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多世纪以来，罗马尼亚文学呈现出这样一种发展趋势：在不牺牲本民族特色的前提下，不断地与世界文化相融合。二次世界大战后，作家们都努力寻求用一种现代的语言来描写罗马尼亚人民在本世纪，尤其是在最近40年来所走过的艰难而又辉煌的历程。即使是一些纯技巧性的实验文学，也都在某种程度上与社会存在相关联。
文学，尤其是长篇小说，实际上最能清晰地反映历史。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长篇小说一直在罗马尼亚叙事文学领域中独占鳌头，如今已形成一种不断变化发展的多层次、多结构状态。在这一领域，既出现了许多能充分显示现实主义旺盛生命力的佳篇，也不乏一些反文学传统的，有时令人颇为迷惑的现代派新作。
马林·普列达被罗马尼亚评论界誉为“当代罗马尼亚最杰出的小说家”。他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通过深刻的心理分析和一些哲理成分的渗入，创作了二卷本农村题材的长篇小说《莫罗米特一家》。这部长篇巨作深刻地反映了社会转折时期农民的心态和农村的世态，与雷布里亚努的长篇小说《依昂》和《起义》一同成为罗马尼亚农村题材小说的典范。普列达的另外一些作品，尤其是他的以知识分子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如《不速之客》《伟大的孤独者》、三卷本长篇小说《世上最亲爱的人》等)同样在罗马尼亚20世纪文学殿堂里闪烁着绚丽的艺术光彩。
在马林·普列达之后登上文坛的小说家中也涌现出了许多描写转折时期社会情况的能手，其中最为突出的当推奥古斯丁·布楚拉。他的《沉默的面孔》《傲骨》《夜之声》《庇护所》等作品从开展农业合作化的乡村到既有明亮的大道也有阴暗角落的都市，从血气方刚的青年到历经磨难的教授，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幅发人深思的社会画面,塑造了一个个性格饱满的艺术形象。蒂图斯·波波维奇的《陌生人》和《渴望》，扬·棱克林让的《科尔多万一家》《晚辈的痛苦》《干旱之子》等作品，主要反映战后农村生活以及“困厄的十年”中的一些反常的、富有戏剧色彩的现象。扬·布拉德则从另一个角度来描写农村。他的小说(《家庭的发现》《最后的路》等)在不回避历史的苦难的前提下，讴歌了远古时期农村生活中的一些永恒的精神价值。格林内斯库和扬.巴尔布的笔触伸向了五花八门的城市生活。前者在《可怜的约阿尼德》和《黑色的五斗橱》中，以精湛的文笔描写了所谓的上层社会的种种场面；后者的代表作《坑》用生活的口语化的语言，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城市郊区贫民窟的生活,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最下层人民的悲惨处境。巴尔布的另外两部小说《北方公路》和《创世》写出了创建新政权的艰难。弗努什·内亚古的小说(《天使在呼唤》等)把焦点集中在多瑙河沿岸的农村。拉·图多朗的作品,尤其是《扬帆》便我们清楚地感受到了一种异国情调。
扎哈里亚·斯坦库是本世纪罗马尼亚另一位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家。这位贫农的儿子长期生活在农村，对农村生活有着深刻细致的感受。他从本世纪初农村生活的悲剧色彩中获得了灵感，创作了系列小说《赤足者》，从而一举奠定了他在罗马尼亚文坛上的小说家的地位。他的另一些作品(《我多么爱你》《苦难的根》等)，或用沉重的笔调，或用喜剧性的夸张手法为我们描绘了两次大战间和二次大战中农村生活的一幅幅画面。
谈论罗马尼亚20世纪文学时,我们应该注意到另一些与以上作品风格迥然不同的小说。这些小说基本上运用了以下两种手法:
1. 纯客观叙述(如彼得雷·萨尔库泰亚努的《亚历山大图书馆》，杜米特鲁·波佩斯库的《拳与掌》，托奥多尔·马济留的《在一间陌生的房子里》，尼古拉·韦莱亚的《姗姗来迟的会面》等等)；
2. 纯心理分析(如尼古拉·布雷班的《石膏天使》、《病兽》等)。弗·泊库拉留、拉·特奥多尔、奥·米哈列、保·安格尔、欧根·乌里卡鲁、米·迪亚科内斯库、达·杜米特鲁等作家的历史小说也属这类作品。这些历史小说不仅仅能够帮助我们了解罗马尼亚的历史,更重要的是,能够使我们通过作家发掘出的许多深刻的历史内涵来更好地把握现实。
1970年之后问世的许多作品构成了罗马尼亚当代散文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作品中最具代表意义的便是罗马尼亚作家联合会前主席杜·拉·波佩斯库的小说。他的小说(如《F》《帝王狩猎》《冰桥》《瘸腿的兔子》等)一反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故意打破情节的连贯性,大量地运用意识流、时空倒错、象征等手法，加上一些神话、幻想色彩，给读者造成一种扑朔迷离之感。这些表面上看上去莫名其妙、支离破碎的作品实际上都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它们往往通过象征、暗示等途径来表达各自的深刻的主题。因而，读这些小说时，我们必须强迫自己同作家一同开动思维的机器，一起展开想象的翅膀，否则就只能稀里糊涂,如坠五里雾中了。波佩斯库明显地受到一些世界著名现代派作家福克纳、乔伊斯、普鲁斯特等的影响，从他的创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世界文化对罗马尼亚当代文学的冲击。
在罗马尼亚当代文学中，乔治·伯勒伊泽可谓是最彻底的现代派作家了。他深受乔伊斯的影响，喜欢用深奥的象征、多层次的结构把作品编织成一个谜一般的网。他的著名小说《世界的两天》中的主人公是一个灰色人，他具有准确预言未来的神奇能力。作者力图通过这部结构复杂的小说表达以下的哲理：非凡的人应该对如何运用自己的才能负责。劳·富尔加的《奥菲之死》《迷惑》，拉·彼得雷斯库的《贝雷尼卡的头发》等作品宣告了寓言小说、澹妄小说在罗叙事文学领域里的诞生：A·E·巴孔斯基的《疯子的春分》，斯·伯努列斯库的《男人的冬天》《百万富翁的书》，以及安·勃朗狄亚娜的《四季》《过去的设想》等则为当代罗马尼亚文学增添了魔幻小说这种新品种。与此同时，米·霍·西米奥内斯库、米·乔巴努、苏·蒂泰尔等许多作家在辛勤地进行着各种各样的文学实验。他们试图尝试一下所有的写作技巧，以便寻找出一种适合自己的最佳手法。
深受读者欢迎的“问题小说”“社会小说”在最近几十年来也得到了蓬勃发展。作家们在这些小说中或通过客观的暴露、或通过主观的解剖，向读者提出了种种令人深思的社会问题。阿·伊瓦修克的《鸟》《水》等作品主要揭示在行使领导职权时存在的一些问题。他的另一部小说《蟹》甚至超越了国界，探讨起了存在于拉丁美洲的一些社会问题。康斯坦丁·措尤和奥克塔维安·巴雷尔则将共和国时期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这个敏感而又复杂的问题作为自己小说的主题。巴雷尔的小说《月台上的生活》和《幸运的人》中的两个主人公只是两个“声音的主人公”，他们实际上都是作者的化身。前者在一个空荡荡的车站思索着如何对待暴力、不公平等问题，而后者在养老院里琢磨着如何自我实现这个人人关心的问题。保尔·杰奥尔杰斯库的作品(《青春岁月》《波那罗大夫》《古怪的夏夭》等)将读者引入了战后罗马尼亚小城市的氛围。作者用一种书生气的嘲讽口吻，抨击了法西斯的残暴。
罗马尼亚叙事文学的基本发展趋势同样反映在戏剧文学领域中。最近20年来，罗马尼亚戏剧逐步摆脱了那种千篇一律的单调模式，也像小说一样，开始沿着符合世界文艺发展潮流的道路前进。假如说霍利亚·洛维内斯库、奥雷尔·巴朗格、保尔·埃维拉克只是在没有彻底背离现实主义的前提下革新了戏剧语言的话，那么，特奥多尔·马斯卢、马林·索列斯库、杜·拉·波佩斯库则将一些全新的视角和结构引入了戏剧，使戏剧语言来了个彻底现代化。马斯卢主要创作喜剧，而索列斯库和波佩斯库则偏重于正剧。后两位的剧作常常显得荒诞不经，充满了寓言、象征和朦胧诗色彩。他们的每一部剧作都像一个斯芬克思之谜，需要读者运用智慧和知识去猜、去想、去绞尽脑汁。
多种流派并驾齐驱，多种风格争相辉映形成了当今罗马尼亚诗歌文学的主要特点。这里,既有带着浪漫派色彩的诗人(图托尔·阿尔盖齐、阿·菲利皮德、欧金·热贝莱亚努、尼古拉·拉比什、阿德里安·波乌内斯库、安娜·勃拉狄亚娜等),也有深受象征派影响的诗人(杰.杜米特列斯库、斯·奥·多依纳什、列奥尼德·狄莫夫、瓦西里.尼古列斯克、切查尔·巴尔塔克、霍利亚·济莱留等)；既有具有表现主义味道的诗人(扬·阿列克桑德鲁、康斯坦察·布齐亚、彼得莱·斯托依卡、维克多·弗列亚、来尔恰·依弗内斯库、卢齐娅·内戈依泽等),也有散发着超现实主义气息的诗人(维·特奥多雷斯库、杰卢·那乌姆、康斯坦丁·尼西比亚努等)。但必须说明的是,这些诗人中的许多人并不是一直停留于同一种流派、同一种手法,他们常常根据不同的主题而变化着自己的写作手法,有时甚至将多种手法组合在一起。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发展,因而诗歌也必须变化,必须发展。对于一些聪明的诗人来说,最大的“不变”恐怕就是“变”了。
尼基塔·斯特内斯库就是一个一直在变的诗人。这位罗马尼亚当代诗坛的重要诗人在自己的诗作中(《哀歌9首》《非语词》《寒冷的伟大》等)从“甜蜜的古典现实主义”到“含蓄的象征派”，几乎运用过所有流派的写作手法。他的诗作的另一个特点便是语言的多样性、复杂性。这些诗作就象一座座庞大的立交桥,各个领域(文学、数学、物理、化学等等)、各个阶层(学者、作家、官员、工人、农民,甚至还包括流氓、地痞)的语言都在这里交相通过,真是包罗万象。与斯特内斯库相比,马林·索列斯库完全是另一种类型的现代派诗人。他特别喜欢用极其通俗的口语从极其平凡的事物中挖掘深刻的哲理。这说明诗人有着非凡的艺术敏感性和对生活的深刻洞察力。倘若我们对生活没有深刻的体验,就很难读懂他的诗。难怪有人说索列斯库的诗往往要从词外去理解。
这篇短文显然无法反映五彩缤纷的20世纪罗马尼亚文学的全貌,但倘若它能给读者提供一条基本线索、勾勒一个大概轮廓,也就不胜欣慰了。
转载自《国际论坛》1988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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