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年，俄国科学院院士亚历山大·佩平推出了俄罗斯第一部具有批判意识的《斯拉夫文学简史》，在奥地利、德国和法国的学术界都获得了极大反响，他本人也因此荣获乌瓦罗夫奖。1879至1881年，佩平又出版了两卷本《斯拉夫文学史》，与当时盛行于俄国思想界的泛斯拉夫主义展开对话。
亚历山大·佩平像
1 佩平与十九世纪泛斯拉夫主义思想
佩平生活于斯拉夫学在欧洲逐渐成为显学的时代。以俄国为例，根据1835年颁布的俄国大学章程规定，莫斯科大学、圣彼得堡大学、喀山大学和哈尔科夫大学均设立了斯拉夫讲坛；圣彼得堡的考古和钱币学会新设斯拉夫-俄罗斯分会；从1859年开始，俄国皇家地理学会把对斯拉夫世界的考察作为重要的研究方向。
1849年，佩平考入喀山大学历史语文系，翌年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影响下转入圣彼得堡大学历史语文系。在那里，佩平受到斯拉夫文学研究专家斯列兹涅夫斯基的影响，对斯拉夫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佩平和大学同学莫尔多夫采夫、拉曼斯基等人组成斯拉夫民族问题学习小组；青年时代，他遍览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的作品，与杜勃罗留波夫也有交往；1850年代末，佩平两度游历斯拉夫各国，把从书面上获得的关于斯拉夫世界的知识落到实处，不仅听取各种讲座，也深入考察当地的民风民情。
有学者认为，泛斯拉夫主义这个概念可以追溯到十五世纪：1472年，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与拜占庭的索非亚·帕列奥联姻后产生了把君士坦丁堡视为斯拉夫大帝国首都的念头。1840年，科拉马尔奇克在《列戈夫的捷克-斯洛伐克的泛斯拉夫英雄》一文中首次使用了“泛斯拉夫主义”一词；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内的斯拉夫人民族意识的觉醒推动了泛斯拉夫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十九世纪下半叶，泛斯拉夫主义演变为一种政治、社会和文化思潮，其核心观念是由捷克学者扬·科拉尔提出的“斯拉夫人的互惠”思想。泛斯拉夫主义受到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激励，致力于促进斯拉夫人在政治和文化层面的联合。1848年，斯拉夫代表大会在布拉格召开。波戈金、霍米亚科夫、丘特切夫和丹尼列夫斯基等泛斯拉夫主义者提出了“斯拉夫人的联合”，丘特切夫甚至提议建立“东正教帝国”（即斯拉夫大帝国）：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完全可以预见体现天意的两桩大事，它们会在欧洲为连续空缺三个世纪的王位加冕，并开启一个新纪元。
这两桩大事是：1）最终建构起伟大的东正教帝国，它是东方的合法帝国——简而言之，这就是俄国可以在不远的将来通过吞并奥地利和收复君士坦丁堡来实现的目标；2）把东方和西方教会合而为一。老实说，这两桩事就是一个事实，可以概括为：东正教的皇帝君临君士坦丁堡，成了意大利和罗马的君主和庇护人。东正教的教皇君临罗马，他乃是皇帝的臣属。
丘特切夫的思想指向性非常明确，他将俄国视为斯拉夫大帝国的首领和统治者。他的主张比一般的泛斯拉夫主义者更为激进，因为后者通常并不至于把意大利等传统西欧国家也纳入斯拉夫联盟的版图。1867年，除了波兰代表外，80名斯拉夫国家的代表前往莫斯科出席第二次斯拉夫代表大会。国民教育大臣德·安·托尔斯泰伯爵在致欢迎词时反复强调“共同的斯拉夫思维”和“斯拉夫人的愿望”。
1867年，捷克的泛斯拉夫主义者什图尔在《斯拉夫世界与俄国：从多瑙河两岸致斯拉夫人》一书中明确提出了建立以俄罗斯为主导的斯拉夫联盟的主张：“既然斯拉夫人不能与奥地利建立国家联盟，那么就只剩下第三种唯一正确而且前景广阔的办法了——整个斯拉夫世界与俄国联合。兄弟们，扪心自问吧，在我们悲惨的黑夜中，在我们生命沉沉的黑夜中，不正是俄国像灯塔一样照亮了我们吗？”俄国学者丹尼列夫斯基也在《俄国与欧洲》（1869）一书中明确提出：“以俄国为首的斯拉夫联盟将沙皇格勒［君士坦丁堡］作为首都，这是解决最近在东方问题中的历史任务的唯一理智而周密的方案。”丹尼列夫斯基分别论证了这个以俄国为首领的斯拉夫联盟能够为保加利亚、塞尔维亚、捷克、波兰等斯拉夫民族提供的利益；另外，他还把匈牙利人、罗马尼亚人和希腊人也囊括在这个联盟之中。丹尼列夫斯基提出了从政治和文化上把斯拉夫人联合起来的方案，因而被称为泛斯拉夫主义者中最典型的代表。
佩平的大学同学、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弗拉基米尔·拉曼斯基自1860年代起就积极投入各种泛斯拉夫主义的活动中，其学术成果也集中阐发了泛斯拉夫主义的核心理念。1859年，他在硕士论文《论小亚细亚、非洲和西班牙的斯拉夫人》中提出，从哲学观念来看，存在着希腊-斯拉夫和罗曼-德国这样两个世界；当前斯拉夫学家的任务，就是要让斯拉夫文化在公众舆论中得以比肩罗曼-德国文化。他还提议以俄语为斯拉夫人的共同语言，主张为了抵御西方，务必要建立受俄国保护的斯拉夫大联盟。对希腊-斯拉夫民族群落的未来命运，拉曼斯基做出了乐观的判断：“［阿穆尔河］这条东亚多瑙河包容了俄罗斯的元素，它和整个斯拉夫世界自由地进入了一片伟大的海洋，在这片海洋中，生机勃勃、积极向上、前景广阔的生活开始了，丰富的未来显现了。”拉曼斯基对希腊-斯拉夫民族群落的前景秉持的乐观态度可能受到罗蒙诺索夫的影响，他把眼光转向远东，这是俄国其他泛斯拉夫主义者所不曾关注的。
但是，相对于拉曼斯基的乐观态度，佩平却有不同的看法。在1859年3月12日（旧历）写给拉曼斯基的信中，他抱怨道：
您大概听说了，《［俄罗斯］谈话》在布拉格几乎无人问津，我有证据证明这一点。对我和您来说，如果得到一本捷克的书，我们无论如何都会读完它……［但是］许多优秀的［捷克］知识分子甚至完全不懂俄语，何谈去关心这些事呢。能指望他们系统地了解俄国，了解俄罗斯文学吗？假如您要求俄国学者和作家务必懂塞尔维亚语，或者捷克语，那么我此刻就会起草让捷克人和塞尔维亚人学习俄语的命令。
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26岁的佩平对俄国与斯拉夫各国在文化上的隔阂感触良多。在泛斯拉夫主义盛行的时代，《斯拉夫文学史》正是佩平与泛斯拉夫主义者展开对话的空间。
2 客观化的斯拉夫民族志
在《斯拉夫文学史》中，佩平以民族志为框架建立了以斯拉夫各国的文学流变为基本线索的叙述模式；民族志的视野又分静态描述和动态回溯两个维度。第一卷的引言围绕“民族志和统计学资料”“斯拉夫方言”“斯拉夫民族的历史命运和斯拉夫团结问题”以及“基督教与文字”这四个方面展开对斯拉夫各国民族志的考察。
通过比对各种渠道搜集而来的数据，佩平分别对保加利亚、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捷克、斯洛伐克、俄罗斯、小俄罗斯（即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人口数量做了相对客观的统计。他认为，一个民族的人口数量要与语言和宗教关联起来才有意义。在第一卷的引言中，佩平探讨了斯拉夫语言的原初状态，他根据冯·施洛泽、亚当·萨尔洛克等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判断：“斯拉夫民族从起源来看属于大雅利安人，或印欧民族。……最新语言学研究成果揭示了各种斯拉夫语言与雅利安人的几种主要语言之间有密切的联系。［这一结论］即使不能完全证明斯拉夫人在人类发展中的实际参与和显著成功，大概也能证明斯拉夫人在欧洲与其他民族是完全平等的。”接着，佩平又对斯拉夫方言做了精细的划分。在宗教与语言关系的问题上，他认为皈依东正教是斯拉夫历史上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因为斯拉夫文字的产生与此事件密切相关，这开启了斯拉夫人的教育事业。佩平详尽叙述了东正教在斯拉夫世界的传播，由此论及基里尔文字体系的创造和教会斯拉夫语的形成。他指出斯拉夫基督教具有双源性和双语性：
斯拉夫字母的双语性，即斯拉夫字母（主要是基里尔字母，也有部分是格里高利字母）和拉丁字母，是与斯拉夫世界基督教的双重性相联系的。基督教在斯拉夫世界的传播有两个源头：拜占庭和罗马。前者传到了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俄罗斯，它与基于民间语言的圣歌相结合；后者传到捷克、波兰、西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使用天主教的拉丁语。
除了在引言中描述斯拉夫世界的语言文字的共性之外，在正文中，佩平还展示了不同民族语言发展的细节。比如，他认为，捷克和摩拉维亚的基督教来自拉丁-德国和希腊-斯拉夫这两个源流，“但是希腊-斯拉夫的仪式连同与之相应的基里尔文字很早就让位于拉丁仪式和文字”。
俄国泛斯拉夫主义者关注的核心问题是“斯拉夫人的民族联合”“斯拉夫人的团结”和“斯拉夫联盟”，佩平则试图在民族志研究的框架中，探讨斯拉夫各民族的共性和特性，以表明其看待“斯拉夫人的民族联合”这一问题的立场：“斯拉夫世界的直接联合，正如我们所说的，在民族最初的分裂中已经消亡。……历史把斯拉夫各民族引上了不同的道路。”
题为《斯拉夫大家庭》的宣传明信片，发行于1910年前后。
如上文所述，在《斯拉夫文学史》第一卷问世之前，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代表人物丹尼列夫斯基就已在《俄国与欧洲》中提出了建立以俄国为首的斯拉夫联盟，他对组成这个虚构联盟的斯拉夫各国的人口、面积等要素做了民族志的考察：
按照斯拉夫主要民族志的分类，依据属于这个世界的居民的价值取向，将这些民族划分为下列斯拉夫联盟：
俄罗斯帝国，连同附属于它的整个加利奇和乌戈尔罗斯。
捷克-摩拉维亚-斯洛伐克王国。除了捷克本身以外，尚有摩拉维亚和匈牙利西北部的斯洛伐克，人口数量将近900万，占地1.8万平方俄里。
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包括塞尔维亚、黑山、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旧塞尔维亚、北阿尔巴尼亚、塞尔维亚督军管辖区、巴纳特、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达尔马提亚、军管区、克拉伊那公国、格尔察、伊斯特拉、的里雅斯特州、卡林西亚的三分之一、德拉瓦河畔施蒂里亚的五分之一，人口数量近80万，土地面积4500平方俄里。
丹尼列夫斯基还列举了许多其他地名和相应的人口数量，并总结道：“这个联盟有1.25亿人口，他们从精神到血缘都是亲缘民族。”但是，在更详尽地统计了斯拉夫各民族人口数量后，佩平却得出了与丹尼列夫斯基并不一致的结论：
因此，从远古时代起斯拉夫世界就被分裂成为若干民族，分别生活在如此巨大的空间里，这一空间又逐渐与如此相异和疏远的民族产生着错杂的政治联系，从那个时候开始，所谓的斯拉夫世界的联合就已经落空了——尽管在历史的开端，民族特征和语言的原始相似性还有所保留。
佩平还从宗教信仰角度对斯拉夫民族联合说提出了质疑：
基督教在斯拉夫世界的内在和外在生活中发生了第一次全面转折。它结束了古代多神教的状态。从各民族的地理分布来看，基督教显然有两个不同的源头，即拜占庭和罗马，这导致各民族分裂成了两个敌对的宗教阵营。在中世纪，宗教分裂以难以想象的力度割裂了人民，其结果就是，它与政治力量一道，在斯拉夫社会的全面发展中开辟了两个方向。宗主国拜占庭把自己的政治权力和文化习俗强加给东斯拉夫，这无疑导致了后者古老民族结构的衰亡。在西方，与天主教和德国的关系推动了封建制的发展，这种制度在斯拉夫的旧式贵族中获得了冷酷无情的拥趸，它日益脱离人民，将古老的民众关系和文化习俗带往另一个方向。
显然，宗教分裂也是佩平质疑建立斯拉夫联盟可能性的重要因素。
泛斯拉夫主义者在他们所构想的斯拉夫联盟中，提出了以俄语作为联盟共同标准语的设想。什图尔在《斯拉夫世界和俄国：从多瑙河两岸致斯拉夫人》一书中，为斯拉夫联盟选择了共同语言：
自然，关于全斯拉夫的共同标准语的问题，也许就只能在古斯拉夫语和俄语之间做出选择，但是古斯拉夫语已经退出了交际，几乎成了死语言，丧失了活语言的灵活性和吸引力，我们需要活语言。于是就只剩下俄语了，它是唯一能够胜任的语言，因为只有这种伟大的语言流行于斯拉夫人占多数的广阔空间里。除了俄语，没有其他语言可以在我们的家族里占上风。
什图尔用兼具政论性质的学术话语，把俄语确立为斯拉夫联盟的共同标准语。在这一点上，丹尼列夫斯基与他不谋而合：“斯拉夫政治联盟的成果就是共同语，这种共同语非俄语莫属，它已经成功获得了统治地位，以便斯拉夫家族的每个成员都能有效地交换思想，进行文化交流。”拉曼斯基也曾发表过类似观点：“我始终认为，俄语应当成为所有受过教育的斯拉夫人的纽带，只有通过俄语，斯拉夫世界才能展现自己的分量和高度。我们中有谁感觉不到这一点呢？”可见，以俄语充当未来的斯拉夫联盟的共同语，成了泛斯拉夫主义者的共识。
在《斯拉夫文学史》第一卷引言中，佩平通过考察斯拉夫各民族的方言回应了俄语作为斯拉夫联盟共同语的问题。他指出，斯拉夫语属于雅利安语或印欧语族，后来分化为新的语支，这是一种自然的演变过程：
现在的语言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因此未来也会自然地发生演变。任何一种我们可以想象的大的、完整的语言，都包含了后来演变成独立方言的成分，后者会演变成完整、特殊的语言，而无法被其先前的亲缘民族所理解。方言的变化与文学的发展一起，以自然而然的方式在当代流行开来。以所谓的保障民族联合为名违背这样的演变规律是徒劳无益的手段：从小就熟悉的语言，对一个人来说，就像家乡一样珍贵，而且地方文学的自由也只有在实现方言文学创作的繁荣时才会获得。
佩平认为，语言是自然发展的，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任何人为的设计安排都是徒劳无益的。他以语言学的发展规律来质疑泛斯拉夫主义者提出的共同语主张。在《斯拉夫文学史》第二卷中，佩平不仅挑战了什图尔的共同语设想，而且再次调用作为自然力量的语言的自身逻辑：“民族性是一种自然力量，它不是按照抽象的想象，而是按照内在的方向和不得不接受的外在条件来生存和行动的。在这里，什么样的力量可以克服民族性出于自我保护的天然本能，使西斯拉夫世界接受俄语呢？”
3 模式化的文学史
在完成民族志的描述后，佩平开始对各国的文学史展开历时性叙述。第一卷的三个章节分别梳理了各个国家及其内部不同区域的文学状况。第一章为保加利亚文学，其下不分区域；第二章是南斯拉夫文学；第三章是俄罗斯文学。在第二卷中，佩平基本不再对斯拉夫国家内部的不同地域做细分，每一章分别按照时间顺序叙述该国文学的发展历程，第八章，即最后一章的标题为“复兴”。
在第一卷第一章中，佩平确定了保加利亚文学的发展路径为斯拉夫文学发展的一般模式。他在这一章里详细描述了保加利亚文学的兴衰与复兴，这也成为整本书的叙述模式：“在九世纪下半叶，保加利亚大公波里斯·米哈伊尔皈依了东正教，其子即保加利亚的第一位国王西梅翁统治时期（829—927）是保加利亚教育的繁荣时代。”佩平详尽地讲述了拜占庭僧侣基里尔和梅福季兄弟与德国天主教之间展开的斗争，以及由此开启的旧式教会斯拉夫文学的蓬勃发展。西梅翁在君士坦丁堡接受了半希腊式的拜占庭教育，翻译了《金口录》中的135篇言论；民众通过从希腊文翻译的宗教著作接受教育；“七贤”中的克利缅特出版了《斯洛文尼亚主教言集》；另一位著述颇丰的作家约翰以“保加利亚主教”为笔名翻译了《六昼书》。因而，佩平把西梅翁时期称为“皈依基督教、文字流行的繁荣期”。除了上述宗教训诲著作以外，西梅翁时代还出现了历史著作、传奇故事、战争故事和伪经类作品等不同类型的文学体裁。
在佩平对保加利亚文学的追溯中，民族性的盛衰始终是他关注的重点。1393年保加利亚王国首都捷尔诺沃被土耳其人攻占，保加利亚王国和独立的东正教教会就此消亡。国家被灭，教堂被毁，旧书籍也日渐佚失。佩平提出了一个问题：“保加利亚人民是坚定的东正教教徒，从此以后何以保存其民族性？”在佩平的描述中，尽管土耳其人统治了保加利亚人的世俗世界，但希腊人却重新获得了对后者精神世界的支配。佩平借助旅行者的材料证实，当时不但保加利亚人继续说斯拉夫语，连土耳其统治者也说这种语言。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攻占后，虽然保加利亚人不再被允许担任东正教会的高级神职，但东正教的大牧首充当了政权和普通民众之间的桥梁。尽管有部分保加利亚人，尤其是上层人士皈依了伊斯兰教，但大部分保加利亚人民依旧保持着东正教信仰。数百年间，教会斯拉夫语继续发挥着宗教用语和书面用语的作用。
十八世纪中期，在保加利亚的民族复兴事业陷入绝望之际，帕伊西·西伦达尔斯基的《斯拉夫保加利亚史》（1762）“开启了保加利亚复兴的历史”。佩平认为，这部著作为保护保加利亚的文字、保存保加利亚人民残存的民族感情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也成为保加利亚民族复兴的动力。1825年复兴运动作家阿拉斯塔斯·斯托亚诺维奇从俄语翻译了《圣徒萃言》；同年，作家瓦西里·涅诺维奇出版了《神迹故事》；1828年彼得·萨布诺夫和谢拉菲姆·伊斯季察哈利内神父共同翻译出版了《新约》。不过，真正对保加利亚的民族复兴产生巨大影响的是作家尤里·维涅林。他出生在匈牙利北部的喀尔巴阡罗辛，在利沃夫大学读书期间研究的是斯拉夫民族历史。后来维涅林迁居俄国，结识了基什讷乌的保加利亚人，开始关注保加利亚人的命运，于1829年出版了《古今保加利亚》第一卷，给学术界和保加利亚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次年，维涅林受俄国科学院派遣到保加利亚考察，更加深入地认识了保加利亚人民的生活和文化。1835年、1838年，维涅林相继出版了《论多瑙河沿岸斯拉夫民歌的特色》《论新保加利亚文学的萌芽》。保加利亚知识分子阿普里洛夫受到维涅林的影响，开办新式国民教育，并出版了《保加利亚书籍爱好者》（1841）、《保加利亚新式教育的晨星》（1841）和《对保加利亚当今学术的思考》（1847）等著作。佩平认为：“作为考古学家和民族学家，维涅林无疑对保加利亚的民族复兴事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斯拉夫文学史》第一卷以对宗教、教育和历史著作的介绍完成了描述保加利亚民族性呈现出的繁荣—衰落—复兴的发展路径，但佩平的“民族性”观念却体现出一定的矛盾性。保加利亚民族在九世纪前信奉多神教，这是其民族性本源。九世纪时，保加利亚皈依来自拜占庭的东正教，这乃是从外部传入的异于其本质的“外民族”因素，可是佩平却将东正教最初传入保加利亚的时期看作其文学或文字的黄金时代，而将土耳其人的入侵视为导致其民族性衰落的根本原因。这一反常之处或许可以借用佩平自己的观点来解释：远古时代的斯拉夫民族在欧洲的栖息地至今幽暗不明，各民族均未记录祖先的发源地；因此，学界无法仅凭斯拉夫民族残存的几个多神教时代神祇的名字，详尽描绘出基督教传入之前斯拉夫民族的始源状况，更无法建构出斯拉夫民族在拥有文字之前的“黄金时代”。更重要的是，佩平更看重基里尔和梅福季在传播拜占庭东正教的时候创造的文字体系，认为这给斯拉夫人带来了教育和进步。在这样的背景下，佩平甚至将斯拉夫民族原有的多神崇拜置于较低的地位：“与基督教一起，异端邪说［即曲解正统基督教的波戈米尔派］在保加利亚的斯拉夫人中蔓延，而且首先获得成功，这是因为它［基督教的地位］毕竟高于多神教。”这样看来，佩平对民族性充满矛盾的理解又有其迫不得已的合理性。
佩平明确肯定了保加利亚文学在东南斯拉夫世界的先导作用：“保加利亚文字辉煌的开端就是这样的，它使保加利亚在其他东正教斯拉夫民族的发展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佩平对东斯拉夫民族文学发展的叙述，基本上与对保加利亚文学发展的叙述模式相近，但是他也指出了其他斯拉夫民族的特点。在描述塞尔维亚的文学发展时，佩平指出：“我们发现，塞尔维亚人很晚才走出原始宗法制的日常生活状态，直到十二世纪末才形成了民族，而当时保加利亚王国已经进入了第一个繁荣时代。”塞尔维亚曾皈依罗马天主教，后来又受相邻民族的影响皈依了东正教；十二世纪末东正教与天主教相结合产生了塞尔维亚的波戈米尔派。由于塞尔维亚语与保加利亚语非常接近，所以除了部分作品外，早期塞尔维亚的宗教、文学文本基本都是从保加利亚的宗教、文学作品编译而来。塞尔维亚的《六昼书》出现于1263年，《金口录》出现于十四世纪；最早的编年史出现在十五世纪，主要有《塞尔维亚诸王传》《塞尔维亚诸王简史》《塞尔维亚诸王编年史》等。1390年，国王斯捷潘在统治期间推出的《法典》吸收了拜占庭的宗教律法内容，兼顾民间生活习俗，可谓集中世纪各种法典之大成。佩平认为这部法典对研究古代塞尔维亚最辉煌时期的文化而言非常重要。与保加利亚一样，土耳其人的占领也给塞尔维亚造成了严重的后果。1439年，地处塞尔维亚以西的波斯尼亚首次向土耳其俯首称臣，1463年波斯尼亚陷落，“土耳其人多次以剑与火扫荡塞尔维亚的国土；教堂随之被毁，古老的手稿被焚”。佩平认为，当下塞尔维亚尚未获得文化复兴的机会，因为土耳其的统治试图扼杀其民族复兴的希望，但是在偏僻的教堂中保留的教会斯拉夫文书籍是塞尔维亚复兴的基础；尽管科索沃之战给人民带来了悲伤，但也会把古代的传统、复兴的愿望和人民的勇气化为神圣的事物。
南方俄罗斯文学发展也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与北方俄罗斯相同：“在八世纪之前，俄罗斯的文字体系一直都是幽暗不明的。”十世纪末俄罗斯皈依东正教，掌握了新的思维方式、叙事能力娴熟的作家们创作了《伊戈尔远征记》、编年史和使徒行传等作品。第二个阶段，南方俄罗斯受到波兰天主教的影响，在哥萨克战争后确立了东正教和小俄罗斯方言的地位。十五世纪时，俄语文献卡兹米尔大公的《法典》和用俄语编订的《立陶宛法典》相继问世。第三个阶段与十八世纪末斯拉夫的共同复兴同期。在这个阶段，出现了文学杂志《乌克兰通讯》；1847年，一群以库拉克、库斯托马罗夫和舍甫琴科为首的爱国作家、诗人在乌克兰成立了基里尔-梅福季兄弟会。佩平对南方俄罗斯文学发展三个阶段的描述，基本上与保加利亚文学繁荣—衰落—复兴的模式相吻合。
在第二卷中，佩平声称捷克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但其文学发展则有四个时期。第一时期（1403年之前），古代捷克实行的是两套宗教仪式体系，即拜占庭式的与罗马式的。尽管后来罗马式的德国-拉丁教会占了上风，但拜占庭式的祈祷仪式依然存续良久。在佩平看来，捷克文学是在与外来势力的斗争中发展其民族性的。1817年瓦茨拉夫·冈茨在卡拉洛夫-德沃尔城发现了12张被认定为八至十四世纪留存下来的拉丁文《卡拉洛夫德沃尔写卷》（亦称《王室写卷》）。其中最珍贵的长诗《扎波伊和斯拉沃伊》描绘了多神教时代的“拯救之神”，刻画了捷克人民追求自由的强烈情感和争取解放的英勇事迹；另一部长诗《切斯特米尔和弗拉季斯拉夫》叙述了卢日支大公弗拉季斯拉夫被敌对的涅克兰大公麾下的将军切斯特米尔打败的过程，该事件在捷克的编年史中也有所记载。佩平将这些作品与捷克民族的自我意识相联系：“古代的诗篇证实了［捷克人民］摆脱德国人，争取独立、自由的态度：在九至十世纪，他们已经知道：‘不要夸耀能在德国人那里找到真理。’——为了实现民族的独立，他们谨守着千年前祖先留下的箴言。”
佩平把捷克文学的第二时期（1404—1620）称为“胡斯运动与捷克文学的‘黄金时代’”。十五世纪初的胡斯改革运动始于宗教领域，但很快便转变成全面的民族运动。尽管胡斯改革运动失败了，但是捷克的民族性增强了：“这个时期捷克的民族性达到了高峰：拉丁语逐渐让位于捷克语。”被称为“黄金作家”的彼得·赫尔奇茨基的作品《信仰之网》和《布道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520至1620年是捷克文学的“黄金时代”，涌现出米哈列茨、什图尔穆、奥古斯特、斯特里茨和拉夫连季等圣歌诗人。他们或翻译圣经，或撰写教堂赞美诗，或谱写世俗歌谣，作品中的训诲成分远多于抒情成分。佩平所定义的“黄金时代”，与今天人们所理解的文学繁荣有所区别：“在所谓的黄金时代里，文学和科学教育明显得到了提升：在科学知识的诸多领域或多或少出现了重要的原创著作；在捷克生活着当时欧洲的一流学者。”随后，佩平还提及了一些当时生活在捷克的学者及其作品。
第三时期（1620—1770）被称为“衰落时期”。在对捷克历史的考察中，佩平描绘了其民族性衰落的状态：“十七至十八世纪，捷克人民被挤压到所谓的完整的捷克空间里，这个空间完全屈从于德国或德国化的上层阶级，他们过着寄生生活，完全丧失了思考民族独立和自由的能力。”
1770年以后的第四时期被称为“当代”，这是一个复兴的时代。当时的捷克受到日耳曼文化的威胁，不少捷克知识分子为捍卫自身民族性而积极奔走：1775年，巴利宾于1680年代完成的著作《捍卫捷克语》在布拉格出版，这是“捷克复兴的第一本书”；1791年，捷克著名学者多布罗夫斯基向列奥波里皇帝进谏，希望他“庇护捷克人民免受暴力的侵害，保护先祖留下的母语”；1818年科洛弗拉特-利布什泰因斯基大公提议设立“祖国科学之友协会”和建造捷克博物馆，以此回应捷克人民的爱国情感，著名文学研究者容格曼参与了捷克博物馆的建立；1821年捷克文学研究者汉卡把俄国的《伊戈尔远征记》和塞尔维亚民歌等作品翻译成捷克文；1817至1823年，汉卡根据多布罗夫斯基提供的资料编辑出版了五卷本捷克古代文学作品集《古代集》；1818年，作家林达在布拉格出版了小说《多神教的曙光，或瓦茨拉夫和波列斯拉夫》，作为捷克的第一部历史小说，该著触及了捷克早期民族历史的关键时刻、民族风俗的演变等重要话题，也探讨了捷克民族性的源头，问世后引得如潮好评。
在信仰上，捷克人最终选择了天主教，其文字体系也有别于东斯拉夫民族；但是佩平所描述的捷克文学的发展路径同样呈现为古代繁荣、中期衰落、当代复兴的主线。而且，佩平的写作仍然出现了逻辑无法自洽的现象，比如在语言选择的问题上，他具有抑拉丁语而扬捷克语的倾向。佩平认为凡是拉丁文的就与德国性相关，是反捷克民族性的标志；然而，他却一再强调拉丁文写就的《卡拉洛夫德沃尔写卷》开启了“爱国主义者的民族感情所难以想象的远古空间”，给捷克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爱国主义的激情恰好找到了民族自豪的养料”。这种标准不一的破绽，恰恰从另一方面展现了佩平急于强调捷克繁荣的民族性的努力。
在《斯拉夫文学史》中，佩平既钩稽了斯拉夫各民族相似的发展轨迹，又强调了各自语言和文学发展的独立性。佩平是历史文化学派的代表人物，他认为文学是一个民族的社会生活和心理的映射，文学作品反映的是一定时代的历史文化发展情况。佩平用民族性的繁荣—衰落—复兴的模式来描述斯拉夫各民族的文学发展路径，与同时期其他俄罗斯学者所说的民族发展的“生命周期”观有相关性。
佩平详尽描述各民族文学发展史，就是要证明斯拉夫民族文学的语言和内容存在差异，各民族的复兴程度也不尽相同，而且不同民族之间还存在着利益冲突。在第一卷中，佩平列举了加利奇人对建立斯拉夫联盟的各种设想：
南方神父派，或者旧俄罗斯党有时设想，接续自己的历史传说，努力使自己的文学和书面语接近俄罗斯人，他们向公众解释说（与波兰人的解释相反）：俄罗斯人民完全不是外人，不是分裂教徒。民族学家们的设想则恰恰相反，认为应与小罗斯建立联盟，小罗斯与罗辛人已经成了同一个民族，这样一来统一的民族就有力量创建自己的文学，一心指望大罗斯，只会吞噬小罗斯的民族性。
诸如此类的计划执行得非常糟糕。要追求“全俄罗斯的统一”，就应该研究俄罗斯的生活、语言和文学，可是旧俄罗斯党完全不做这样的研究，俄罗斯文学在加利奇依然无人问津，所谓的联盟也仅限于空谈。
由此可见，连亲缘民族加利奇人都无法跟俄罗斯人“联合”，捷克等西斯拉夫民族怎么可能加入这样的斯拉夫大联合呢？因此，佩平试图通过追溯斯拉夫各民族错综复杂的文学发展历史，对泛斯拉夫主义者建立斯拉夫联盟的幻想提出质疑。
4 泛斯拉夫主义的幻想
佩平在叙述斯拉夫民族文学史的过程中一直保持着与泛斯拉夫主义者的对话。在叙述斯洛伐克文学史时，他称什图尔是“文化-政治上的和文学上的泛斯拉夫主义者”。什图尔明确提出建立以俄罗斯为主导的斯拉夫联盟的主张，要求将“整个斯拉夫世界与俄国联合”，主张“必须追求更广泛的、无与伦比的，即全斯拉夫的平等的联合，为此必须追求一个民族和其他民族的平等”；但佩平指出这样的平等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果捷克和斯洛伐克的联合（按照捷克知识分子的构想）得以实现，那么［这种联合］只会有利于捷克，而损害斯洛伐克。捷克会获得居住着数百万斯洛伐克人的新土地，这将唤起他们对自己力量的夸张想象。”借当时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对立关系，佩平揭示了什图尔的全斯拉夫世界联合方案中明显的罅隙。他认为，捷克长诗《斯拉娃的女儿》“叙述了斯拉夫人的联合与互爱，是唤起了回忆过往荣光的爱国主义哀歌，［它］呼吁心心相印，也揭露变节行为”。这是因为捷克诗歌从两个方面呈现出民族发展的力量：在学术上，对自己民族特性的认识导致了全斯拉夫民族联合意识的出现；在诗歌中，个体的爱国主义体现为热烈的泛斯拉夫主义倾向。这类捷克诗歌中所表现出的泛斯拉夫主义、爱国主义与全斯拉夫联合等元素，恰恰就是佩平所诟病的对象。
在《斯拉夫文学史》的最后一章“复兴”的开篇，佩平评论了各国泛斯拉夫主义者所提出的主张：
其时，泛斯拉夫主义获得了新的力量……［泛斯拉夫主义者］在有一点上显然看法一致：在或远或近的未来，斯拉夫世界将联合成一个伟大的整体。可是如何实现它，未来的联合体的实质何在，斯拉夫人的意见却极为不同。一些人设想，斯拉夫是一个巨大的联盟，其中的每一个民族都是平等的；另一些人（如波兰的泛斯拉夫主义者）提出，波兰是这个联盟的首领；还有一些人则觉得，“斯拉夫人的细流正汇进俄罗斯大海”，这就是说我们把斯拉夫世界集中起来造就出俄国的、东正教的莫斯科。总之，［泛斯拉夫主义者］在富有诱惑力的民族自尊心这一点上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每个人数众多的民族都算计着未来的荣耀：捷克人期待成为斯拉夫文明的真正的领袖，因为他们自认为是现代运动中最先进的族群；波兰的泛斯拉夫主义者（算起来，他们的人数颇多）指望在未来的联盟中为自己过去失败的历史获得补偿；莫斯科的斯拉夫主义者算计着俄国的政治势力，打算把过去因为受“拉丁化的民族”引诱而偏航的斯拉夫民族拉回到正确的道路上，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针对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关于斯拉夫大联合的主张，佩平评判道：“泛斯拉夫主义在我们这里少有成功：他们所感兴趣的政治问题，恰恰是跟他们作对的。它只捞到一个可怜巴巴的小组，在三十年代开始唠叨斯拉夫的民族性呀，兄弟情谊呀，我们跟他们的联合呀，如此这般。可是［波戈金所采取的］这样的宣传，与抑制它的力量和笼罩着它的幻想的乌云毫无区别。”针对斯拉夫联盟中俄国的角色，佩平也认为那只是“浪漫主义者虚幻的主张”。
1850年代初，恩格斯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中专辟一章讨论泛斯拉夫主义问题。他明确指出：
为什么不把这八千万斯拉夫人组成一个强有力的联邦，把侵入神圣的斯拉夫族领土的不速之客，土耳其人、匈牙利人，尤其是那可恨而又不可缺少的Niemetz即德意志人驱逐出去或消灭掉呢？于是，从几个斯拉夫族的历史科学的癖好者的书斋里发起了这样一个荒唐的、反历史的运动，公然使文明的西方屈服于野蛮的东方，城市屈服于乡村，商业、工业和文化屈服于斯拉夫农奴的原始农业。但在这种荒唐的理论之后，还站着俄罗斯帝国这可怕的现实；这个帝国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出它那想把整个欧洲变成斯拉夫族，尤其是这个族的唯一强有力的部分即俄罗斯人的领土野心。
恩格斯摆脱了不同民族恩怨的纠缠，摒弃了具体细节的缠绕，从历史发展的大势着眼来看待德国、俄国和泛斯拉夫主义运动，一针见血地揭示了泛斯拉夫主义运动的反历史实质。佩平精通德文，但是目前尚没有材料证明他阅读过恩格斯的上作，不过《斯拉夫文学简史》和《斯拉夫文学史》表达的关于泛斯拉夫主义的一些评断，体现出与恩格斯观点的相似性。
首先，与一味美化斯拉夫世界的泛斯拉夫主义者不同，佩平对当时的西欧和斯拉夫世界的发展水平有比较清醒的判断：“无论是遵循由考古的碎片所呈现的斯拉夫古风，还是像斯拉夫学家所期望的那样，向世界展示从来没有过的崭新的斯拉夫文明、斯拉夫世界的进步，或者说通过先进的欧洲人所开辟的道路而抵达的进步，历史终将做出决断。”在这里，佩平明确了欧洲的先进性，也指出斯拉夫人要达到进步不能只依赖于泛斯拉夫主义者的想象，这是他在1865年的《斯拉夫文学简史》中的表述。在后来的《斯拉夫文学史》中，佩平虽删去了这段话，但进一步明确指出在当代，法语、德语、英语具有世界性语言的意义，这“不是因为它们是多数国家或多数人口所使用的语言，而是因为人类高等智识的著作、最伟大的诗性著作都来自这些民族”。其次，佩平在《斯拉夫文学简史》中指出：“斯拉夫文学的旨趣是局部性的，而非全人类性的。”捷克的胡斯改革运动“是唯一重要的事件，它让斯拉夫文学在文明的历史中有了一点分量”，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除了胡斯改革运动，斯拉夫世界并没有为人类的文明做出什么贡献。佩平对俄罗斯文学的评价也不高：“俄罗斯文学需要提高，需要获得自由，这样才不用担心接受‘高等教育’的检视。”尽管佩平在观察泛斯拉夫主义的视角上与恩格斯不尽相同，但在强调西方的先进、俄罗斯和斯拉夫世界的落后这一点上，两人意见一致。
结语
佩平自认是斯拉夫学家，但是其斯拉夫文学研究在他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异数。仅从治学方法来看，那些泛斯拉夫主义者往往是不着实际的“理论家”，他们习惯闭门造车，天马行空，恣意狂想；佩平却以自己的脚去丈量斯拉夫世界，凭借从各民族获得的第一手资料来得出结论，这就是他与泛斯拉夫主义者分道扬镳的原因。《斯拉夫文学简史》受到泛斯拉夫主义学者的指摘和抨击。彼得罗夫斯基就指出：“该书是彼得堡进步的丑态之一。它拒不叙述斯拉夫的精神活动，却去解说斯拉夫派的伪善（诸如此类！！！）……还提及了‘人民’。遗憾啊，你们这班进步人士居然读不懂俄文书！他们大概会给该书的作者惠寄他们团体的荣誉证书。”
1871年格尔别尔在《斯拉夫诗歌》的序言中如此评价《斯拉夫文学简史》：“迄今为止在这个学科中我们只有一本教材，那就是佩平和斯帕索维奇在1865年出版的《斯拉夫文学简史》。这本书在搜集丰富的资料方面自有其成就，但作为一本参考书，它在叙述中用奇怪的否定性观点来代替不偏不倚的历史，这一点令人难忘。”佩平的《斯拉夫文学简史》和他主编的、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现代人》杂志为其学术道路蒙上了阴影。在1871年的科学院院士选举中，佩平获得了多数票，但是却被教育大臣德·安·托尔斯泰伯爵否决了，因为他认为佩平的研究“意义阙如”。佩平同样也受到“敌视斯拉夫人和俄罗斯人的‘民族性’的指责”。有鉴于此，在《斯拉夫文学史》第一卷中，佩平在个别地方做出了调整，比如删除了上文中所引的《斯拉夫文学简史》中关于胡斯改革是斯拉夫世界唯一有价值事件的说法；用“‘民族性’的极端支持者”、“斯拉夫的爱国者”等字眼来替代泛斯拉夫主义者等，但是《斯拉夫文学史》与泛斯拉夫主义相对峙的本色却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
通过前后两部斯拉夫文学史的撰写，佩平参与了十九世纪俄国思想界的论争，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从1840年代开始，以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为代表的西方派与以霍米亚科夫等人为代表的斯拉夫派在涉及俄罗斯人的民族性和俄国的发展道路等问题上，各执一端，聚讼不已。在涉及文化认同和发展道路等问题上，斯拉夫派坚持东正教的观念，美化俄罗斯的过去（尤其是彼得一世之前的俄国），高度赞扬俄罗斯的人民性，认为俄罗斯只能走自己的、与西方相异的道路；西方派则认为：俄罗斯社会在各方面都远远落后于欧洲，因此应该向西方学习，走西方的道路。阿克萨科夫、基列耶夫斯基，以及后来的拉曼斯基等斯拉夫派学者将本学派的立场推衍为泛斯拉夫主义，在民族认同方面，他们试图以俄罗斯人的民族性来建构斯拉夫人的民族性，并反复强调斯拉夫大联合不仅是俄罗斯民族的任务，也是斯拉夫各民族共同的希望之所在。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影响下，佩平逐渐形成了与斯拉夫派对立的、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西方派观念：“我着眼的是真正的人民，很难做到像斯拉夫派那样必须美化人民，甚至美化到幻想的地步。”佩平称霍米亚科夫、舍维廖夫和基列耶夫斯基等人是“泛斯拉夫主义理论家”，认为他们夸大了斯拉夫民族的历史作用：“如此看来，这些学术文献始于对事实的严肃研究，终于一系列迷恋，诸如此类的迷恋是缺乏任何事实基础的。”接着，他进一步评断了泛斯拉夫主义者的研究成果：“不能把这些著作只看成一般普及性的粗浅宣传。由于缺乏直接的行动和政治生活，斯拉夫人自然寄希望于幻想的未来：在那里，爱国主义者看到了毋庸置疑的胜利。显然，在泛斯拉夫主义发展的这个时期，他们要的只是爱国主义诗歌。”佩平的判断，实际上回归了别林斯基关于爱国主义的经典命题。别林斯基被同为西方派的卡维林指责为斯拉夫派，他在致卡维林的信中替自己辩解道：
跟您一样，我也爱俄罗斯人，相信俄国伟大的未来。但是，正如您一样，我并没有以这种爱和信念为基础来建构什么东西，把它们当作某种确凿无疑的证据。……我不能忍受那些热情的爱国者，他们总是对格瓦斯和牛奶粥赞叹不已；对我来说，严厉的怀疑者比赞美者要好一千倍，因为恨有时是爱的一种特殊形式。
格瓦斯是一种俄国民间特有的饮料，别林斯基的这段表述，被人们当成讽刺斯拉夫派的经典比喻——“格瓦斯式的爱国主义”。佩平守持西方派的观念，与演变成泛斯拉夫主义者的斯拉夫派持续抗争，两部文学史就是其抗争的工具。可是，让佩平和别林斯基受到嘲弄的是，出于对1848年欧洲革命的失望情绪，赫尔岑、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知识分子充满敬意地回归了俄罗斯的村社、“土壤”，这样的精神又蔓延开来，在艺术领域呈现为“巡回展览画派”和“强力集团”对俄罗斯“土壤”浸透着眷恋的艺术表达；列夫·托尔斯泰也总是在不同的作品中反复演绎普通农夫疗治贵族的精神抑郁这样的故事。由此，俄罗斯从1860年代开始进入文学艺术的繁荣时期。在与西方派的博弈中，斯拉夫派在国内的精神领域取得了胜利；然而，作为泛斯拉夫主义者，他们在国际领域关于斯拉夫联盟的狂想则未能免于幻灭。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佩平对斯拉夫联合的幻想自有其远见卓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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