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之间，乔纳森·弗兰岑在国内变得热门起来。而这距离他在美国文坛声名鹊起已经过了多年。2001年出版的 《纠正》 是他小说生涯华丽的“成人礼”，这部长近600页的皇皇巨著，一举为弗兰岑赢得了2001年的美国国家图书奖和2002年的普利策奖提名，使他步入了当代美国伟大小说家的圣殿。
普普通通的美国中西部小镇，吵吵闹闹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固执守旧的老夫妇，乖张叛逆的三个孩子，而他们争议的焦点不过是要不要聚在一起过个圣诞节。然而，看似平凡的人物背后却是宏伟的叙述：仿佛是一幅当代美国中产阶级焦虑的地图，充满了欲望的沟壑、道德的陷落、自我的迷失；又像是一卷当代美国社会文化的导读手册，罗列着享乐主义、消费文化、性别政治。相比于之前两部作品 《第二十七座城》 和 《强震》，《纠正》 少了技巧表演，多了平实的深邃和独到的见地，弗兰岑找到了虚构与真实的相互融通，技艺与思想的相得益彰，平凡与典型的集为一体。弗兰岑说，他不需要费尽心思地刻画人物、不遗余力地设计情节，因为他写的就是自己和身边人；读者说，他们不需要聚精会神地追踪情节、绞尽脑汁地挖掘意义，因为他们读的也是自己和身边人。
在出版当月，《纠正》 便入选奥普拉·温弗瑞的读书俱乐部———从过往的经验来看，这将为小说带来可观的销售前景，但弗兰岑似乎并不买账，甚至多次冷嘲暗讽奥普拉俱乐部的品味，质疑那些难登大雅之堂的通俗小说怎能与 自己创作的严肃文学比肩。随后，奥普拉的节目取消了对他的访谈，与名嘴翻脸也将弗兰岑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事实上，早在1996年，弗兰岑就曾向大众传媒宣战，呼吁要以社会小说的方式捍卫严肃文学的尊严。在2002年出版的文集 《如何独处》 的前言中，弗兰岑再次明确表示，他所关切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在嘈杂纷扰的大众文化中如何保存个体性和复杂性，即如何独处”，或者更具体地说，在高科技多媒体和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严肃文学如何生存，严肃作家如何立足，独立自我又如何坚守。而这一系列“独处”的诉求，起码如他所言，在 《纠正》 的创作中实现了。
严肃文学的生存出路在于创作他所谓的“悲剧现实主义”社会小说，不求拯救混沌的社会现状，只为完成对现实世界的真实再现，以无法避免的悲剧感完成亚里士多德主张的“心灵荡涤”。身为严肃作家，弗兰岑承认，只有沉浸在“我最熟知的事物、最喜欢的角色和场景的写作快乐中”，才能避免笨拙的模仿、急功近利的浮躁，确立属于自己的风格。而作为芸芸众生中的一员，只有从被建构的大众身份中解脱出来，才能成全以个体形式存在的自我，实现真正意义的“自由”。
如果借用德里罗写给弗兰岑信中的话，小说写作本身就是一种实现“个人自由”的方式，但显然，弗兰岑对“个人自由”的追求是多维度的。成长在道德标准严苛的家庭，面对冷漠的父亲和骄横的母亲，弗兰岑如同《纠正》 中最为叛逆的小儿子，相信“孩子总是要以对抗父母的方式定义自己”。于是，他选择了从事不被父母看好的文学创作，又在浪漫感性的冲动下过早地踏入婚姻。然而，如果写作成就了他独立的自我，与前妻的婚姻却囚禁了他的自由。或许在这种意义上，父亲的离世和婚姻的终结使弗兰岑得以在更大程度上释放自我，而因《纠正》 收获的荣耀地位和不菲身家使他以更“任性”的方式实现自由。在新女友的影响下，弗兰岑时常隐居自然，对观鸟的痴迷甚至可以让他一个月“无所事事”，只为心无旁骛地与鸟做伴。可以说，对现实，弗兰岑深谙其中差强人意、甚至难以预料的悲剧性，但对理想，他又怀揣笃定的情怀。在他看来，自我的完整和自由的实现需要在理想和现实的博弈中斡旋。
这种斡旋在弗兰岑的虚构世界便成了小说戏剧性的主要来源。2010年出版的 《自由》 在结尾处暗示：倘若注定逃不出现实的车马喧嚣、寻不见理想的桃源菊篱，那么就释然吧，接受并安于这样的自己不失为另一种自由。这是作家时隔9年的荣耀回归：奥巴马急不可耐的尝鲜抢读，奥普拉的破冰和解，《时代》 杂志的封面人物，菲利普·罗斯“最伟大美国作家”的盛赞背书，当然还有毫无悬念的畅销业绩，弗兰岑在当代美国文坛的巅峰熠熠夺目。
理想与现实的斡旋同样主宰着弗兰岑2015年出版的新作 《纯洁》。时至今日，弗兰岑早已不是那个让奥普拉下不来台的人了，10多年的历练使他少了毕露的锋芒，多了识时务的智慧。他曾抗议现代多媒体的文化垄断，而今他自己却活跃在各大社交传媒；他曾凭借 《纠正》 和 《自由》 对普通人物的平实书写而独树一帜，却在《纯洁》 中“反常态”地塑造极端性格的人物、设计跌宕起伏的情节。倘若就此判定弗兰岑也已被消费市场和大众文化收编，恐怕有失公允，不妨看作是他写作手法的成熟吧，他在创作理想与现实市场中寻到了平衡点。
“无情之前，你必须先爱”，这是弗兰岑自述的写作原则，但显然，他在理想与现实的斡旋中，诠释的是“无情之后，你依然要爱”，这是他创作小说的期许，也是我们阅读文学的意义。
(作者为文学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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