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肖斌文/摄
    冯小刚很忙，下一部戏的演员还在门外试镜，他抽空拐到画室接受专访。中国电影导演中心冯小刚工作室内有一间空旷的画室，空气中还隐约有松节油的味道。墙壁上、地上随意摆着冯小刚的油画作品，画架上还有未完成的油画。而在画室的整面墙上，挂着六幅圆形的油画，看形状就猜到了题材——潘金莲。走近一看，果然是。
    这个画室里一切物体的色彩都有着高饱和度和对比度，和冯小刚的语言一样利落。他随意地倚坐在红色的单人沙发上，说：“开始吧！”
    《我不是潘金莲》比《一地鸡毛》更荒谬
    问：《我不是潘金莲》的叙事方式很荒谬。
    冯小刚（以下简称“冯”）：因为刘震云的小说看似很写实，但整个读完了其实极其荒谬，这是他特别有意思的地方。
    问：和《一地鸡毛》是不是有点相似？
    冯：对，它们是一个血型的。《我不是潘金莲》比《一地鸡毛》更荒谬。现在电影拍当代题材的不少，但大部分都是把生活给美化了。但从这个电影，可以看到社会各个层面的、由李雪莲带来的一种东西。
    问：这让人想起《秋菊打官司》，两个妇女都是一根筋地去寻找一个答案，你觉得两部电影有什么异同吗？
    冯：《秋菊打官司》说的是一件事儿，就是她要给“丈夫被村长踹了一脚”讨个说法；《我不是潘金莲》是由一件事儿变成了另外一件事儿，又进而说了更多事儿。李雪莲其实是一个药引子，通过她，我们看到了十几个跟她打交道的形形色色的男人。
    问：电影上映后引发了很多评论，有人说，你用一种轻松的荒诞包裹了深刻；也有人说，实际上没有任何意义。
    冯：电影出来了，打在不同的人心上，就会产生不同的反响。电影拍完了，大家聊它、议论它，其实跟我已经没有关系了。导演是一个动词，不是名词，他就是去干、去拍。至于拍完了怎么理解这个电影，里面有哪些内涵，那就不是导演去说的了，是由观众去发现的。如果问对我今后的创作有没有帮助？我今后的创作题材变了呀！
    问：你曾经是中国电影票房最高的导演，《我不是潘金莲》的票房并不是特别好。
    冯：这类电影的观众群就这么大，一千多万人次，肯定没有娱乐大片的票房好。我觉得把票房的包袱放下来比较好，不然你背到哪天算一站啊。拍一部电影费脑、费心、费体力，我快60岁了，时间有限，精力有限，还是应该去拍一些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东西。
    中国电影的类型应该更多，拍什么电影的导演都有。如果拍的是自己都没感觉的东西，市场再好，可我不是一个商人啊，我是一个导演啊。导演对自己拍的东西还是要真诚一点。
    问：那你认为什么是有价值的？
    冯：首先会考虑电影拍出来是不是言之有物。然后，很多年来，中国电影拍故事多，拍人物少，但我觉得还是要人物在前。比如，《老炮儿》里的六爷，《集结号》里的谷子地，《我不是潘金莲》里的李雪莲。
    刘震云的小说像一把手术刀，一点一点把中国社会剖开
    问：你和刘震云合作很多年了。
    冯：我们合作了四部电影，《一地鸡毛》《手机》《温故一九四二》《我不是潘金莲》，都很愉快。和他合作拍的电影，是可以留下来的。
    问：是不是中国最近的好小说不多，你的选择余地比较小？
    冯：其实，我们拍电影的理由挺简单的，就是看一部小说有意思，就拍了。我比较熟悉刘震云，比较喜欢他写的东西，结实。很多小说乍看挺唬人，仔细一想都站不住脚，在拍电影的时候就要不断地去堵窟窿。震云的小说是结结实实的。
    问：《一九四二》的那种惨烈，和《我不是潘金莲》的这种荒诞，你觉得之间有什么关联吗？
    冯：《一九四二》的原著有俩字在前面——“温故”，其实有“知新”的意思。拍《一九四二》，拍的是我们的民族性，和《我不是潘金莲》有相似的地方。刘震云的小说表面上让人看不到立场，写谁的时候就把立场放在谁那儿，但最终是可以看到立场的，还是人民的立场。
    比如写李雪莲，刘震云也把她当成“刁民”来写。我问过他，你同情不同情李雪莲？直到我把电影都拍完了，他才说，当然是同情的。
    问：他的小说立场看上去的确是飘忽的。
    冯：对，老奸巨猾。刘震云的作品不煽情。他的小说像一把手术刀，一点一点地把中国社会各个层面的东西剖开。他的创作全部是从生活中刨出来的，就像一个萝卜，根须上还带着泥土。文艺工作者还是要深入生活，拍那些留得下来的东西。
    导演应该回避让自己舒服的东西
    问：以我的理解，对你而言，喜剧贺岁片是一个阶段，《集结号》《一九四二》《唐山大地震》是一个转型期，现在又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
    冯：可能跟我的心态有关，年龄大了，过去觉得很有意思的东西，慢慢产生了审美疲劳；也可能后来拍的那些电影，其实我一开始就喜欢，只不过走了一个“曲线救国”的道路——要先生存下去。于是，先拍喜剧贺岁片，别开生面，也积累了观众的信任；然后，拍别的东西阻力就小了，机会就来了。
    问：现在的你是不是对普通人的惊心动魄更感兴趣？
    冯：拍《我不是潘金莲》这样的电影，我非常有快感，而且我能捕捉和丰富它；对那些瞎编出来的故事，我提不起兴趣，也许观众也挺喜欢看，但我high不到那个点上。
    我拍的都是和我们生活紧密相连的东西，是站得住脚的。一部电影里，演员的表演对不对，演官员的要以什么样的面目出现，我都很熟悉；可是如果拍古装、魔幻，离我们的生活特别远，我就不知道，我就拍不了。
    问：现在的电影和文学是不是面临相似的问题，缺少现实生活，空中楼阁比较多？
    冯：对，它安全啊！为什么有这么多古装戏、抗日剧，因为没麻烦、观众爱看。大家都在找一个舒服的、安全的方式去拍。有个导演说过，回避让自己觉得很舒服的东西，或者离开一个安全区去拍摄，这是值得鼓励的。我认为在这点上，我是这么做的。
    问：那你想拍什么？
    冯：其实从我的电影里就能看出我想拍什么。我们做导演，容不得任何虚的，所有人都在等你做决定：演员选好了没有，服装是不是这样的，场景、道具好了没……什么都要问你，有大量具体琐碎的事情。
    我想拍的几个电影已经拍了，《一九四二》《天下无贼》《集结号》《我不是潘金莲》，都是想了好几年才拍的。很多导演会拍一部和自己的青春有关的电影，我还没有拍过。这个愿望在我心中酝酿了很多年，一直在发酵。
    问：最后，你对年轻人有什么想说的吗？
    冯：每代人想的东西，high的东西都不一样，所以没有什么经验可供分享。你觉得有价值、有意思的东西，不同年龄段的人可能完全不这么认为。比如，我的女儿特别爱看撕名牌，我就完全找不到兴奋点。
    但有一点简单，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要把一件事做好，需要注意力高度集中。你专注才有可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如果你不够专注，你脑袋上天线特别多，那肯定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