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功能角度对散文创作做一个粗略的分类，大致可以分为抒情的与载道的两类。抒情者，抒发个人情志；载道者，表达公共思想。在本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参评散文作品中，我们能清晰地感受到灌注在创作中的这两种价值诉求，以及所带来的内容与形式上的不同风貌。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与父亲书》和《洱海笔记》。
《与父亲书》是土家族作家向迅写给父亲、献给父亲的书。父亲是那个特定的预设读者。如此而言，我们完全可以把这本书看成一封给父亲的长信。由于书信的私人性质，我们也可以将之视作个人情感的倾吐——“我的写作都围绕着你，我写作时不过是在哭诉我无法扑在你怀里哭诉的话”。的确，由于中国农村传统父子关系中常见的情感交流障碍，作者懊悔于在父亲生前所未能充分展开的交流，以及由此导致的对父亲生命认知的不足，他唯有在父亲去世后，召回过往，编织记忆，以文字来进行弥补，展开救赎。作者通过绵密而丰沛的日常生活细节，向父亲的生命深入掘进，父亲也由此呈现出不同的面向与形象。作者以深沉情意所练就的文字，相信会令每一位人之子深深共情。《与父亲书》同时也是一部有难度的写作，作者试图打破纪实与想象的边界，以弥补记忆之模糊与不足，它在语言和文体上的探索，体现了本届散文创作艺术性的高度。
《洱海笔记》是白族作家北雁的一部主题性的长篇纪实散文。这是一部在行走中诞生的作品，作者从2018年春天开始，沿洱海徒步行走，进行扎实的田野调查，历时十个满月，跨越四个季节。他深入洱海沿岸的所有村落及河流、山脉、古迹、名胜、岛屿、湖滨，考察洱海现状，寻访洱海历史，然后以日记体的方式，记录了途中的所见所闻所思。在其中，作者融合了生态学、人类学、民俗学、文学等多个视野与方法，对洱海的地理、生态、历史、文化、自然、民俗、民居建筑等多方面内容进行了细致的描摹，呈现出洱海的自然美与人文美。作为第一部全景式描写洱海的自然文学，这既是一份关于洱海的田野调查和地情报告，也是一本关于洱海的生态忧思录。曾几何时，洱海的生态恶化令生于斯、长于斯的作者无比忧心，他动心起念出发行走正是为了深入了解洱海保护面临的困难问题。而当“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洱海”“洱海清、大理兴”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作者更感到由衷的喜悦。他通过文学创作生动阐明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这便是《洱海笔记》所载之道。
当然，所谓抒情与载道并非泾渭分明，抒情也每每具有社会性意义，兼具内省性与公共性两个面向，而载道者亦有自己的观点、情感、趣味与倾向性。其间关涉自我与他者、个人与社会、“小我”与“大我”之间的辩证融合。优秀的散文创作每每能从自我出发，而通往“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在本届初选和获奖作品中，不乏优秀抒情之作，所抒之情皆为人之常情，如亲情（《与父亲书》《大雪是被子》《绿皮火车》《兄弟记》）、友情（《兄弟记》既写了亲兄弟情，也写了结拜兄弟之间的友情）、乡情（《时间之野》《沙卜台：无锁的村庄》），以及日常生活情趣（《帮助南瓜》《火塘书简》）等。同时，也不乏书写广阔社会和不同人群的作品，如《洱海笔记》《大地的云朵——新疆棉田里的河南故事》《蕴情的土地》等。散文作者的自我抒情中蕴含了丰富的时代信息，而在朝向外部世界的探求中，也总是隐藏着一个复杂的自我。正如向迅所言：“父亲是一个有故事的人，是一个不应该被遗忘的人。他从出生到辞世，长达大半个世纪的人生，恰好见证了这个国家五十年代以来的全部历史……尽管他们多为草莽，在历史面前面目模糊，但推动时代车轮滚滚向前的，少不了他们的一双手。父亲是他们中的一个。他的个人史，既是国家历史的组成部分，也是国家历史的缩影。”
散文创作贵在真诚。特里林在《诚与真》中提出，“真诚”是指“公开表示的感情和实际的感情之间的一致性”，然而在现实中，“实际的感情”“内在的自我”却往往流向“正确地履行一个公共角色”的道德考量。“如果真诚是通过忠实于一个人的自我来避免对人狡诈，我们就会发现，不经过最艰苦的努力，人是无法到达这种状态的。”藏族作家王小忠的《兄弟记》便是一部富含勇气的真诚之作。作品是写兄弟之事，但作者并没有将叙写的中心放在世俗兄弟深情上，而是通过家庭内部兄弟之间以及村庄左亲右邻矛盾龃龉、亲疏关系的变化，来写故乡的现实、风俗、伦理道德的变化——“变化是随着人的变化而变化的”。作为一位外出求学离开故乡多年的知识分子，王小忠多少受到鲁迅的影响，对家乡的变化怀着“归去来者”的复杂感受，“离开故土短暂的二十余年，我的故乡似乎已无法和自然纯朴、和谐安详联系起来了”。在日益变化着的社会环境里，更多的人似乎找不到方向，也找不到自我。兄弟、乡亲之间，因为日常生活琐事，尤其是现实利益而导致的矛盾纠纷甚至吵闹决裂更令“我”不堪，“我只是觉得，生我育我的乡村和爱我恨我的亲人们都走在相互背离的道路上，有点痛心”。作者以手记的形式写的这些文字，难免带有个人情绪，也决不能代表乡村的全部现实，但他对现实忧虑的表达却是坦诚的，那恰恰也源于对故乡与亲人的深情：“自古以来，有故乡的人都在寻找故乡，几十年后，我们的故乡会在哪儿？”令“我”欣慰的是，“似乎是突然之间，大家对生存环境有了清醒的认识——吃好穿好已经不在话下，如何让自己活得舒心才是关键所在。不仅在乎生命的长度，村里人更开始在乎生命的宽度”，“我”也重燃起对乡村未来的希望与信心。《兄弟记》下篇写“我”与异姓兄弟胡林生的友情，温馨动人，与上篇亲兄弟之间的隔阂形成比照，也提示我们，作品上篇的沉郁之笔所表达的，是对世间真情与美好的期盼。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获奖作家均出生于1980年以后，他们以富于时代感的内容和具有创新性的形式，为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注入新鲜的血液，带来了生动的气息。其中，向迅、羌人六、王小忠等人已成为当下中国文坛散文创作的中坚力量。青年作家羌人六1987年出生于四川绵阳羌族农家，上大学前便开始写诗，在考入成都体育学院后仍没有放弃写作，文学创作一直贯穿在毕业后数年颠沛流离的生活中。这些经历都被他写入了散文集《绿皮火车》。“二十世纪末，川西北群山深处的断裂带，随日升日落、季节和农事辗转的断裂带，祖祖辈辈跟庄稼生死相依的断裂带，是我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根据地。”断裂带也是羌人六文学的根据地，那里有他的故乡、亲人，是他的过往与来路，也是他面对未知未来的根基与底气。他的“绿皮火车”载满乡愁，载着他离开家乡，去往城市漂泊、打拼。凭借这辆“绿皮火车”，他逆时光而上，追寻童年和少年时代的记忆——那些与贫困、艰辛，也与爱、与坚韧的生存相关的“断裂带”的岁月。艰难困苦的人生经历使他敏感早熟，而青年人的激情和锐气犹在。在他笔下，那些肆意流淌的文字被赋予了鲜活的生命力和独特的意蕴。
作为本届最年轻的获奖者，本名马骏的回族青年作家柳客行，1995年出生于宁夏西吉县，他自童年起便承受着脊髓性肌萎缩症的困扰，只能依赖轮椅和家人的照料生活。文学成为他的救赎，史铁生的《我与地坛》使他如遇知音，给予他心灵的启示与力量；他也拿起笔开始创作，文学是他为自己找到的那束光，照亮自己，也照亮了身边的世界。在散文集《青白石阶》中，他真实地记录了自己的心路历程：西海固小城路边的一排青白石阶曾见证了他刻骨的孤寂、彷徨与被放逐感；而亲人的无私奉献、来自陌生人的善意，以及生活中那些数不清的美好瞬间，也被他默默珍藏，终于，他完成了自我疗愈，让自己的灵魂勇毅地站立起来。在柳客行的散文中，我们读到的不是不幸者对于命运不公的嗟叹与哀怨，而是一颗敏感、内省、具有深度，同时积极向上、向善的心灵。
参评本届骏马奖的众多散文作品，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各少数民族丰富多彩的民风民俗和时代风貌，也展现了更多来自基层的作者和广大人民的生活样态。同时，让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一名优秀的作家要有关注现实、深入生活、为人民写作，将写作扎根于脚下土地的使命意识。
（作者系《光明日报》高级编辑，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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