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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最先翻译《傲慢与偏见》的?杨译《傲慢与偏见》成为最早中译本之一,有幸运成分。


    
    
    像说明 杨缤译《傲慢与偏见》封面
    
    胡适题写的书名
    “奥斯丁(汀)女士死时,年四十二岁。在她所作的六部小说中,《骄傲与偏执》为最佳。多少的时髦小说都已被人遗忘,或只留给文学史学者去研究,而这本《骄傲与偏执》至今仍能给读者以新鲜的感动,而且翻成中文我相信仍能赢得读者的同情。”
    这是1935年4月10日梁实秋先生发表在天津《益世报》上的文章,点明是为《骄傲与偏执》中译本写的序,译者是董仲篪(音同迟)。同年5月,书由大学出版社出版,易名为《骄傲与偏见》,胡适题签。
    几乎同时,商务印书馆推出另一中译本,译者为杨缤,由吴宓作序。该译本名为《傲慢与偏见》,即今之通用译法。
    两个译本谁先谁后?据1936年《国闻周报》第13卷第33期发表的《评〈傲慢与偏见〉的两个译本》,可知杨译本完成更早,且质量更佳。
    今年7月18日,是奥斯汀去世200周年纪念日,她的《傲慢与偏见》是最受英国人喜爱的百部文学作品中的第二名,而今年10月7日,则是该书最早的中译者杨缤去世60周年纪念日。
    █奥斯汀这样来到中国
    据学者叶新先生考证,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刊刻的《苏格兰游学指南》中首次提到:苏格兰大学入学考试中,英文语法方面指定4本教科书,其中有奥斯汀的《爱玛》。
    9年后,魏易在《泰西名小说家略传》中称:“迦茵奥士丁者,英国小说家之一也……其生平最著名之小说四种。”魏易通英语,是林琴南的合作者,但他直引奥斯汀作品英文名,未译成中文。
    《傲慢与偏见》初名《第一印象》,1813年正式出版时,借用英国女小说家柏楠的《塞西莉亚》中一句名言。叶新先生将其译为:“李斯特医生说:这桩不幸事的所有一切都是傲慢与偏见的结果。”
    奥斯汀无意让达西代表骄傲,截取“傲慢与偏见”(Pride and Prejudice),因奥斯汀特别喜欢它,且有搭车宣传的因素,至于Prejudice能否译成“偏见”,颇值得商榷。
    在中国,奥斯汀的早期推崇者有陈源、徐志摩、吴宓、叶公超等。
    钱锺书的老师温源宁在《一知半解》中说:“陈(源)先生在言语和行动上充分表现出来‘理智与情感’,但是,在对人对事的看法上……显示了不少‘骄傲与偏见’。”
    叶公超教一年级英文时,只用《傲慢与偏见》原文,上课就让学生依次朗读,有一次,一个学生提了一个问题,叶大喝道:“查字典去!”一声狮子吼,全堂愕然。
    后来杨振宁也上过叶公超的课,他说叶讲课极枯燥,有时还作弄学生,杨表示:“我不记得从他那里学到什么。”
    █与传教士情同母女
    杨缤喜欢《傲慢与偏见》,可能是受美国女传教士包贵司的影响。
    杨缤本名杨季徵,祖籍湖北沔阳,1905年生于江西萍乡。其父杨会康25岁便中举,时任税官。杨季徵家中行七,上有三兄三姐,下还有个同父异母的弟弟。
    杨会康开明,允许子女习新学。1922年,杨季徵改名为杨缤,入美国教会在南昌开办的葆灵女子学校。不久,杨缤受洗,她说:“一部圣经我由《创世纪》第一个字读到了《启示录》最后一个字,成篇的《诗篇》和《箴言》我都背下来了。”
    “五卅惨案”后,杨缤的信仰发生转变。据吴世昌、赵萝蕤回忆,杨缤的第一任丈夫死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父亲一度被北伐军关押,杨缤为排遣痛苦,只身去上海,接触了马列书籍。
    据《评〈傲慢与偏见〉的两个译本》披露,1927年时杨缤便已开译《傲慢与偏见》,1928年时已译完,似不确。
    1928年,经葆灵女子学校推荐,杨缤免试入燕京大学英文系,成了在该校任教的包贵司“最喜欢的得意门生”。包贵司与杨缤情同母女,据萧乾说:“教英国文学史时,包贵司讲得最起劲的是简·奥斯汀。”
    在大学期间,杨缤还用英语写了自传《童年》、《狱中》和长篇小说《挑战》,交包贵司保存,上世纪80年代文洁若先生将其译成中文,文先生说:“原稿用打字机打的,《狱中》一节,标题旁用钢笔注明写于1931年。”
    包贵司还写了一部小说《河畔淳颐园》,萧乾认为小说写得很糟,但记录了杨缤的部分履历。
    █幸亏吴宓没逐字修改
    1931年,杨缤与同学动员罢课,认为英文系美国老师史密斯水平太差。当时燕京大学英文系没有中国教师,而清华大学外文系都是中国教师,杨缤们要求学校聘中国教师,校方只好请清华大学的吴宓兼课。
    吴宓1921年曾在东南大学英文系中设“英国小说”课,《傲慢与偏见》列入4本必读书之一,吴宓因此成该书在我国大学中最早的推广者。
    据《评〈傲慢与偏见〉的两个译本》称,吴宓对杨译本逐字修改,其实未必,吴宓喜用传统章回体译西洋小说,常加入“话说”、“则此书开场”之类,致原作风味尽失。商务印书馆出版《傲慢与偏见》时,称吴宓为“总校”,可能只是广告技巧。
    吴宓的序写于1931年,而董译本1933年才动手,也有“总校”,是著名翻译家张谷若(曾翻译过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还乡》等),张是北大教授,可能是看他面子,胡适、梁实秋才为董译本捧场。
    《傲慢与偏见》开篇是个冷幽默,杨译为:“这是普遍的真理,一个有钱的单身汉,一定想要位太太。”董则译为:“一个单身汉,有丰富财产,必须要个妻子,这是一般人承认的真理。”《评〈傲慢与偏见〉的两个译本》称:“‘杨译’高出‘董译’多多!”不无道理。
    杨译本后来翻了4版,这可能与吴宓有关,他1935年将杨译本列为清华大学“文学与人生”课的必读书目。在社会上,《傲慢与偏见》并未流行。
    █杨缤改名为杨刚
    1928年,杨缤与北大学生、中共党员郑侃相恋,并入党。1930年,杨缤参加“五一”反内战游行时被捕,在狱中遭遇酷刑,后经燕京大学保释出狱。出狱后,为方便活动,杨缤改名为杨刚。
    据杨刚的同事高承志回忆:“她对当时地下党的教条主义作风很不满,每逢‘五一’一类节日,必定要举行……所谓飞行集会……造成牺牲,她认为毫无意义。”
    1932年,杨刚本该毕业,因患猩红热休学一年。
    复学后,党小组负责人是个山东人,“性格骨硬,做事决不转弯”。杨刚想休息,向他请假,他问:病不是已经治好了吗?为什么又要休息?激烈争吵后,杨刚退党。
    包贵司另一个很欣赏的学生是萧乾,杨刚曾以大姐身份劝萧入党,并借给他理论书籍。
    杨刚说:“当心你会掉进深渊里去,或者在大森林里迷了路,给老虎吃掉。”
    萧乾考入辅仁大学,后将杨刚介绍给自己的老师斯诺,帮他编译《活的中国》,鲁迅、茅盾等人作品因此被译介到美国。
    七七事变后,在夏衍等人介绍下,杨刚入党。
    1939年,萧乾因赴英离开《大公报》,推荐杨刚接替。报社总经理胡政之听说杨是共产党员,萧乾则说,不用杨,“会失去刊物目前的大部分写稿人和读者,刊物必然又恢复到吴宓主编时的学院派老样子,哪里还像一份抗战时期的报纸”。
    █将《论持久战》传向世界
    杨刚接手《大公报》副刊后,使其风格转向犀利,得到周恩来赞扬。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的演讲,稿件后来交到杨刚手中,让她译成英文。当时上海已沦陷,杨刚找好友、美国人埃米丽·哈恩(中文名项美丽),哈恩将杨刚藏在自己家中。在哈恩情人邵洵美帮助下,《论持久战》在《自由谭》英文版上连载,邵洵美发按语称:“近十年来,在中国的出版物中,没有别的书比这一本更能吸引大众的注意了。”后来又出了英文单行本。
    1940年,杨刚700多行长诗《我站在地球中央》出版,轰动一时,人们称杨刚是“金箭女神”。作为名记者和优秀作家,杨刚在重庆结识了学者费正清,在费帮助下,杨得以赴美留学。
    当时赵萝蕤也在美留学,据赵记:“某次她(杨刚)路过芝加哥时失窃,身上一文莫名,就到芝大图书馆找我‘求救’。”
    1948年,杨刚回国,继续从事媒体工作,1950年10月调任周恩来办公室主任秘书,1953年出任中宣部国际宣传处长,1955年任《人民日报》副总编。
    杨译《傲慢与偏见》成为最早中译本之一,有幸运成分。陈源早想译,但被夫人凌叔华抢去。1932年,凌叔华写信给胡适和叶公超,说她已经译了一半《傲慢与偏见》,听说叶也在译,希望叶放弃。1932年至1933年,凌叔华未发表一篇小说,似乎在全力翻译,可她始终未完成。抗战期间,凌只是将自己的3篇小说翻译成英文。
    █她在扑朔迷离中告别人间
    与杨刚比,董仲篪履历较模糊。
    1937年8月18日,谢觉哉在日记中记:“会九十七师政训主任董仲篪。董宁乡人,大革命时还是学生,他承认国民党的堕落。”不知是不是同一人。
    这个董仲篪与宋希濂是老乡,后参加远征军,入缅甸作战,还当上中将,解放战争时被俘,以后情况不明。
    抗战爆发时,杨刚忙于救亡工作,无暇照料3岁的女儿,便寄养在包贵司处。抗战期间,杨刚与丈夫郑侃离婚,1943年,郑侃死于日机轰炸。
    1950年,杨刚与包贵司见了最后一面,当时在朋友家中,“本来说好不争论,然而争论是无法避免的”。杨刚平时工作12小时,衣食极简朴,包贵司送给她一条皮褥子,杨刚拒绝了。包贵司给杨刚冲了一杯速溶可可,杨刚说:“我是中国人,我只喝白开水。”二人原本关系密切,说话较直接。
    1957年10月7日,杨刚在家服用安眠药自杀,未留任何遗言。对于她的死,众说纷纭。杨刚去世前曾遭车祸,有人说此后她精神一直不太正常。日本学者江山幸子发现,杨刚的作品中常有悲观厌世的情绪,如“人类的痛苦经到我的心上时,已经带了化石的成分”,流露出无法适应时代巨变的苦闷。
    上世纪50年代,《傲慢与偏见》被认为是批判资产阶级虚伪的佳作,得到推广,但反响平平。直到上世纪80年代,小说中幽默、趣味等元素得到重视,新译本不断涌现,到2016年时,已有34个中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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