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中国文坛著名的老摩羯给另一位著名的老摩羯写了一篇雄文,其中有这样的句子—— “他是这样的动物,冲到野外他是一匹马,关在家里头,他是一只静卧的虎。” “这个人绝不像大多数人所看到的那样温文尔雅,在精神上,他狂野,嚣张。他有享乐的冲动,这个享乐就是撒野。” “当然,在他撒泼的时候,他会记得把好看的衣服先脱下来。他不会弄脏自己的。等疯够了,他将再一次披上他的华服;他会从另一棵树上取下围巾,挂到脖子上去,校正好左右的比例关系,十分好看地迈向远方。” “语言在他的怀里烧得慌。他得自言,他得自语。他哪里是写作?他那是闷骚;是一个人把自己闷在家里,对着自己满腹的才华撒泼一样地得瑟。” 著名作家毕飞宇“爆料”的“这个人”是谁? 了解“这个人”的朋友们大多会会心一笑。 他的围巾、烟斗、他的书法、他的琴、他慢悠悠的圆融的声调,以及最近时常出现的当镇纸的那只精灵般的“青鸟”、他饶有兴味谈论事物的方式、他的彬彬有礼和谈笑风生,都正在成为中国文坛独树一帜的“李氏”风格。 他就是作家、文学评论家李敬泽。 当李敬泽的朋友说他的文字“花团锦簇”时,这个新春除夕夜守岁,他在家中练书法,又开始画起花花草草,自幽一默:“老干部没事画几笔,咋了?” 各种文玩够了,他最在意的还是写作。他的新书,名叫《青鸟故事集》。 知天命了都还没定型的作家李敬泽,写作上越来越任性了,我们不敢预测李敬泽的下一部作品会是什么? 评论家吴亮也写过——批评别人那么久了,也让别人评评你的小说呗。 李敬泽在和记者的对话中说:我是个新锐作者啊。“如果说我对自己还有点满意的话,那就是,我依然觉得前边有很多可能性没有穷尽,跃跃欲试。谁知道呢?也许真的写小说,卖一个大大的破绽给大家。” 让我们近观作为一名作家的李敬泽,他将如何挥霍自己的才华,他如何观照物,他将给中国文坛带来什么。 从新书《青鸟故事集》聊起—— 李敬泽:我是个新锐作者 物质与精神 有时候,比如在良渚玉器那里,物质本身就是精神,人的精神生活由此获得本质和形式 记者(以下简称记):《青鸟故事集》,你最后落款的“于野狐狸庵”,是为这部你说的幻想性作品故意设立一个野狐禅味道的地点? 李敬泽(以下简称李):那是远藤周作的斋号。远藤是我最倾慕的作家之一,你知道他的写作正好就是关于日本与异质宗教的相遇和纠缠。写《青鸟故事集》时我没读过远藤,后来读了,相见恨晚。去年我到了长崎,在海边的远藤纪念馆,旁边就是《沉默》中洛特里哥上岸的地方。那时,我就想到借用他的斋名。他是个野狐狸,一个人,执念于如此寂寞、隐秘、复杂难言的境遇,他会感到自己都是荒野中的狐狸——不是《聊斋》里香艳的那个,是荒野里因过于灵敏而永远惊恐的那个。 记:看了新加的“抹香”这一部分,你开篇即写香,通过物的呈现,可以接上断裂的中国人的生活史吗?换句话说,这是不是新时代物质生活好了,人们的身体和精神也在慢慢地松弛的表征呢? 李:你这是自问自答呀。物当然是重要的,别忘了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如果你是个考古学家,这还会成为你的信念,时间是海,人类的物质遗存是唯一的船。而且,你会意识到,对人来说,几乎没有什么是纯粹的物质,人之为人就在于把物质变成人的物质,有时候,比如在良渚玉器那里,物质本身就是精神,人的精神生活由此获得本质和形式。 好吧,不说那么复杂。我当然同意你的看法,中国发展到现在,从普遍的家无余粮、身无长物,到一定意义上的物质丰盛。物质对我们来说曾经那么沉重,事关基本生存,渐渐地,物质会“轻”起来,对越来越多的人来说,它不再是限制我们、把我们摁在地面上的东西,我们有可能轻逸起来,在物质中为自己构建一个趣味的、审美的、意义的世界。 中国人的感官生活 中国古人的趣味不是那么直男的,他们对自身身体的想象固然比现在更中正严肃,但同时也更有宽度 记:你书中描绘的唐宋时期,中国人优雅地放纵着自己的身体,进而你说,中国古人并非不曾发现自己的身体,只是他们发现的方式跟欧洲人使身体暴露在阳光下不一样,比如他们熏香,你个人在生活方式上是否也追慕着一种率性而为的身体主义? 李:不知道你说的“身体主义”是什么鬼。 记:一说“主义”就玄乎了,就是从身体感官等的享乐感觉出发的生活方式呗。 李:我自己也不那么率性而为。我的意思是,古代中国对身体的看法是复杂的,一种是孔子那里,你是个君子,就要端正衣冠。子路结缨而死,“君子死,冠不免”,宁可被人捅刀子,也不能披头散发。身体是自然,而衣冠如“文“,有了这个文,才有礼,才有文明可言。 当然另一方面,我们还有一个放达的传统,不衫不履,扪虱而谈,很恶心是吧,这是对过度的“文”和“礼”的反拨,当然后来到唐宋,黑社会流行纹身,九纹龙史进,纹得像摇滚,那本是原始蛮风,后来成为一种社会标记。郭德纲相声里说,现在的黑社会也要纹身,否则收不到保护费,一不小心纹了一个蜡笔小新。还有就是,我们有一个审美的、感性的传统,比如到宋朝,君臣宴饮簪花,一人头上一朵大红花,这在现在很难想象,但这个传统下才有了中国文化中一些最美妙的因素。总的来看,中国古人的趣味不是那么直男的,他们对自身身体的想象固然比现在更中正严肃,但同时也更有宽度。 如果要建个十人朋友群,他选谁—— 姜夔、宋徽宗、张岱……十个不够啊 文学家落伍了 那种死盯着帝王将相、王朝鼎革的办法,早已不是史学主流,而文学家还在用旧方法 记:你说,物比人走得远,又说,“人们的物质生活,女人和男人的食物结构,衣服是什么布料,在哪儿生产、怎么生产、如何流通,这些日常的、构成所谓“大事”之基础和条件的事物才是真正重要的,是在底部推动着历史的运行。” 那么中国漫长的历史是否完全可以换种方式书写,比如不再按改朝换代、农民起义、政变的节奏写?还有细节,这是否也是文学家写历史特有的方式? 李:这当然不是我的发明,从马克思到布罗代尔,都是这么看的。那种死盯着帝王将相、王朝鼎革的办法,早已不是史学主流。所以,你的问题应该反过来,不是文学家有什么了不起,发明了新方法,而是文学家的脑袋普遍陈旧封闭,还在用旧方法,在这方面,文学界是远远落在史学界后面。这种陈腐的历史观,反映到文学作品中,再和传统的大众历史想象结合起来,严重扭曲了中国人的历史视野。 记:《小春秋》到《青鸟故事集》,“李氏”历史充满鲜活、艳异、野性与自由,斯文与杂耍纵横交织的气息,在这条道上有没有要追赶的目标?通过这两本书,感觉你在匡正国人对中国人的民族性格的认知,你的书写是有这样的意图吗? 李:目标?有啊,很大。就是《左传》和《史记》。现在正在写“春秋”,不是《小春秋》是“大春秋”了,把春秋从头到尾写一遍。这个过程中几乎每天都要拿起《左传》、《史记》》读几页,那真是雄奇峻伟!对我来说那其实不是目标,你当然追不上,也不必硬学,但你要知道有那样一个境界在。 我们对自己历史的了解和认识太贫乏了。大家都在谈国学谈传统,可是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波澜壮阔、千差万别,你说的是哪一段哪一块儿?就像现在造假古董,建筑一起来就是清式,清式的建筑包括室内陈设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丑的,为什么不是唐宋?你脑子里只有土得掉渣的大清啊。所以,无论是回到春秋,还是关注唐宋以来的中外交往,都是为了认识自己,让我们意识我们自身其实是多么丰富。有很多不好的东西,也有很多好的,被我们忘了。 做飞鸟型的作家 永远不会有一个和英语的莎士比亚等值的汉语译本,就像永远不会有与汉语等值的英语《红楼梦》 记:你写了近代史中“翻译”这个角色,讲到20世纪初的翻译们就像是躲在洋饭店里换装束,照镜子,里外不是人。读了《青鸟集》才知道翻译这种角色起初是被当成吃里扒外的汉奸一样的,要受惩罚,还知道那时中国人还不让外国人学中文,以此来闭关锁国,那么“青鸟”的象征意义,是否指向东西方不同文明间“青鸟殷勤探看”呢?写这样一本貌似轻、奇、巧、妖的书,你是否藏着一个蛮大的抱负:关于文明间的对话和交流的? 李:是的。对异质经验的好奇,与外面的世界、陌生的人和物的对话,以至于面对未知的冒险精神,这是我们文明中最可宝贵的品质,否则哪里会有丝绸之路? 你看看地图就知道,在地理上,我们这个文明自成一个单元,在地理和心理上都很容易自我封闭。正是因为有了那些“青鸟”,有了鲁迅所说的“舍身求法”的人们,我们才保持着活力。在这个全球化时代,对话和交流表面上是容易了,实际上恐怕更难了,“误解”每天都在大规模地生产和消费,人们的心态、知识人的心态和两三百年前常常没什么差别。青鸟经过李商隐的书写,变成了爱情之鸟,但在远古神话中,它是连结不同族群、穿过各种语言的鸟,这到现在也依然是一只寄托着理想的鸟。 记:朱生豪把莎士比亚翻译得文雅化了,你怎么看? 李:莎士比亚恐怕是最难翻的。我想我们永远不会有一个和英语的莎士比亚等值的汉语译本,就像永远不会有与汉语等值的英语《红楼梦》,这就是翻译的绝对限度。“青鸟”们不是无所不能。 记:我发现你很喜欢鸟与鱼的意象,你也喜欢村上春树,有次评诺奖作家时,说到两种类型,飞鸟型作家与巨兽型作家,你说偏爱飞鸟型的作家?你自己是哪类? 李:鸟类。 写作之美 胡兰成的套路,初看惊艳,看久了也烦。他的问题是不诚恳,机灵抖得眼花缭乱 记:我觉得似乎在你那里,美作为一个不附加别的东西的单独的存在,意义是很大的,似乎在这一点上,你也认同有人鱼线的三岛由纪夫。这么说来,当下中国人对美的追求上,你怎么看呢?从文学到生活,你觉得美的位置在哪儿? 李:这可是要命的问题,最说不清的,而且一说就是陈词滥调。自蔡元培、周作人倡言美育以来,到现在,围绕美这个词几乎没法儿聊天,因为每个人的意思可能都很不一样,说的不是一件事。 我喜欢你这个说法:“美作为一个不附加别的东西的单独的存在”,这很有意思,在柏拉图《会饮篇》中,女祭司第俄提玛曾经长篇大论地传授爱欲的秘教,在她那里,美成为了人生的目的,包含着终极的意义。你提到三岛由纪夫,我也喜欢他的《金阁寺》,他决定了要切腹自杀,又不想死得难看,他一直在健身,练腹肌。这不是唯美主义,而是说,在某种文化中,可能存在深刻的精神上的冲动,把美设为终极目的。这很有意思,对一个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人来说,这构成了一种“不可能的可能”。 记:你的书中也提到胡兰成,你是怎么看待胡兰成的?你说“胸中不正则笔头文雅”,怎么理解?还有,语言文雅不如泥沙俱下好吗? 李:泥沙俱下,这得是不世出的天才。当得起这四个字的,古今中外也没几个。对我们这些人来说,还是好好说话为妙。就像孔子说的,“辞达而已”,把话说明白,尽量言而有文。 至于我那么说胡兰成,是说他的文章确实有才子气,胸中不正,但确实巧言令色,这个也是显而易见的,喜欢不喜欢那是另外一件事。总的来说,胡的套路还是比较简单的,初看惊艳,看久了也烦。他的问题是不诚恳,机灵抖得眼花缭乱。所谓“英雄欺人”,他不是英雄,却以为世人都是傻子,张爱玲烦他到死,我觉得也是因为这个,他后来那些文字也一直在欺负她。 他的读与不读 很多据说很伟大的书,我到现在也没读过,很多小书、闲书、冷书反而一见如故。人如此,书也如此 记:你的文风,大可以大得气吞山河,小就小到一缕香氛,是读各种杂书造成了毕飞宇所说的“李氏”风格吗? 阅读时,你对大书和小书的态度是怎样的?我说的大书,比如马尔罗晚年的回忆录《反回忆录》,小书比如你开篇提到的《枕草子》,这关乎阅读趣味,或更高层的价值判断吗? 李:没办法。学问搞杂了。杂着进来杂着出去,不分什么大小高下,这就是庄子的“齐物”,我现在达不到,但心向往之。 至于书,我觉得也不必分大小,是你的书就是你的书,《反回忆录》我看也不怎么大。很多据说很伟大的书,我到现在也没读过,也没什么负罪感,很多小书、闲书、冷书反而是亲的,一见如故。生而有涯,茫茫人世,和你有缘、有关的人其实有限,人如此,书也如此。 记:你的书中谈了“最初的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现在还是中学生必读课外书,就是列入考试大纲的,你说你自己九岁或十岁的时候,一边当着学校大队委,一边最喜欢的是冬妮娅,因为童年敬泽已经惊喜地发现美了,那么你要我们现在的孩子怎么面对美和正确呢?有没有什么建议呢? 李:更正一下,可能我写的时候手滑了。仔细回忆,好像我在小学最大的干部也没当到大队委。至于现在的孩子们,我没什么好建议的,我当初喜欢冬妮娅没让我变成了坏人或流氓,我想他们也不会。 记:有些男作家看女性作家的东西少?但我发现《枕草子》这样阴性美的女性作品也会被你喜欢,那么平时阅读选择不会在意作家的性别吗? 李:我不在意。从没想过按性别看书。《枕草子》、《源氏物语》我都很喜欢。《金瓶梅》绝对直男,《红楼梦》其实是男女合体的。 记:假设一下,如果你现在要建个朋友圈的群,要选十个不是生活在当下中国的人做朋友(可以任何古代或外国),拉进你的群,你会选哪十个人呢? 李:姜夔,教我写字。落难后的宋徽宗,和他谈谈往事。兰陵笑笑生,看他到底是谁,然后替他保守秘密。张岱,我一直梦想替张岱写一本书。项圣谟,看他发来天子祭天法服的图样,还有,远藤周作,还有,斯文赫定,还有李商隐,还有,坐在天一阁里的范钦,还有,朋霍费尔。十个不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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