为孩子带去快感的文学，这部分快感包括了喜剧快感和悲剧快 感。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小女孩》，就是能为孩子们带去悲剧快感的作品。真正的苦难是不分贵贱的，一个穷人和一个有钱人的苦难、一个孩童和一个成人的苦难， 事实上没有什么实质的区别。真正的苦难也并不是有关生存，而是与灵魂有关。灵魂的苦难才是人类永远摆脱不掉的苦难。 今年4月份曹文轩在意大利博洛尼亚荣获国际安徒生奖，成为中国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作家。国际安徒生奖评委会的颁奖词精准地评价了曹文轩文学作品的 审美特质和精神特质，颁奖词写道：“曹文轩的作品读起来很美，书写了关于悲伤和苦痛的童年生活，树立了孩子们面对艰难生活挑战的榜样，能够赢得广泛的儿童 读者的喜爱。”而在此后即将出版的这套新书，苦痛已经不复存在，尽管依然延续曹文轩文字中那种悲伤，但是如颁奖词里面所说的一样，那是用美去书写孩子们的 童年世界。 《中国名娃·小皮卡》与作者前几部作品最不相同之处在于，同样都是童年的叙写，但这一套却是和时代相匹配、没有过往的时代背景，有的是现代孩子 们的心灵世界。现在的中国发展变化巨大，现在的孩子早已不是过去的模样，甚至混淆于成人的世界。于是到这个时代，孩子内心的困惑变成了整个社会对他们的困 惑，不知道他们这一代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于是中国儿童作家以往的写作经验已经不适应现在孩子的阅读要求，他们这一代与父辈的沟壑如 此巨大，又如此隐秘，于是曹文轩在这部新的作品里尝试用非虚构的形式，来描绘不一样的童年世界。《中国名娃·小皮卡》里面有讲述孩子和动物之间的友谊，如 《灰狗灰灰》中那只因为误解而遭到遗弃的小狗、《会飞的帐篷中》中不小心飞走的八哥；有讲孩子与家人之间深厚感情的，如《大笛子小笛子》中独自和爸爸生活 在一起的何自达，因为思念远方的母亲，坐在石头上吹笛子直至深夜；有讲孩子与老师之间感情的故事，如《停不下来的山地车》中得了怪病的数学老师，喜欢他的 皮卡不得不与之分开；也有讲孩子各类爱好和喜欢的物件，却因为喜新厌旧，终究无法坚持下去的各种故事。在这些故事里我们能轻易找到童年的影子，在这每一个 故事里，哪一部又何尝不是童年中的烦恼呢？童年的那些小烦恼、小离别、小忧伤在成长的道路上都将是抹不开的疼痛回忆。 一个人从童年直至成年，往往以成长中的疼痛和逃脱不了生活所有的严酷为代价，而这种代价不应该从童年中剔除，而是带着童年的梦想和活力，向另一个世界努力伸展，我想这才是作者真正的创作目的。童年的苦难不是走向毁灭，而是代表一种希望。 阅读曹文轩的作品，绕不开的还是文中诗情画意的美，一篇篇小小的故事，在他的笔下便能写出诗意来。在开篇《纸箱里的女孩》里，皮卡找到那条大 鱼，在准备放入湖中的时候，围观的大学生问皮卡，是放生吗？皮卡还是孩子，他听不懂放生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说，我不是放生，我是放鱼。寥寥数语，准确反映 出孩子的心理，朴素童真的语言让人一下子回到简单、天真清澈的状态。作品中多次出现用海浪、船舶比喻人心理活动的优美语言，比如《停不下来的山地车》中写 道：“他像一只没有舵的船。这只船常常失去方向而又无法得到纠正……这街、这校园只不过是狭窄的小小河流，而且这小小的河流，还有数也数不清的其他船 只。”“玩烟壳的欲望，曾像汹涌的海潮一样，而现在，海潮退去了，喧闹甚至是咆哮，都随海潮而去，一切都平静了下来，平静得好像不曾有过海潮的席卷和浪花 四溅。”题旨已在意象中包容，随之而来的是漫山遍野迎着太阳盛开的五彩缤纷的诗歌世界，那里面有无尽的曲径通幽，也有无尽的柳暗花明。在多处故事的收尾之 处，作者呈现出来的古典语言节奏如水波，且无痕迹，交换自如，动人的文字自觉成河。 无论如何，看到曹文轩此次获奖，除了铭记以他为代表的优秀的中国儿童文学作家为世界儿童文学所作出的杰出贡献，更意味着中国儿童文学创作从此获 得了一个新的起点。就像安徒生在童话里写的那样，有诗意的人听得见马铃薯在唱马铃薯的歌，没有诗意的人只看得见马铃薯。曹文轩就是那个能听见马铃薯歌唱的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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