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最深层、最根本、最永恒的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常写常新的主题。拥有家国情怀的作品，最能感召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习近平总书记的论断高屋建瓴，不仅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而且有深邃的历史感和高度的前瞻性，对我国各民族作家总结历史经验、贴近现实生活、正确面向未来、不断提升爱国主义书写水平、更有力地推动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实际上，爱国主义一直以来都是少数民族文学书写的光辉传统，不同的作家以各具特色的作品展现了自己的爱国主义情怀，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产生了不容低估的作用。
20世纪初叶，许多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和影响，积极参加五四反帝爱国运动，接着有不少参加中国共产党，进行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对祖国对人民作出了巨大贡献，其中不少人面对国内外敌人滴血的屠刀，壮烈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荣耀先(蒙古族)、龙大道(侗族)、邓恩铭(水族)、赵世炎(土家族)、马骏(回族)、郭隆真(回族)、刘清扬(回族)、施滉(白族)、张伯简(白族)、韦拔群(壮族)等等，都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永垂不朽的革命前辈，他们大量的诗词、文章、演讲乃至誓言，都堪称爱国主义文学的辉煌篇章，其中有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
例如，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中，马骏带领学生发出怒吼：“誓保祖国！誓挽国权！誓雪国耻！誓除国贼！誓共安危！誓同始终！”这不是文学，又最是文学，因为它是胆识、血性、生命的熔铸。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1931年就义前在狱中写给母亲这样一封家书：“卅一年华转瞬间，壮志未酬奈何天；不惜惟我身先死，后继频频慰九泉。”还有1932年在上海龙华与诗人殷夫等一同就义的龙大道的诗：“身在牢房志更强，抛头碎骨气昂扬。乌云总有一日散，共产东方出太阳。”这样有骨气有底气的诗文，让人不禁联想到鲁迅评价殷夫诗文的名言：“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白莽作〈孩儿塔)序》)
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各族人民在艰苦卓绝的抗战中写出了一批富有爱国情怀的文学作品。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认为，以抗日为题材的作品中有大量经典之作，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文学高度。抗战精神“是冒着敌人的炮火用鲜血筑起的长城”，“是无数活着的和逝去的战士与烈士们共同谱写的英雄乐章，是我们的永远的支撑力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动力”。的确，在14年抗战中，中国文学所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精神，是我们认识有关作家作品的一把钥匙。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中国东北，东北各族人民从此开始了长达14年敌我力量悬殊的浴血奋战，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牺牲和重要贡献。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企图占领全中国，中华民族全体总动员，进行全面抗战。中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不朽的丰碑，使中国人民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中国各民族作家抗战14年间满怀爱国情怀的书写，也给中国和世界人民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记忆。
比如，“东北抗日作家群”的作家们，不论是流亡者还是留守者，都有不同寻常的业绩。其中有不少是少数民族作家，如满族作家李辉英、舒群、金剑啸、马加、端木蕻良等，在中国抗战文学史乃至整个现代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李辉英说：“我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因为愤慨于一夜之间失去了沈阳、长春两城，以及不旋踵间，又失去了整个东北四省的大片国土和三千万人民被奴役的亡国亡省痛心情况下而执笔为文的。”(李双庆：《李辉英先生谈生活与创作经验》)他在“九·一八”事变后流亡，1932年在丁玲主编的《北斗》上发表以东北为背景的抗日题材小说《最后一课》，此后一发不可收，写了不少以抗日为主要内容的作品。茅盾当年曾在《“九·一八”以后的反日文学中》对李其长篇小说《万宝山》的得失进行分析，认为小说选取“涉及中国历史命运的重大事件作为表现的内容，就决定了它的历史性意义”。舒群“九·一八”事变后离开家乡，投身抗日义勇军，1932年参加第三国际中国组工作，1935年在上海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6年发表成名作《没有祖国的孩子》，受到周扬、周立波的高度评价。作品以东北沦陷区为背景，叙述了中、苏、朝三个孩子的故事，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真挚的国际主义情谊。
八年全面抗战中，神州大地东西南北都燃烧起抗战的怒火，抗日救国成为中华民族的首要任务，也是多数中国作家文学创作的第一关键词。“七·七”事变后不久，满族作家老舍便离开已沦陷的北平，辗转到了武汉，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筹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事宜。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老舍被推举为总务组组长，成为协会的总负责人。在担任繁重组织领导工作的同时，老舍不遗余力，8年内接连创作了9部戏剧，为中国各民族作家以笔作枪投身抗日救国作出了光辉榜样。他抗战胜利后出版的《四世同堂》，反映了八年抗战的全过程，突出表现了中国精神，彰显了中华民族的尊严，是一部伟大的史诗。
全面抗战期间，不论在抗日根据地、国统区还是在沦陷区，也不论是在内地还是在边疆，中国各民族作家都经受了严酷的战争洗礼，也正是在血与火的洗礼中，作家群体的中华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得到了进一步提升。自称“苗蛮子”又心仪“永恒不变之美”的沈从文，在八年全面抗战中同样不乏家国情怀，在不少作品中流露出疆场杀敌的豪气。例如，《昆明冬景》中就借人物对话，说出“我去打仗，保卫武汉三镇”的话语。蒙古族作家萧乾对“二战”欧洲战场的报道意义重大，他的小说、散文和报告文学作品，如《梦之谷》《湘黔道上》《由香港到宝安》《刘粹刚之死》《血肉筑成的滇缅路》等，也是不可多得的抗战文学佳作。其中，散文《刘粹刚之死》叙述中国空军第五大队二十四队队长刘粹刚壮烈牺牲之前的事迹，其中有他生前与25岁的妻子许希麟往来的两封书信。报告文学《血肉筑成的滇缅路》真实、生动地记录了云南各族人民以血肉之躯修筑从云南到缅甸的道路支援抗日战争的故事，写的是普通百姓，可故事感天撼地。
在抗日战争中，中华民族认同感空前增强，各族人民群众支持抗战，众志成城。《康藏民众代表慰问前线将士书》写到：“日本帝国主义肆意武力侵略，其目的实欲亡我整个国家，奴我整个民族，凡我任何一部分土地，任何一部分人民，均无苟全幸存之理。” 誓死抗战，用血肉筑起新的长城，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誓言。慰问书本身也是抗战文学遗存，声情并茂，字字有金石声和刀枪搏击声。抗日战争期间出现了许多少数民族抗日英雄，也出现了许多拿笔作枪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少数民族文学精英。李乔(彝族)、万里云(壮族)、陆地(壮族)、潘万霖(侗族)、苗延秀(侗族)、郭基南(锡伯族)、李寒谷(纳西族)、马子华(白族)、张子斋(白族)、乌·辛(赫哲族)等等。从族别看，满、回、蒙、维作家较多，除上文列举诸作家外，满族还有颜一烟、胡可、关沫南，回族有沙蕾、马宗融、沙陆墟、李超、胡奇、穆青、白平阶，蒙古族还有纳·赛音朝克图、齐燕铭、牛汉、云照光，维吾尔族还有赛福鼎、包尔汉、尼米希依提、祖农·哈迪尔、黎·穆塔里甫等。少数民族作家群的出现有深刻复杂的原因，但是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爱国主义者需要以文艺为武器打击敌人、消灭敌人有根本联系。
这些少数民族作家因为家庭出身、民族归属、生活地域、文化背景、人生经历、创作经验和文学个性不同，所以创作差异必然存在，但是他们都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最让人难以忘怀的是，很多人还因为用文学表达爱国主义精神和自己的理想愿望，牺牲了宝贵生命。维吾尔族作家黎·穆塔里甫就是其中的一个。穆塔里甫1922年出生于新疆伊犁地区尼勒克县，中学未毕业就开始写诗，19岁就创作了著名诗篇《中国》。他的创作生涯和八年抗战正好重叠。他的诗作《给岁月的答复》《直到红色的花朵铺满了宇宙》《五月——战斗之月》《当突破黑暗，留下足迹的时候》《伟大的祖国》《爱与恨》《幻想的追求》、剧本《奇曼古丽》《战斗的姑娘》《暴风后的太阳》《青壮丹》和杂文《在残废的恐怖中》《“皇军”的苦闷》等，大都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诗歌在他创作中占主导地位，诗人萧三曾把他称为“天才诗人”，并说“他的诗在我国多民族的诗圃里是一朵放着异彩的花”。然而，这位“天才诗人”却因为书写爱国主义精神，1945年9月18日被反动力量血腥地杀害了，年仅23岁。这是中国多民族诗坛也是中华民族的损失。穆塔里甫的诗作《中国》曾满怀激情地呼唤黎明，呼唤新中国，憎恨万分地称日本侵略者为“乌鸦”，激励中国各族人民投入拯救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赞扬爱国志士和游击队员的英雄壮举，吁请中国各族人民“在世界上建立惟一的、崭新的、独立的中国”，“竖起永远飘扬的、千秋不倒的旗帜”，这也正是当时全中国人民的共同心声。
对爱国主义情怀的抒写，到今天依然很昌盛。在新的历史语境下，爱国情怀的表达迎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需要作家们以崭新的视角来对此加以把握。我们期待有更多更好的作品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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