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5年,正值西班牙文学历史的黄金时代,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在时人的欢笑和嘲弄中诞生。几个世纪以来,经不同时代读者的解读、体悟,这部作品已成为文学史上的不朽之作。2016年,纪念塞万提斯逝世400周年之际,《堂吉诃德》再度吸引了读者关注和审视的目光。面对21世纪阅读模式、阅读习惯业已改变的读者和当代全新的文化审美视域,这部作品在认知、价值和审美上会以怎样的方式被接受?堂吉诃德是否仍能引起我们发笑和沉思?
探讨文学作品经典性的话题,始终应当立足文本、回归文本,对此前辈学人早已有充分且权威的论述。然而,从现代接受美学的视野结合当下语境对文学经典重新思考,或许可以给传统的“经典”话题补充一些时代的新意。
揭示二元对立,彰显永恒价值
现代接受美学所提出的核心问题之一:“是文本还是读者决定阐释过程?”不同时代的读者对经典的解读因文化环境、阐释主观性和鉴赏力等问题,当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正如汉斯·罗伯特·姚斯所言,每个时代的读者都通过特殊的“期待视界”的透镜对文本作出反应。对于17世纪的读者,塞万提斯所描述的世界是鲜活的,人们“大多视堂吉诃德为有血有肉的凡胎真身”,在他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纳瓦罗语),他滑稽可笑、读来逗乐、解闷,是“十足的疯子,逗笑的活宝”;19世纪的浪漫主义者,却看到了一个充满理想和浪漫激情的堂吉诃德,赞美他“除旧布新”(海涅语)的勇气,视他为英雄来讴歌溢美;以乌纳穆诺为代表的“九八年一代”作家试图在他身上找寻西班牙民族文化的根源和民族复兴的希望;在我国,鲁迅、茅盾、杨绛等现代文坛巨匠也都从堂吉诃德身上看到了民族精神的力量。
读者反应批评学者霍兰德和布莱契认为,人类具有“同一主题”,恰似音乐主旋律的不同变体,然其同一性是稳定不变的。阅读根据这个主题加工文本,“用文学作品象征并最终复制我们自身”。每个时代的读者都把《堂吉诃德》与他们所处时代最关切的问题关联在一处,试图在这古老文本中寻到关于自身的答案,这也正是作品经典性的体现。
批评家曼努埃尔·德·拉·雷维利亚早在1875年就提出,塞万提斯有意识创作的《堂吉诃德》,是“历史的《堂吉诃德》”,“唯一主旨便是对骑士文学及中世纪的骑士理想竭尽嘲讽、批评之能事”;而他无意识创作的《堂吉诃德》,是“永恒的《堂吉诃德》,这部《堂吉诃德》高屋建瓴、深刻无比地揭示了理想和现实的永恒的矛盾”。
面临信仰缺失、精神匮乏、对物欲的过度追求、沟通的不可能性等诸多困境,荣格在20世纪提出的“现代人的精神问题”仍旧困扰着我们。于是,塞万提斯的作品,仍可照亮时下阴霾的角落。《堂吉诃德》描绘的理想之于现实、个人之于环境、内在之于外在、美与丑、善与恶等矛盾并未解构和消解,正如陈众议指出的,“作为经典的《堂吉诃德》无疑是一系列二元对立(或统一)的产物”,“崇高与滑稽、理想与现实、真实与虚构、知与行、新与旧”等矛盾,正是这些经典的二元对立造就了堂吉诃德这位“永恒的骑士”。而堂吉诃德所彰显的思辨精神、坚定的信仰、独立思考的人文气质和对时代的悲悯和关怀,仍能够表征当代人对自身的期待,在与读者进行“视界融合”(伽达默尔语)的过程中,体现具有普遍意义的永恒价值。
超越 “期待视界”,完成“自我翻新”
然而,成为经典本身也是一个二律背反的命题,作为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作品中的“权威”,20世纪解构主义对于经典的彻底否定,使得经典与读者之间的关系越发微妙。经典作品是否会如勒内·韦勒克所言:“作为权威与作者同时代的权威一样遭到相同的反对”?
西班牙学者冈萨雷斯·伊格莱西亚斯在《国家报》发表的纪念塞万提斯逝世400周年的文章中认为,《堂吉诃德》恰恰跳出了传统经典的困境,“堂吉诃德把所有他读过的经典化为梦境,将规则变为冒险。在诸多层次的游戏里,塞万提斯的作品至少成为了经典的2.0版”。
的确如此,20世纪以来繁荣的文学批评以当代熟悉的审美体验——如游戏化叙事、多重叙事视角、叙事距离控制、元小说性、狂欢化、对话与复调、后现代性等理论——再次对《堂吉诃德》进行多元、多层次的解读,大都读出了丰富的(后)现代意味,形成了文本批评的狂欢。《堂吉诃德》凭借自身的艺术性完成了在当代的“自我翻新”,从而不动声色地回应了解构主义对经典的片面阐释。它不是强加的权威,而是可堪效仿的范例,正如卡洛斯·富恩特斯所言,“塞万提斯和乔伊斯是两个典范,因为他们分头将现代小说推向了极致”,不再是高高在上不容置疑的“制度”与“规则”,而成为“可供把玩的游戏”;哈罗德·布鲁姆也说:“假如在最伟大的文学之中仍能找到人世游戏,那么舍此无他。”
《堂吉诃德》一次次超越读者的“期待视界”,拉近甚至消除文本自身与读者“视界变化”之间的距离。《堂吉诃德》问世之初,旨在清除其时盛行的骑士小说,然而作品本身的文学魅力却使它脱离作者的掌控,绽放出动人的光辉。梅嫩德斯·伊·佩拉约认为,骑士恰恰“在吉诃德身上得到了复活和升华”,称《堂吉诃德》为“最后一部、也是最好的一部骑士小说”。骑士小说与西方传统文化颇有渊源,奥尔特加·伊·加塞特认为,它“是史诗古树干上最后一次伟大的新芽绽放,是目前为止最后一次,但不是简单的最后一次”。
塞万提斯抨击骑士文学,却从未停止彰显骑士精神,这种英雄史诗精神传统不仅在西方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而且渗透到现代。19世纪英国著名作家沃尔特·司各特的历史小说,英国当代作家托尔金的《魔戒》,西班牙战后“世纪半作家群”成员安娜·玛利亚·玛图特的《被遗忘的古杜王》,以及英国儿童文学作家刘易斯的《纳尼亚传奇》等,都可称作当代“通俗英雄诗”的代表。尽管米兰·昆德拉哀叹当代小说的视野和空间越发“狭窄”和“封闭”,此类带有“史诗基因”的文学作品仍可折射出当代读者的一个精神向度——究竟是对现实困境、精神压力的想象性解决和超脱,还是对于史诗、传统与经典的回归与呼唤?
此外,塞万提斯借由笔下人物表达的关于骑士小说的创作观:“它为有才情、有想象力的人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可以任由挥洒……只要笔触超逸、构思巧妙,而且尽可能生动逼真,就一定会写出色彩斑斓、美轮美奂的作品来。一旦完成,必然秀色可餐、美妙绝伦,既给人以教益,又悦人至深。”这些也完全可以看作是对《堂吉诃德》本身十分贴切的评价。当代读者可以自由地进入《堂吉诃德》的文本,文化、时空的“陌生化”增加了阅读吸引力,也使读者可以暂时跳脱出昆德拉所述的当下“历史的束缚”,在广阔的叙事空间和想象的天地里寻求关于自身的答案。正如巴尔加斯·略萨乐观地表述:“《堂吉诃德》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自我翻新,无论是从美学的角度,还是从别的文化及其价值观来看,它都是一个真正的、取之不尽的阿里巴巴宝藏。”
尽管如此,不可否认的是,当下的阅读,一如我们的生活,已经被极大地改变。罗德里格斯·马林在一百年前就发出这样的感叹:“无论它多么精美、多么雅致,《堂吉诃德》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少有真正的读者了。”当代读者面临的浩瀚信息、过度丰富的网络和多媒体资源,以及碎片化、跳跃性、快餐式的“浅阅读”方式,都使经典阅读受到更大的冲击。
2016年,西班牙本土发起的纪念塞万提斯逝世400周年系列活动中,不少学者再次发出回归阅读的倡议。在这个“浅阅读”的时代,至少让我们期待《堂吉诃德》能够回到书桌或者电子阅读设备的显示终端,使我们再次体味传统阅读带来的惊喜,会心地发笑、畅快地做梦、理性地沉思。对经典最朴素的敬意和最有价值的传承,或许就蕴含于阅读之中。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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