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先生们的忘年交,李辉自言受益多多 段旭 摄 李辉,著名传记作家。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1982年在《北京晚报》担任文艺记者和文学副刊编辑;1987年11月至2016年10月,在《人民日报》文艺部担任记者、编辑。主要作品有:《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沈从文与丁玲》《萧乾传》《沧桑看云》《在历史现场》《巴金论稿》等。 李辉编纂的“副刊文丛” 去年10月,传记作家李辉年满六十岁,正式从人民日报退休。他的媒体人生涯相当漫长,长达34年。 如果说他是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采访中国现代文学名家最多的记者、编辑,当不为过。但李辉并未仅仅停留于充当一个旁听记录的新闻工作者,他由采访、交往而深入历史本真,收集了饱满的故事和史料,成为以文学拓宽历史的写作者。 李辉一直很招文化界老人喜欢,老人们叫他“小李辉”,不少人记得他的生日。刚退休的李辉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忙碌:应某杂志之邀,开写自己所熟悉的文化前辈,专栏定名为“先生们”。他计划写24位先生。第一篇从巴金开始,随后几篇是董乐山、萧乾、潘旭澜、汪曾祺、郁风等。李辉在微信朋友圈这样写道:“时间如此流过,先生们的风范犹存,温暖于心。” 1 李辉在报业颇有声名,但从没做过报社领导,一直是人民日报的副刊编辑。到55岁时,副刊部主任说“你已经过了55岁,还天天做版面不太合适,就转任文艺部的办公室干事吧”。于是,相熟的朋友都开玩笑称呼他为文艺部“高干”——其实是“高级干事”的意思。 干了一辈子“普通编辑”工作,在世俗的眼光中,李辉的职业媒体人生涯终结得似乎有点平淡,但李辉并不这么认为,“我觉得没有必要都挤一条道。当领导就要开很多会,我做个编辑挺好的,比较自由,也比较放松。我认识的好多老一代文化人,也都是这样的,活得挺自在。” 李辉所认识的“老一代文化人”,个个都是名头响亮的大腕儿,巴金、萧乾、冰心、沈从文……李辉与这些文学大师有着宝贵的面对面交流经历。他也出版过《沈从文与丁玲》《和老人聊天》《百年巴金——一个知识分子的历史肖像》等多部书写文化老人的作品。 谈到与不同脾性的老先生的相处之道,李辉在接受现代快报记者采访时认为,最重要的是对老人的尊重,其次是坦诚。”我跟先生们打交道并不是刻意要做什么,只是因为我是副刊编辑,他们是作者,确实需要存在这样一种交往。而交往过程中,谈得很投机,就会形成一种长期的交往。” 在李辉看来,每位老前辈都是一本大书,“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通过跟他们聊天,我了解了很多东西。我有幸通过他们来触摸过去的那个时代。”李辉也很尽心地帮老人们做了很多工作之外的事情,比如整理文章、记录口述、编辑出书。 李辉认为,之所以能够与老人愉快相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那一代人都是比较谦和的,没有架子,所以你有什么事情他们都很愿意帮忙,这就让我很感动。从这点来讲,我也特别愿意为他们做点事情。” 2 1978年,李辉离开湖北随州,考上了复旦大学中文系。 这年年底,上现代文学史的课间休息,同学陈思和(后任复旦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找他聊天,大家都对巴金感兴趣,就打算一起研究。 两人于是去中文系资料室借巴金的书。进门一看,一个60多岁的瘦小老头坐在那儿。他问,你们找什么书?两人回答,想借上世纪60年代出版的巴金十四卷文集。老先生听后建议他俩不要看这个。他带他们到了另一个书柜前,告诉他们,研究一个作家,要从最初的版本开始看——他拿出的,是民国的版本。 这位老先生就是文坛鼎鼎有名的贾植芳先生。 认识了贾植芳后,李辉每个星期总要去他家几次,聊天,顺便蹭饭。所以贾植芳的日记里有很多“李辉今天来吃饭”。李辉后来说:“贾先生是我们做学问最早的引路人。” 1979年贾植芳获得平反后,组织青年教师编巴金的研究文集,也让李辉和陈思和参与了进来。李辉说:“他没给我们上过课,但一直指导我们做巴金研究,后来也是我和陈思和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1985年,李辉和陈思和合著的第一本书《巴金论稿》,也是贾植芳做的序言。 李辉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感慨当代的师生关系大不如前,“现在老师太忙了,带很多研究生,学生见老师一面都不容易。而老师能够和学生经常在一块聊天,这个恰恰是教育的最高境界。像我们虽然毕业离开复旦,但我们和老师的感情永远不会断,因为感情太深了。” 3 1982年,大学毕业后,李辉选择进了北京晚报。他觉得晚报会比较自由。 李辉在大学时研究巴金,到晚报后有机会见到了巴金的京城好友。那时候很多老人都健在。他就去找冰心,找沈从文,找萧乾,找卞之琳,他们都跟巴金关系很好。 这就成了李辉的“巴金圈子”。他的另一个圈子是“胡风圈子”。胡风的圈子就是贾植芳的圈子,贾植芳写信给胡风,向他介绍“小李辉”。 这两个圈子后来成为李辉写作的主要领域。 被朋友戏称“爱折腾”的李辉,刚退休就接到活儿,应某杂志之邀,开写自己所熟悉的老前辈们,专栏就定名为“先生们”。他计划写24位先生。第一篇从巴金开始,随后几篇是董乐山、萧乾、潘旭澜、汪曾祺等。李辉在朋友圈写道:“时间如此流过,先生们的风范犹存,温暖于心。” 谈到这次人物写作跟过往的不同,李辉说“这次是把自己放进去了”。 “有些人没单独写过他们个人的事情,比如金庸、梁羽生,想通过开专栏的方式逼自己把没写过的人用几千字写一写。对于以前写过的人,过去写的是长篇传记,我现在写的侧重点是我与他们的交往,比如萧乾在信件中对我的点拨等。” 此外,李辉还在张罗另一个事儿,那就是编辑副刊文丛。“我觉得有必要将中国各地报纸副刊的作品,以不同编辑方式,予以整合,集中呈现,使纸媒副刊作品,在与新媒体的博弈中,以出版物的形式,留存历史,留存文化。”他希望日后人们可以借这套丛书,领略中文报纸副刊曾经拥有过的丰富景象。 今年年初,“副刊文丛”(第一辑)已经发布。他希望用十年乃至更长的时间,来完成这个浩大的编纂工程。“编丛书费了很多精力,但通过编书也认识了很多人。所以,做文化就是个滚雪球的过程。” 退休后的李辉仍然显得忙碌。“我安排的计划还算比较合适,知道哪个时间段做什么,所以问题应该不大。当然,我也提醒自己,退休后要注意悠着点儿。” 通过跟先生们聊天,我了解了很多东西。我有幸通过他们来触摸过去的那个时代。 对话 写文章 还得是内容为王 读品:去年您退休了,生活有哪些变化? 李辉:退休后休息时间多了,早上睡到自然醒,下午还可以打个小盹——以前从不睡午觉的,现在也有时间了。没退休时主要是给《收获》写一些长文章,现在给杂志写一些几千字的小文章。 读品:您受邀在写一个关于“先生们”的专栏,其实这些人物您之前花过颇多笔墨,这次再写,有何新的感想? 李辉:过去有些人写的是长篇传记,比如萧乾、巴金、冰心。去年一月,白岩松跟我说,你应该不光写他们,也应该写写你眼中的这些人,你跟他们交往的故事。因此,对于写过的人,过去谈的都是他们的事儿,现在我写的侧重点是我个人与他们的交往。 读品:您在编纂“副刊文丛”,目前进展如何? 李辉:第一辑十五种已出来了。全国各地的报纸副刊部大都与我们建立了联系。第二批2017年出的可能就是二十到三十种了。 现在分两个系列,一个是以栏目的形式、栏目相对集中一个主题,方便阅读;另一个是专栏作家、编辑的个人文集。我想把全国的中央级、省级、地级市报纸都打通。 读品:对微信公众号上一些历史写作者的标题党文章,您怎么看? 李辉:这好像是互联网时代必不可少的东西,他要吸引读者看,就要起一个轰动的标题。这个标题如果能够和内容有很好的结合,那问题也不大。关键问题是,确实哗众取宠的标题很多,跟内容没多大关系。我们几个朋友合开了一个叫作“六根”的公号,坚持了快三年了,共识就是要做扎实的内容。我觉得不管是副刊,还是微信公号,还得是内容为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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