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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经验下的生态思考


    关键词:王小忠 《黄河源笔记》
    在我的视野中,使用汉语写作散文的藏族青年作家,甘南的王小忠是较为突出的一位。综观王小忠的散文创作,游牧生活、自然环境的粗粝以及压迫感、荒凉与寂寞、变动不居的现实场景,构成了其笔下文学景观的主要内容。法国文论家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曾提出“时代、种族、环境”说,将它们视为决定文学发展的三大要素,并由此引发了地理环境决定论的争鸣。经过20世纪西方现代文论的冲击,“三要素说”已然式微,然而其社会学的解析方法并不意味着完全失效。在王小忠的散文作品里,时代、民族、环境三个要素皆鲜明地矗立。
    读完王小忠的散文集《黄河源笔记》,我特意通过搜索引擎观摩了甘南州的多种地图,也观看了多家电视台关于黄河源头探秘的记录片。甘南对于内地而言,无疑是远方之所在。在很多人的想象里,这里有雪山、草原、黄河源头的九曲十八弯,有湿地、自由的禽类以及美丽的油菜花。如果以切身体验的方式进入的话,这里则是另外一个世界,苦寒之地、交通原始、土地沙化、严重缺水,呼吸与食物摄取皆如此沉重。如同“残酷的诗意”的命题一般,甘南乃残酷与诗意并行的世界。作家王小忠生于斯长于斯,对此感受尤深。因此,面对如此独特的地域经验,就散文写作而言,作家大体上有两种处理方式:一种为提纯式的写法,将个人的温情与地域的诗性相结合,写出甘南的“远方”意味;另一种则是直面现实的伤口,探究内在的肌理和纹路,借此找寻“更多人能够抵达美好”的可能性。很显然,王小忠在这本书里选择了后者,选择了一种记录的方式,去表达自我的现实关切。
    童年经验和地域生活构成了文学叙述的内在动力机制,小说家从这两者出发,最终想把握的是某种整体性,而对于散文作者而言,这两者从不会消失,总是以碎片的形式嵌入到不同时期的创作之中。即使遭遇某种层次上的整体性,其叙述的重心也不在整体,而是分解开来的片段。简单归纳的话,《黄河源笔记》写的是玛曲县黄河源头的林林总总,而在具体篇章的主题指向上,却小径分岔。这部集子由8篇文章组成,除了《黄河源笔记》这一篇之外,作家的行走和探查主要集中在玛曲县,具体落点则是玛曲县不同的乡。高原上的行走,如果以内地经验为尺度的话,必然陷入错讹,比如两个乡之间距离不过几十公里,然而可能横亘着三四座海拔超过4500米的雪山,或者横亘着难以翻越的沼泽。作家呈现了诸多这样的细节,比如《黄河源笔记》一文中写道,走进阿尼玛卿雪山时,在可望而及的地方,因为缺氧和身体状况却不得不终止行动。比如小旅馆中的寒夜之冷和彻夜难眠,比如渡黄河时的危险和内心的祈念,还有大雪封山之后动物濒死前的绝望,以及饥渴的牦牛急速撞向冰层以获得水源。诸如此类,无不验证了高原生活的奇绝和残酷。
    毋庸置疑,在系列的探访中,作家更关注的则是当下的现实,一方面是黄河源头附近的生态现实,其中最突出的则是草原的沙化问题。过度放牧、地下水位下沉、旱獭与老鼠的啃食,促成了触目惊心的草原沙化现象。《早春的阿万仓》写到了草原地下水资源严重缺失的现实,一个专业的打井队,在阿万仓草原上打井一个月而无所得。生存现实与生态恶化构成了阴霾中的两座大山,压在每一个人的心头之上。《日出曼日玛》中,曼日玛作为草原的核心湿地,却接连遭遇沙尘暴的覆盖。在其他章节中,作家多次使用了“黑”这个颜色用语来形容目之所及。草原为什么变黑?直接原因就是腐殖层变得稀薄,无法涵养更多的草类,因此裸露于地面。美国生态文学作家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中提出了“土地伦理”的准则。从地质、气候演化的历史来看,百年光阴不过是弹指之间,可以忽略不计的,而高原草场之所以遭遇了如此严峻的现实,除了自身的脆弱之外,人为的因素无疑成为主要原因。归根结底,还是因为“致富”的念头开始根植于牧民的心上,然后不断扩大牲畜的数量,而草原的承载能力到达一定限度之后,就会崩塌。所谓土地伦理,就是基于敬畏的基础,人类对自身限度的自觉认识。除了在行走与记录中灌注生态思考之外,《黄河源笔记》还触及到现代性对牧民生活的影响,这种影响涉及的层面众多。有藏传佛教用品的商业化现象,如《佛珠的故事》中的沿河街;有《遥远的香巴拉》中旅游开发名目下的财富欲望。生态恶化和现代性的渗透,对于高原牧区而言,皆是沉重的、涉及生存根本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非作家之天职,能够不虚美,真实记录,已属难得。在作家笔下,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明亮的人和事,比如那位不改初心的乡村教师,还有对我耳语的虔诚的拜山老者,以及做技能培训的索南木,他们皆能做到知往而鉴来,如雪山一般,与这片卓绝的大地长相厮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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