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者——富于想象力的巨人们的历史》[美]丹尼尔·J·布尔斯廷著汤永宽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继《发现者》之后，丹尼尔·布尔斯廷的《创造者》也由上海译文出版社隆重再版。这或许是这位荣衔无数的“文学派史学家”、美国国会图书馆长的“世界历史三部曲”中分量最重的一部(最后一部是《探索者》)。有人认为，它不过是为普及版的文化史起了个漂亮的别名罢了:它的论述对象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历史伟人；它的编纂体例，大体上仍是按照文学、音乐、绘画、建筑等领域实行的，这些领域的专家和学生，一定会在书中找到与他们常用的教材相重叠的部分。即便如此，对于中文读者来说，它仍然算是一部富有见地的史学著作:既符合我们对于高傲的西方知识界的想象，又有某种程度的偏离。换句话说，作者对他的作品可能与美国主流大众之外的人群相遭遇似乎有所准备，这一点委实难能可贵。
以“发现者”“创造者”这样的主体概念来书写人类文化史是个好选择，对史学家的要求也相应地更高:它不能脱出“经典”历史学的框架、要明确地描述或发明总体历史的时间和空间的总体逻辑，更要直面关于世界文化资源的权力分配和价值标准的问题。作者必须回应读者潜在的质疑: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在自身的天地里建设对广大宇宙和世界的种种认识，由谁来制定这些认识的普世标准呢?而这些被选出来的人，又有何资格代表人类被称为“创造者”?
作为应答，作者首先在序章“创造之谜”中提出了“世界是否有一个创世者或主宰者”、“世界是来自于‘自我’还是‘他者’”这个看似天真的问题。其实，这种提问方式对于分判大的文明区块和这些区块内部的历史走向来说，是一种极有效的宏观手段，也避免了神学和宗教眼花缭乱的概念纠缠。它使我们拨开迷雾，直取人类史核心的几样东西:能创造的主体、所创造的世界，以及试图打破这种“能/所”分界的想象力路径。从此以后的人类文化之路，尽管是“小径分叉的花园”，每一条路径却开始变得清晰可辨。同时，沿着这个问题前进，该书既展示了一个线性的时间的推进过程，又展现了随时打破它的灵活性:从没有起源的、神学的世界，到以人类自身的文明、文化和制度来仰望神明的世界，来到最后的回到人类的“自我”和内心，甚至让“我”成为世界的现代主义思路。这个过程对于欧洲史来说是非常鲜明的，在有些文明体系甚至个别“创造者”的思想中却旁逸斜出，甚至恰恰相反，而作者尽可能地处理了那些不同的声音。他描述了印度、中国和日本对自然的态度与欧洲的差异，将前者的木文化与后者的石文化相对比，对“无我”和反二元对抗性的方式加以精简的概括:欧洲对自然的态度是恐惧与征服，而东方则是一体和同盟。这是老调子了，但这部著作所宣扬的正是重弹的必要性。虽然有着鲜明的以“人”带“史”的特征，但与其说作者是在为历史剧本选取特定的人物角色，不如说，其整体的历史观才是真正的主角。
如今，关于历史观的公信力已经发生了巨大的争议，特别是来自“非西方”世界的人文知识分子，认为“人类史”和“世界史”的概念本身都是由西方人提出来的，其种种信条自诞生起，就从未被提出者真正遵守过。在这一点上，布尔斯廷似乎正是传说中的、政治正确的“西方主流作者”:在序言和第一卷“创造者”的部分，也就是世界史所谓的“轴心时代”或中古时代，他均衡地把笔墨分给了几大文明古国，让冷淡的孔子、沉默的释迦、热情的耶稣以及希腊罗马的哲人和君主们一起俯仰天地，不厌其烦地惊叹一下埃及的神秘民工所创造的建筑奇迹，接下来的“天下”，就基本上属于欧洲和美国了。
近代世界中的埃及、非洲和南美洲乃至阿拉伯世界都从创造者的英雄谱上消失，在人类总体历史中变成“个别史”的事实，是多种历史力量的结果。布尔斯廷的贡献在于，把消失的部分的某些因果藏进那些讲出来的东西里。这包括对能创造的主体和所创造的世界的看法，以及那些历史上的“文化胜者”所设置的选题和噱头。易言之，阅读这部著作最大的乐趣，就在于读者可能在看上去很平常的微观话题中，自行挖掘和组装一个总体文化历史剧的各种“梗”。
最后终于说到“创造者”。通常，伟大的创造者被描述成这样一种人物:历史在他们那里折成两半，之前是这样，之后却(因为他们而)变成那样。然而布尔斯廷强调，正因为对人与世界的关系的想象方式不同，不同的文明地域和时代早已产生了不同的创造者身份。他试探着描述了西方的“天才”、艺术家以及东方的匠人或士，这些身份显示了各自文化传统在“个体”和“群体”之间的各种偏向。他所列举的人物当中，有些人在世时就获得盛赞，并使人感到能打开一个新时代(比如乔托和米开朗基罗)，有些人并没有创新的冲动(比如巴赫)，却仍然成为下一个时代的先锋者，有些人的确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比如我们的达·芬奇和莫扎特)，一出现就装备齐全，缺少可辨识的师承关系，还有些人在后设视野中来得恰到好处，近看却往往不合时宜(比如孔子和耶稣)。布尔斯廷生动而节制地描述了他们各自的生平和创作之间的关系，但他把重点放在时代为何、以怎样的方式接受了他们、继承了他们，让他们成为象征和标杆，这是他认为真正值得思考的事情。在从中世纪过渡到文艺复兴这个套路太多以至于吐槽无能的艺术史地段，他仍然积极地寻找不同领域的个体创造者之间的衔接点，暗示读者快将这些点联成线，找到历史剧的情节高潮。比如把布鲁内莱斯基推举为建筑界的乔托，认为他对光线和空间的再创造在某种意义上建立了所谓的近代社会，而接下来的达·芬奇在透视方面延伸了这种创造，甚至将懂得如何观看设定为个人的生活目标，直到今天，在东西方学界大热的视觉文化研究也无法逃过他的幽灵。
在这里，我不会再提及布尔斯廷笔下的现代“创造者”，而是推荐读者辅助阅读另外两本同样由“西方人”书写的艺术史和文学研究中的经典著作:《艺术与物理学》和《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通过数本著作的“里应外和”，我们会发现布尔斯廷所暗示的那条从“世界”转向“自我”的线索是如此清晰，就像一条主动脉，构成了“西方人看世界文化”的基本眼光。这不由得令人遐想:中国的文化史家写一部同名的史学著作，会是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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