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斯诺看来，现代学术世界被划分为人文与科学“两种文化”，它们之间的鸿沟如此之深，以致完全不能相互理解，甚至在情感上都几乎无法找到彼此交流的平台。在他的描述中，科学家是缺乏人文关怀的乐观主义者；而人文学者则往往以悲观的眼光审视人类的未来，远离现实，在历史或者自身的象牙塔中寻求安慰。斯诺关于乐观与悲观的论断无疑有失偏颇，然而即使在今天，他对科学与人文学科这两种文化之间的断裂所做的观察，仍然值得进一步思索。
如果说两种文化对彼此知识体系的陌生是由现代大学教育不断细化的体制所造成，它们对彼此文化精神的冷漠甚至轻视则是更加严肃、持久的文化问题。自然科学学者往往将自己的研究看做对真理的探索，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对人文学者的研究以不科学三字冠之，甚至视之为无病呻吟，清谈误国。而人文学者在奋起争取自身地位之际，则往往认为科学精神理性然而冰冷，严肃但是僵硬，缺乏人文与社会关怀。当前在世界各地高校开展地如火如荼的通识教育的确在一定程度上缩短了两种文化之间的距离，特别使得研习自然科学的学子更多地触及一些人文知识，但是这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两种文化对彼此的漠然，特别没有改变两种文化学者之间的隔膜。
当今世界所面临的最为巨大、普遍的危机是环境危机，全球日益变暖，淡水逐渐消失，尘暴四起，空气污浊，近半数的动植物已经灭绝或者濒临灭绝。这不是一家、一族、一个阶层、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所必须应对的危机，而是栖息在地球上的所有物种都无法回避的灾难，大部分历史学者却在这样的危机前丧失了自己一向引以自豪的敏锐触觉。在整个世界已经进入生态学世纪的时候，还有很大一部分历史学者仍然在自己的研究中坚持人类的唯一与中心，无视在自然之中存在着一样广阔、深邃的历史，而它已经在上万年的过程中间与人类的历史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被我们称为人类事物的历史中间，自然从来不是一块幕布，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人类命运的力量，并且深受人类影响、干预的存在。
在1959年，英国物理学家、作家C.P.斯诺在剑桥发表了题为《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的演讲，引起学界的轩然大波，而从此，“两种文化”也成功地进入现代学术语言，变为一个特定概念。在斯诺看来，现代学术世界被划分为人文与科学“两种文化”，它们之间的鸿沟如此之深，以致完全不能相互理解，甚至在情感上都几乎无法找到彼此交流的平台。在他的描述中，科学家是缺乏人文关怀的乐观主义者；而人文学者则往往以悲观的眼光审视人类的未来，远离现实，在历史或者自身的象牙塔中寻求安慰。斯诺关于乐观与悲观的论断无疑有失偏颇，然而即使在今天，他对科学与人文学科这两种文化之间的断裂所做的观察，仍然值得进一步思索。
如若对两种文化之间的对立追根溯源，人们可以追索至希腊时代德谟克利特、卢克莱修等人与柏拉图等关于物质与思想之间的争论。在一定程度上，这场古老的争论横亘在西方学术传统之中，将自然与文化，理性与感受，科学与人文割裂开来。然而，现代意义上两种文化的各持一端，却是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当自然科学昂然挺进大学讲堂，成为现代学术世界的执牛耳者时，方始真正形成。
在此之前，自然科学虽然已在现实生活中大显身手，但是在西方大学殿堂中，它却始终处于宗教学、拉丁文等传统文科的阴翳之下，甚至未能占有一席之地。然而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一方面，自然科学的发展日益成熟，学科内部的分化益见鲜明，对自然的研究在业余的自然博物学者中间逐渐难以为继，它要求用更加精微细致的数学模型，准确可重复的实验、数据来解剖、分析自然界的各种现象，建立各类专门的学科体系；而另一方面，在西方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过程中间，社会生活愈趋复杂，社会分工愈渐细化，社会问题愈显错综难解，因此，用专业化知识解决各类专门问题的需要也就愈加强烈。在洋溢着科学精神的维克多利亚时代，专业知识受到大西洋两岸国家，由政府到社会中、上阶层的普遍尊崇，人们呼吁用专业化人才来规划社会与自然，从而建立工业与城市时代的理性秩序。正是在这样的社会与学科背景下，自然科学的各门学科开始纷纷在高等学府中攻城略地，建立各自的规范。
在自然科学的强势进取中，人文学科黯然失色，丧失了在学术世界的权威地位。如此情况不仅在西方如此，在中国亦然。中国当代的学科划分大体秉持了自然科学求精求细的精神，人文学科内部也呈不断分化之势。就历史学科而言，出现了多种划分方式，部分方式成为体制，如中国古代史、近现代史、世界史的划分，部分方式则是学科内部的约定俗成，如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社会史，或者断代史、国别史等等。贯穿中国学统的文史哲交融在现代学科体系下已然分崩离析。但是必须看到，这并非仅是自然科学占据主导权之后的产物，它同时也是历史学本身发展的结果。当日先贤已有一部十七史不知从何说起之感慨，而今日历史学者所要面对之各类史料、典籍、以及汗牛充栋的研究成果，则不知较之当日多出凡几，直令任何个人皓首穷经，也唯得望洋兴叹。同样，历史学者的眼界与胸怀也大不同于当日，他们不仅仅在不同的二维空间中开疆拓土，更加突破了原有的政治史的圈囿，将历史学的外延扩展到社会的各个族群与方面，因此，它要求学有专长的学者在不同领域中投入自身的主要精力。就某种程度而言，当前的学科分化不仅仅是社会与学科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一种进步。
虽然在学科分化的趋势上，人文学科这一种文化深受自然科学这另一种文化的深刻影响，但是，斯诺当年关于两种文化的描绘却并非空穴来风。事实是，两种文化虽然在体制运行上颇具相似之处，它们之间的隔阂却是日益加深。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两种文化建立了各自的话语系统，一应陌生、艰涩的名词令它们之间长期沉寂的对话愈发困难。斯诺在他的讲演中，曾提到人文学者嘲讽科学家知识与阅读的贫瘠，几乎无人读过莎士比亚；而与此同时，人文学者却没有意识到自身在科学知识上的匮乏同样可观，一项如《李尔王》之于人文学者基本的熵理论，满座高贤却无人能给出解释。如此情况并非单纯发生在20世纪50、60年代的剑桥，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过后，它仍然是中、西方学者的常态，甚至更有过之。
但是如果说两种文化对彼此知识体系的陌生是由现代大学教育不断细化的体制所造成，它们对彼此文化精神的冷漠甚至轻视则是更加严肃、持久的文化问题。自然科学学者往往将自己的研究看做对真理的探索，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对人文学者的研究以不科学三字冠之，甚至视之为无病呻吟，清谈误国。而人文学者在奋起争取自身地位之际，则往往认为科学精神理性然而冰冷，严肃但是僵硬，缺乏人文与社会关怀。当前在世界各地高校开展地如火如荼的通识教育的确在一定程度上缩短了两种文化之间的距离，特别使得研习自然科学的学子更多地触及一些人文知识，但是这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两种文化对彼此的漠然，特别没有改变两种文化学者之间的隔膜。
作为最古老的人文学科之一，历史学的研究长期体现着这种冷漠。它的最直接表达在于自然在历史研究中的缺失。自然科学学者将关乎自然的各种问题视为自己的专属领地，而人文学者则在社会、思想、文化，或者一词以冠之——“人类事物”的领域中划分地盘。或者有部分自然科学学者将历史传记，通俗历史读本等等作为平日的消遣，但是历史学者所进行的研究却鲜少进入他们的视野。为何会有如此情况的产生？对历史学者而言，最简单的回答自然是将责任推诿与自然科学研究者对人文学科的漠然与无知。然而真正的历史学者，却无法满足于这样一个简单的答案，他们需要询问自身，究竟历史学者所思所言所写能够对自然科学家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具有什么样的助益。换言之，历史学者应当怎样去进行自己的研究，来融解横亘于另一文化的冷漠。
诚然，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受到西方史学思想的影响，历史学在其研究范围与内容上已经有了极大的扩延，多元的文化，多元的阶层，多元的族群都在历史学者那里得到一定的表述与关怀。特别是社会史的崛起令史学的风貌有一场极大的变革。它使得从前被史家忽略甚至鄙夷的社会百态成为史学的新主题。在美国，社会史自上世纪60年代兴起，迄今已经成为史学的主流。在中国，虽然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等等似乎仍然占据主流话语权，但是社会史的影响业已渗透进史学的各个分支。对边缘化族群以及他们的历史、文化与冲突的关怀，确乎能为史学研究获得更多的读者，引起政策制定者的关注。
然而，当今世界所面临的最为巨大、普遍的危机是环境危机，全球日益变暖，淡水逐渐消失，尘暴四起，空气污浊，近半数的动植物已经灭绝或者濒临灭绝。这不是一家、一族、一个阶层、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所必须应对的危机，而是栖息在地球上的所有物种都无法回避的灾难，大部分历史学者却在这样的危机前丧失了自己一向引以自豪的敏锐触觉。在整个世界已经进入生态学世纪的时候，还有很大一部分历史学者仍然在自己的研究中坚持人类的唯一与中心，无视在自然之中存在着一样广阔、深邃的历史，而它已经在上万年的过程中间与人类的历史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被我们称为人类事物的历史中间，自然从来不是一块幕布，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人类命运的力量，并且深受人类影响、干预的存在。我们今日的环境危机，并非自然自身运行的结果，而是人类文化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失衡。因此，如果历史学者满足于圈内的孤芳自赏，以曲高和寡来自我安慰，那么我们可以继续在自己的学科内部自说自话，或者至多与人文其它学科之间相互交流、吹捧；但是如果历史学者仍然以社会的良心自任，那么我们必须冲破传统人类事物的藩篱，走入一个远为广大的天地，重新定义所谓的人类事物，看到它同生态系统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解析这一层关系的历史，从而探讨今日世界危机的渊源与历史。由此，一门被称作“环境史”的新史学诞生了。
斯诺在他的报告中建议，两种文化可以在强调世界贫国的需要上找到共同的立论基础，这一点，就社会科学的角度而言，已经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中得到很好的表达，这几类学科也正是受到自然科学影响最为深刻的学科。而今，两种文化寻找到一个新的立论基础与交流平台——人与自然的关系。美国环境史大家唐纳德·沃斯特在《穿越河堤的小径》（收入沃斯特论文集《自然的财富：环境史与生态学畅想》，1993年纽约版）一文中写道：“……我们有机会与理由在两种文化中找到新的立论基础。这一机会以世界环境危机的形式出现，从（美国堪萨斯）那条曾经蜿蜒流淌的母牛溪延伸到亚马逊河、尼罗河、湄公河的岸边。科学家、历史学者、事实上，所有学科的各类学者，而且来自各种不同的国家，都需要走到一起，寻找途径，跨越那些分裂我们的各种专业的河堤，认知我们在自然中共同的生命。我们必须这样做，不仅仅为了我们作为学者与知识人自身的觉醒，同样为了地球与生存于此的所有生物的利益。”
对于历史学者来说，要寻找这样的途径，我们不能仅仅依赖历史学既有的方法、理论、语言，甚至不能仅仅仰仗贯通文史哲的思维，我们需要研究生态学、地理学、气候学、生物学等自然学科的成果、数据，学习那些奇怪的名词与表述方式，并且对之加以应用。现代环境危机是自然科学研究者率先发现并且警示人类的，迄今为止，他们仍然为人类了解自然界的各类现象与问题提供最为接近客观的解释。
但是历史学者更不应当满足于单纯的学习，而应当为自然科学提供令他们发生兴趣并且学习的东西。同样，历史学者也不当奉自然科学的理论与思想为圭臬，对之不加质疑与批评。两种文化的融合不是简单的冲击-反应模式，而应当是一种交流，一种对话。笼统地以人文精神来涵盖人文学科或者历史学可以为自然科学所做的贡献太过含糊，殊为不足。从环境史的研究而言，沃斯特认为，历史学至少可以在三个方面补充自然科学对自然理解的不足甚至偏差。
首先，自然科学教科书中的自然看似最为真实、自然，然而却有着极为不真实、不自然的一面。在这些书中，自然与文化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被泯灭了。虽然自然本身在很大程度上被历史化了，大部分的自然科学家看到的不再是牛顿时代机械不变、精准有序的自然定律，而是一个不断演化、在无序与有序之间徘徊的自然力量，但是自然本身却被刻意或者无意地孤立于文化之外，以期求得自然科学者们所言的“客观”。因此，历史学者有责任提醒自然科学者这种联系的存在以及加深，有责任让自然科学者意识到在世界上大部分的生态系统中人类都是在其中运作的一员，让文化走入自然科学研究的自然。
其次，自然科学本身创造出的理论、名词、观点，包括自然科学本身都是一种文化，同宗教、艺术、文学等等是文化的一种类别。它们传递着特定时代的文化与历史的信息，虽然每一代自然科学研究者都认为自己的研究较前人的研究更进一步，然而他们却无法脱离他们的时代与传统。历史学者可以使自然科学者阅读从前时代的科学思想以及人类文化的其它方面对之发生的影响，也可以使他们用更具历史感的眼光审视在科学不甚昌明的时代，人类所创造的古老智慧与本地知识，从而对自身的时代与思想进行内省与检验。
第三，虽然现代环境危机是由自然科学工作者发现并且进行研究的，但是他们却无法回答一个由他们提出的非常重要的问题——为何今天这个星球处于如此的危机当中？自然科学者在这一问题的无力源于他们自身的知识结构，因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存在于自然当中，而在人类之中，更确切地说，在人类所创造的文化之中。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依靠历史学者的技能与训练，对人类与自然之间交互作用的过去进行检索、分析与解释。也唯有对这个问题做出历史层面的解答，换言之，对我们的文化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历史作出严肃的检验之后，我们方有可能以一种更为全面深刻的方式回应今天日渐复杂的环境问题。
这门被称作环境史的新史学在上世纪60、70年代，西方环保运动风起云涌之际在美国率先兴起的。很快，几位大师级人物的出现使这门学科得到同行的瞩目，并且受到自然科学工作者的关注。如沃斯特自己的数本著作，《自然的经济体系》《尘暴》《帝国的河流》《热爱自然：约翰·缪尔的一生》等书非但在史学界与文学界中屡获大奖，也在生态学家、土壤学家、地理学家等自然科学者那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沃斯特本人也在1997年获得国际保护生物学协会（SocietyforConser⁃vationBiology）的杰出成就奖。而其他著名环境史学者的著作，如威廉姆·克罗农的《土地的变迁：新英格兰的印第安人、殖民者与生态》，艾尔弗雷德·克罗斯比的《生态帝国主义：900至1900年欧洲的生物扩张》，南希·兰顿的《森林之梦、森林之魇：内陆西部原始森林的悖论》，亚当·罗姆的《乡村里的推土机：郊区蔓延与环保主义的兴起》等著作均走入了自然科学研究者的书架。而从另一方面看，自然科学出身的学者也转而进入环境史研究，极大地推动了这门学科的发展。这其中，最著名的人物当属杰瑞德·戴蒙德，这位加州大学的生物学家，不仅仅在自然科学界，同时在历史学科掀起了一场风暴。他的两部著作《枪炮、细菌与钢铁》和《崩溃》成为人文学科诸多专业的必读书目。
自上世纪80年代起，极少数的中国历史学者开始接触这门即使在美国也尚且全新的学科，在90年代，零星地出现关于环境史的著作与文章，但是在历史学界，它仍然是一个被完全边缘化的议题。直至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在中国环境问题无法被经济发展的浪潮湮灭之际，环境史学科也开始受到学界真正的关注。一批观念新锐的世界史与中国史学者开始向中国学界翻译环境史方面的经典著作，同时纷纷撰文介绍、界定环境史的理论与方法。在其中，世界史学者以青岛大学的侯文蕙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的梅雪芹教授、北京大学的包茂红教授，世界史所的高国荣副研究员等人为代表，而中国史学者则有南开大学的王利华教授、人民大学的夏明方教授、复旦大学的王建革教授等人。世界史学者主要致力于译介与关于环境史学史、史学理论的研究，而中国史学者则试图将环境史的理念引入自己以往的研究领域，如农业史、灾荒史、卫生史的研究。可堪注意的是，虽然中国的环境史研究在融合自然科学的成果与理论方面，尚且有漫长的道路，但是在中国史与世界史两条长期被坚固的河堤隔绝的思想之流间，环境史学者已经建立了通达彼此的津梁。与此同时，中国的环境史学者，无论所持立场为人类中心抑或生态中心，对环境史研究需要与自然科学的对话这一前提俱无异议。
就当前的研究状况而言，环境史虽然已经成为当前中国史学的学术热点，但是它仍然有极大的成长空间。而今，环境史的理论框架已经在两代学者的努力之下，通过翻译与著述的形式，基本建构起来。但是，在环境史界定下的实证研究，仍然颇为匮乏，特别是将自然科学融入环境史的研究更加寥寥无几。然而，正如沃斯特在他2009北京之行的报告中所言：“环境史依赖对自然的物质现实有尽可能多的了解。这里所说的自然可能会为人类的意图或者无意中造成的后果所改变，但是它仍然是我们不能忽视的现实。引领我们进入这一现实的最好的窗户是由自然科学所提供的。虽然这一窗户时刻发生着变化，但是它总是那扇允许光明战胜黑暗的窗户。”因此，当前中国环境史发展最为迫切的需要在于，在环境史的视角、理论与方法下，重新审视人与自然之间上下万年，纵横千里的历史，从而为历史学的研究树立新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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