藉助比较完备的资料，厘清文人往事、复现历史情境，自是一件快事；但由于各方面原因的限制，即便是知名人物，文献资料的搜集往往也是困难重重——有时候即便知道了文献搜集的方向，目标也未必能够达到。
2014年，施蛰存先生与海外学人孙康宜教授的七十余封往来书信，辑成《从北山楼到潜学斋》出版的时候，我有一个最直观的感受：施蛰存先生与彭燕郊先生的往来书信，也足够辑成如此一册的厚度。在稍后写成的彭燕郊与他人的一册往来书信集的“编后记”中，我甚至做了预判：“假以时日，施、彭二人书信清理出来，辑成类似的往来书信集，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它们对于认识1980年代以来施、彭二人的思想及文艺活动，认识新时期以来的文化语境，无疑是多有助益的。”[[1]]
但实际上，我很清楚，这样的往来书信集很可能难有辑成的机会了。
一、“这些时我一直在等你的信和稿件”
我最初注意到施、彭二人有较多书信往来，是2005年开始做彭燕郊晚年口述的时候。其时，《北山散文集》已出版多年，其中收录了注明为1991年2月至1999年6月间，施蛰存致彭燕郊的书信27通。8年，27通，对两位耄耋老人来说，数量算是很不小的了。我那会还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攻读博士学位，施蛰存先生是华师大的著名教授，《北山散文集》又是由学校出版社出版（2001年）。当时，彭燕郊先生又已找出若干施先生更早时候的来信，某次我回学校时，他曾托我与该书的责任编辑联系，希望有机会能增补进去。我去过出版社，未见到该先生本人，只能在电话里大致说明下情况。该先生后来与彭燕郊先生联络的情况如何，我不得而知，只知2011年《北山散文集》归入多卷本《施蛰存全集》再次出版的时候，情形依旧。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彭燕郊先生已经找到的是哪些信，我并没有特别留意——当时完全没有想到2011年之后，会有机会着手整理彭燕郊先生遗藏的文献资料，而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书信。
施蛰存为1905年生人，长彭燕郊15岁。两人的人生道路可谓迥乎不同。施蛰存居海上，早年写“新感觉派”小说，办《现代》杂志，蜚声文坛，日后长期在大学任教，在文学创作、古典文学研究、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石版石刻整理方面卓有成绩——这即是施蛰存本人所称平生治学，开了四扇窗，是海内外知名的文学家和学者。彭燕郊是福建莆田人士，早年投身新四军，后因投稿《七月》，得胡风赏识，被目为诗人。日后落户中部省份湖南，虽也曾在大学任教，但更显著的身份还是新诗人（“七月派”）、胡风分子。按说两人的人生轨迹原本是几乎完全不在一个轨道之上，何以会有那么多的交集呢？
彭燕郊的晚年口述材料中，有一段专门谈及施蛰存先生：
这老头很可爱的，我每次去上海都去看望他。他写信很勤，他写给我的信大概有五十多封。他和我通信是在编《诗苑译林》的时候，开始是编《戴望舒译诗集》，我就找了他。后来我又出了一本他的《域外诗抄》，本来想搞成《施蛰存译诗集》，他说不要那么叫。他的贡献确实也大，编了很多书，也译了也很多书，都很好。有人称“北钱南施”。钱是钱锺书。[[2]]
目前并没有确切的材料表明两人的交往始于何时，翔实的资料集如两大卷《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3]]，也没有明确的载记。不过，就其起点而言，无疑和新时期之初彭燕郊筹划大型外国诗歌翻译丛书“诗苑译林”紧密有关。其通信的时间，先前我根据施蛰存相关书信判断，最迟不超过1982年6月。[[4]]现在，通过孔网拍卖场及相关渠道找到了1981年9月至1982年9月间彭燕郊致施蛰存的信九封，根据这批新发现的材料，两人通信的时间还应稍稍往前推一点。而两人的交往细节以及相关文化史的话题，也具备了初步讨论的可能性。[[5]]
彭、施会面的具体时间暂不可考。看起来，是先有通信而后有会面。彭燕郊在1984年9月4日的信中提到两人都曾参加的1979年的全国第四次文代会，1982年7月22日的信中提到在北京友人处见到施蛰存的近影，但都没有会面的记载，看起来还要后移一段时间。
彭、施通信的内容，目前所见，基本上全是关于翻译出版事业的。据回忆，早在1980年左右，彭燕郊即曾向湖南人民出版社建议“出版一套译诗的丛书，要概括五四以来外国主要名诗人的诗和中国的名译”，这就是后来的大型诗歌翻译丛书“诗苑译林”。[[6]]此一构想得到了出版社领导的支持，彭燕郊随即受委托外出组稿，曾专程到上海、广州、北京等地，听取施蛰存、梁宗岱、卞之琳等知名翻译界人士的意见。[[7]]
从彭燕郊致施蛰存的信来看，此一工作的起步阶段难度并不小。一是观念层面的，1981年9月4日彭燕郊在信中说：“出版译诗丛书，是我开的头，给他们提的建议，开始似乎还不那么热心（这些年人们提到诗就摇头，假、大、空泛滥之后果如此者！），现在期待颇切，我也乐于帮他们‘跑跑腿’。”从“不那么热心”到“期待颇切”，何以会在较短时间内有大的转变呢，彭未交代，但市场可能是一个重要因素，“据说目前读者倒是趋向于要求高级读物，且不怕‘专’，有个趋势，译作的销量上升。”（据1981年12月7日信）
一是资料搜集的难度。习惯于互联网、数据库以及各种资料汇编书籍的今日读者大概难以想象新时期之初的情形，异地图书查阅不便，个人藏书又毁坏严重，线索往往难以查找，即便是作者本人，对几十年前发表作品的信息往往也难以掌握。彭燕郊信中谈到藏书丢失以及去桂林的图书馆查阅资料的情形，也谈到施蛰存、戴望舒的文章搜集以及图书编辑方面的想法：“望舒译的散文……你如没有时间，可否给提供线索，让我要我的助手到北京图书馆或上海图书馆去查阅旧报刊，抄下来再编成集，你的，也同样由他去找去抄，再编起来……资料找齐了，你再动手编定一下，你不费你太多时间。”（1982年9月27日信）。这固然是反映了彭燕郊在图书编辑与出版方面的急切心理，也显示了当时在资料查阅方面的特别难度。
与此相关，作者联络也别有其难度——既有联络不便、线索难找方面的因素，更在于所要联络的译者数量之大。按照彭燕郊在1981年10月30日给施蛰存的信中所谈到的构想，“诗苑译林”丛书“除了总结‘五四’以来译诗成果外，也得努力组织力量译那些必要译而至今未译的重要作品，出版那些应出版而未出、或未认真出版过的名译佳作”——
例如，五十年代纪念迦利陀娑时（作为世界文化名人纪念的），金克木译了《云使》，可惜只印了少数单行本，最近我在《春风译丛》上读到他译的伐致诃利的《三百咏》，也很好，很想请他参加一册《印度（古代）诗选》，但不知他的地址，你知道吗？请告诉我，最好请代为介绍。
上海有没有搞法国诗翻译的同志？龙沙，还有维尼，缪塞，拉马尔丁，我想都得好好译过来。又如塔索和彼得拉克，至今没译，真太遗憾了。你看能找到合适的译者么？
实际上，这些范围与人物只是彭燕郊诸多——也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宏大的——构想中的一部分。类似构想，亦见诸当时与其他友人的通信[[8]]。而粗略统计彭燕郊所存部分书信，有过书信往来的知名文艺界、翻译界人士当在百人之上，所提及的人物则暂时难以计数。仅是在致施蛰存的九封信之中，彭燕郊所提到的翻译人士就包括戴望舒、杨周翰、朱湘、于熙俭、周作人、胡愈之、鲁彦、绿原、沈宝基、梁宗岱、卞之琳、徐霞村、邢鹏举、石民、郭沫若、韦素园、孙用、金克木、林林、周煦良、罗念生、孙毓棠、徐志摩等人，其中戴望舒的译作《弟子》《紫恋》、邢鹏举与石民的波德莱尔散文诗翻译、韦素园的《黄花集》、孙毓棠的《鲁拜集》以及施蛰存的“域外文学珠丛”等，都可以称得上是“在一般人的视野之外”的译作。由此不难看出彭燕郊对于现代翻译总体状况的熟悉程度。
从信件看，彭燕郊当时筹稿的心情是非常急切的。比如1981年10月30日的信，两页，六百余字，信中却是三次出现“这些时我一直在等你的信和稿件”、“希望这几天就能接到你的信和书稿”一类语句，在其他几封信中，也多有“盼早寄稿来”或类似语句，其心情可见一斑。
日后，彭燕郊向翻译界人士广泛约稿，信中所提到的诸位译者多在彭燕郊的联络下有过相关出版或译作发表，如《梁宗岱译诗集》、《朱湘译诗集》、《英国诗选》（卞之琳译）、《译诗百篇》（孙用译）、《印度古诗选》（金克木译）。徐霞村是否联系上，没有相关信息。前引段落中，“搞法国翻译的同志”，除了身处长沙的沈宝基外，日后还联系上了程抱一、罗大冈、叶汝琏、王道乾等人。“诗苑译林”丛书中，有沈译《雨果诗选》、程译《法国七人诗选》，预告有叶译《法国当代诗选》，但不知何故未能出版，不过，叶译圣—琼·佩斯、兰波诗作曾刊载于彭燕郊主编的《国际诗坛》；王译兰波作品《地狱一季》则被彭燕郊列入花城版“现代散文诗名著译丛”。至于龙沙、维尼、缪塞、拉马尔丁、塔索、彼得拉克等等法国、意大利的诗人作品，不见于“诗苑译林”丛书，想是彭燕郊和相关翻译作者联系不顺吧。
在今日看来，这种联络顺利或者不顺，都构成了新时期以来翻译出版事业的重要内容，书信及相关资料的搜集与整理，是值得期许的。
二、“希望兄安好，能复我一信，谈谈近况”
但资料的散失乃至毁弃，却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在“施蛰存—彭燕郊”的关系研究上，资料的不对等是目前一个突出的困难。彭信目前仅见9封，已找到的施信在30封左右，除了《北山散文集》所录27封书信外，还有1986年到1989年间的数封[[9]]，但暂时还无法建立起两人书信的直接往来关系。
检视已经发现的施蛰存来信，所谈也基本就是读书、写作、编选（译）、出版等方面的内容。所涉及的书籍，梁宗岱遗孀甘少苏完成、彭燕郊作序的《宗岱和我》一书（重庆出版社，1991年）可单独提出。施蛰存称当初梁宗岱遗弃沉樱而与粤剧演员甘少苏结合，文艺界对梁“颇有非议”，但甘少苏的文字“坦率真诚，使我对二人之结合，改变旧时看法”；又称赞彭燕郊的序文“充满感情，不同凡响，精诚所至，非率尔之作，尤为佩服”；又称好几个看过的人都说好，沉樱的好友赵清阁即表示“不胜感慨”，且随后就发表了书评随笔（见1991年6月1日、7月8日、7月18日信）。彭燕郊在筹划“诗苑译林”丛书时，即曾得到梁宗岱的指点，并组织出版了《梁宗岱译诗集》；梁逝世后，其遗孀甘少苏女士将他的“几乎全部遗著”和各种资料陆续寄给了彭燕郊，又因其文化程度低、文字能力差，彭燕郊费了很大心力协助其完成《宗岱和我》，并为之作序《一瓣心香》；接着又完成长文《诗人的灵药——梁宗岱先生制药记》[[10]]，勾描了梁宗岱先生惊心动魄的晚年人生；再往后，李振声、陈太胜等更年轻的学者因编选或查阅梁宗岱资料而得到彭燕郊的大力帮助，李振声曾有“薪尽火传”之慨，称这并非仅仅是关乎“一介晚学的事”，“而是关乎到一宗文化遗产的守护和传承”。[[11]]这样的历史脉络与文化传承，当值得更深入细致的梳理。
施蛰存信中提到的其他书籍，有漓江版《魔鬼附身》、戴望舒所译《陶尔逸伯爵的舞会》、纪弦的选集、《大刚报》、《斯大林肃反秘史》、赵凌河的《中国现代派文学引论》（其中论及刘呐鸥、穆时英和施蛰存的小说）、《意象派诗选》、台湾胡品清翻译的《巴黎的忧郁》与《现代中国诗选》，严文庄所译《一罐金子》、荷兰高罗佩的《中国古代的性生活》（中文名为《中国古代房内考》）、《七日谈》（《新故事百篇》）、戴望舒的《苏联诗坛逸话》、F·耶麦的诗、赵清阁评《宗岱和我》一文的剪报、《新文学史料》所载与吴福辉的信（论及“现实主义”与“现实性”）、彭燕郊拟赠的《双梅影》、阿保里奈尔的诗、所译《域外诗抄》、《爱经》、显尼志勒的《妇心三部曲》、所译《多情的寡妇》、彭燕郊所编《国际诗坛》、杨德豫寄赠的译诗集、Herbar Read 的《今日之艺术》（已译）与《艺术之意义》（未译）、《春艳》剪报（非全译本，似乎是发表于“沦陷时期的商业刊物”）、罗孚的书、《燕子龛诗》（苏曼殊诗及诸家题赠苏诗）、《现代创作丛刊》、所著小说集《追》、Fanny Hiee作品影印本、所编《外国独幕剧选》、所编《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的影印事宜、彭燕郊所赠《汉镜》《知堂书话》等、《散文与人》、香港古剑所编《文廊》杂志、彭燕郊所编花城版“现代散文诗名著译丛”、拟编《超现实主义文学选》与《杂碎》（零星译文合编）、《弥陀罗》、所著《文艺百话》、王道乾译《地域一季》、所编《迦兰夫人》、华东师大出版社拟编的文集、所编《中国历代碑刻图鉴》、孔令俊所编《现代作家书简》等等。施蛰存时有直率之语，比如因胡品清选译的《现代中国诗选》“有几首大陆诗人的作品”，纪弦等人“群起而攻之，使其被禁锢十年，不得出境”，施对老朋友的这种做法“很有反感”；又如王道乾所译《地狱一季》“译文不好”，有些译法是“死译”，等等。
上述书籍比较驳杂，蕴涵了各式各样的文学史、文化史的线索与话题。进一步看，它们多是关于翻译与出版的。尽管彭燕郊并非出版人，但新时期以来，其出版热情颇高，在前述“诗苑译林”丛书稍成规模之后，彭燕郊又积极筹划和组稿湘版“散文译丛”、花城版“现代散文诗名著译丛”、漓江版“犀牛丛书”等外国文学翻译丛书，并亲自主编译诗丛刊《国际诗坛》《现代世界诗坛》。期间，积极替朋友们向各地刊物、出版社荐稿，并且奔走于广州、桂林、北京、成都等地出版社，寻求出版资源。彭燕郊此一时期给朋友们的信中，反复提到自己处于“忙乱”状态，主要即是忙于为翻译出版而奔走、筹稿等事务。这种身份，胡风夫人梅志曾称之为“文艺组织者”。[[12]]时间稍长，朋友们显然也已经习惯于彭燕郊的这种角色——在施蛰存眼里，彭燕郊俨然就是一位出版联络人。1980年代中前期，经彭燕郊筹划，戴望舒和施蛰存的译诗集先后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从现存书信看，施蛰存经常跟彭燕郊谈到自己在外国文学介绍方面的构想，比如1994年6月3日谈到，“想编译一本《超现实主义文学选》”；9月1日又谈到：“我早年就想介绍外国文学，最好按国家或流派编译一些选集，例如《法国浪漫主义文学选集》、《西班牙’98文学选集》，《苏联“拉普”文学选集》，这样就很有意思，可惜这个工作还没有人做。”同时，施蛰存也还在继续托彭燕郊寻求出版机会，比如1991年7月18日的信中，在询问法国的《七日谈》（《新故事百篇》）、戴望舒的《苏联诗坛逸话》等书的出版可能性；再往下，在看到漓江出版社出版了法国作家拉迪盖的《魔鬼附身》之后，1991年2月16日，施蛰存来信请彭燕郊代为联系该社出版戴望舒所翻译的《陶尔逸伯爵的舞会》；又请他为台湾诗人纪弦的选集“物色出版家”。出版物之外，施蛰存还曾托彭燕郊查找自己的早年作品[[13]]，这显然也是对于彭燕郊查阅资料的热心与能力的认可。
“诗苑译林”丛书最终出版五十余种，其中相当部分是由彭燕郊筹划、组稿的。对于彭燕郊的这份工作，施蛰存给予了很高的评价。1989年7月28日，施蛰存在给江声（杨德豫）的信中写到：“‘五四’运动以后，译诗出版物最少，《诗苑译林》出到现在，发表译诗数量，已超过一九一九至一九七九年所出译诗总数。我相信你们这一项工作，对现今及未来的中国诗人会有很大的影响，颇有利于中国新诗的发展。”彭燕郊当初向湖南人民出版社建议“诗苑译林”丛书的时候，杨德豫即是出版社主要的实际操持人之一。1994年5月19日，施蛰存在给彭燕郊的信中谈到：“近来出版界风气不好，没有好书，兄所编诸书，格调均高，不知还能再鼓气编几种否？”1994年6月3日，施蛰存又在信中写到：
前天整理藏书，一部《诗苑译林》是兄的不朽工作业绩。将来如有可能再版，或可重新改编为大本书，近来似乎一大册的洋装书反而好卖（这部《诗苑译林》我不会送人）。
这里关涉到施蛰存晚年“散书”的话题，稍后还会再提及。施蛰存的意思是，很多书会送人，但“诗苑译林”是“兄的不朽工作业绩”，不在送人之列。2008年，彭燕郊逝世之后，杨德豫在回忆中则写到：彭燕郊是“诗苑译林”丛书的“‘精神领袖’或‘社外主编’，业绩斐然，功不可没。《诗苑译林》丛书的广大读者，以及更广大的外国诗歌爱好者，都会对彭燕郊教授怀有历久不渝的敬意和谢意。”[[14]]
检视1990年代中段施蛰存的信，还有施托人给彭带回肉松、巧克力华夫饼干，以及彭给施寄（带）来菌子、并做菌油等等内容。看起来，随着时间的推进，施、彭二人的交往从最初的说文论艺而日益渗透到日常生活之中——施、彭二人的私谊日渐加厚。目前所见施蛰存写给彭燕郊的最后一封信是1999年6月15日，已是“九五之尊”的施蛰存在信中写下了“念念”之情：
燕郊我兄：
久无信，你合府安健否，念念！
我今年已“九五之尊”，真正老了，近年心脏跳得慢了，记忆力差了，脏力不够，写字也不十分利索了。
兄情况如何？希望来一信谈谈。
北京的朋友去了好几个，上海也没有老朋友来，故世的多，活着的多不出门了。
今天想到你，写此信问候。希望兄安好，能复我一信，谈谈近况。
施蛰存
一九九九年六月十五日灯下
文字平淡至极，但仍能见出二十年交谊的辉光。2002年11月，藉着“纪念胡风诞辰一百周年暨第二届胡风研究学术讨论会”召开的机会，已是八十有二的彭燕郊先生最后一次到上海——最后一次拜见施蛰存先生，其时，已年近百岁的施先生已无法用言语交谈，而只能用笔谈。笔谈记录，至今仍被当时与彭燕郊同行的龚旭东先生所珍藏。
三、“我现在已在遣散藏书”
接下来要说的是书信的存留问题，其中的一些细节，在作家书信搜集与整理过程中是有必要注意的。
一般的书信存留自然都是信纸和信封一起保存的。但在彭燕郊这里，大抵是因为来信实在太多的缘故，他并没有保留信封，而是按照年份，将相近时段的书信卷在一起，然后装入牛皮纸袋。短时间内，这样处理大致无妨，但时间一长，至少有两方面的问题变得棘手：一个是时间的认定，另一个是资料的清理。
时间完整署置的书信一般来说应该无妨，但例外总是有的——彭燕郊写给施蛰存的九封信均署有完整的年月日中，但1981年10月30日和1982年7月22日的两封就是例外，两信的年份均署1980年，根据书信内容以及邮戳信息，可确断为误署。而像施蛰存这般，落款经常只有日月而没有年份的情形也并不在少数，系年能否准确也就是更需存疑了。《北山散文集》所录施蛰存致彭燕郊的信，当是彭燕郊本人所提供的。[[15]]饶是如此，也还是有几封明显系年错误。比如第7封，系年为1992年3月30日，但信中有“赶抄《域外诗抄》”、为戴望舒译著《爱经》写序等细节，前者于1987年10月出版，后者是1987年9月20日完成、1988年1月出版的，看起来，写信时间为1987年的可能性非常大。第8封，系年为1992年4月22日，但信中提到将法国象征派诗人头像木刻八幅交给《域外诗抄》责编，同前信，时间也极可能是1987年。第12封，系年为1993年5月11日，但信中提到《外国独幕剧选》第五、六集“一九八六年已排好版，搁着未出，现在听说决定出版”。第六集的实际出版时间为1992年1月（上海文艺出版社），故此信的时间可能是1991年。
另一方面的问题则是因为藏物过于繁杂而造成资料收集不全的情形。但凡去过彭燕郊先生家的都知道其生活环境之局促——主要还不是房子老化，而是藏书藏物实在太多，且不说书柜的每层几乎全都是前后放着两排书，从进门的过道开始，到处都是一摞一摞地堆放着各类书物（摆放很整齐，并非随意堆放）。彭燕郊先生生前是如何理清如此繁杂的资料的，已无从得知。但毫无疑问，这给家属和作品整理者带来了巨大的难题，而从近几年来我所参与到资料清理来看，有些资料存放在书架下层或某个角落里，应该是彭燕郊本人生前也没有清理过的。
彭燕郊称施蛰存的来信“大概有五十多封”，《北山散文集》实录27封——尽管前面提到有多封书信系年错误，但总体来看，大部分来信还是在1991年之后的。考虑到施、彭二人都热衷于书信写作，且1981年到1991年这十年间，施、彭二人精力更好，施蛰存所编译的多种译著又是经彭燕郊之手所出版的，我甚至猜测施蛰存来信的实际数量会比彭燕郊的估计量更多——这并非无依据的乱猜，前述彭燕郊致施蛰存的信起止时间大致为一年，其中缺1982年2月至6月间的部分，数量就已经达到9封；返观之，施蛰存这一年间的来信至少也在相当数量。而施蛰存围绕所编《戴望舒译诗集》和所译《域外诗抄》，通信量也不会少。从彭燕郊藏物清理的角度来看，也就还大有空间。实际上，彭燕郊先生生前即曾找出施蛰存此前的部分书信，近年来，我们在清理彭燕郊先生的遗藏时，也陆续有新的发现。
上述两方面的问题，目前看起来确有其难度，但资料在，终归还是有可能解决的。彭燕郊先生的去信则是现在有待进一步追索的。从常理推断，彭燕郊是晚辈，彭的去信至少也会有相当的数量，两人的往来书信量至少当有百数十封之多，足可辑成比一部《从北山楼到潜学斋》更厚的集子，但是，从目前情形看，彭的去信很可能已经被施蛰存“遣散”而永远都无法比较完整地集拢了。
施蛰存晚年散书的行为早已为学界所熟知，坊间的说法是，“20世纪90年代起，施蛰存先生开始做结束工作了，其中一项工作就是生前散书。有年轻朋友去看他，他就会让他们从他的书架上挑喜欢的书拿走。”[[16]]《北山散文集》所录书信，九十年代之后的部分多有这方面的记载，给彭燕郊的信中亦有不少。1994年1月17日的信中有：“兄以后不要再送我书了，我也无力看书，子孙一代，没有一个搞文学的。我的书已在渐渐处分，不必再增加了。”3月18日的信中又有：“我已不想藏书，看过都可奉还，你不必再送我书了。”6月2日的信中则有“我现在已在遣散藏书。上月送了五十八本书给松江中学（我的母校）。”
看起来，被遣散的施蛰存书物，部分确是被相关机构与个人所收藏，但从孔夫子旧书网等处所传信息来看，已有大批施蛰存及其旧藏相关人物的资料进入了旧书交易市场——前述彭燕郊致施蛰存的九封信，即是2016年8月之后，本人通过竞拍和其他方式所获得的。再往前溯，施蛰存的此类材料频频进入旧书网络交易平台，最初的交易距今已有十年左右的时间了。
拍卖市场、网络交易平台如今异常火爆，已被认为是现当代作家文献（特别是手稿材料）发掘的新的重要来源。检索网络平台十年来与施蛰存相关的信息，直到2016年8月，方才出现“施蛰存—彭燕郊”的材料。因此，即便不考虑价格方面的因素——实际上，此类材料往往要价不菲，且去向多是收藏，一般研究者绝难获取，下一次彭燕郊致施蛰存的书信浮出水面会是什么时候，是一封还是多封（此次的九封信为同一位卖家所掌握），或者，还会不会再次出现，终究还只能说是一个未知数。而“施蛰存彭燕郊往来书信集”，至少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之内，都还只可能是一种构想而已。
四、往来书信集与作家间“互动行为”的研究
再来说说作家书信整理的效应。作家书信的搜集与整理受重视的程度素来较高。细致清理作家书信集、勾画出其中内蕴的“文史价值”，是新近引人关注的文学史研究话题。[[17]]民国书信集，孔另境所编选的《现代作家书简》即曾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好评，鲁迅在《序言》中即认为：从作家的日记或尺牍这类“非文学类作品”上，“往往能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其明晰的意见，也就是他自己的简洁的注释”；能“显示文人的全貌”，“知道人的全般，就是从不经意处，看出这人——社会的一分子的真实。”[[18]]有意味的是，彭燕郊应是向施蛰存表达过编选作家日记、书信的想法，“每人一册，十万字”。一九九七年十月二十四日，施蛰存在复信中称，“集许多人的日记、书信于一册，较为有味”。又提到《现代作家书简》，编者“还有许多余稿，待编续集，现存其女海珠处。八十年代，广州花城出版社曾想印，不知为什么未印成。”他建议彭燕郊重印此书，“再加编一册续集”，“或合二为一，印一大册，也好。”
而从另外的学术动向来看，作家的“互动行为”得到了更多关注——在面对文学现象时，不能止于“文坛掌故、文学谈助或名人轶事之类”，而应“回到一个朴素的原点，重新定义文学活动的性质及其与作家自身、和他人和社会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关系”，应对作家（们）的文学行为展开“实存分析”，进而探究其“文学史意义”。[[19]]从“关系”的梳理到“意义”的获取，自然是有不少路径，但作家间的来往书信无疑是揭示彼此“互动行为”最重要的方式之一。20世纪中国文化人士的生活环境多波折动荡，书信的存留往往是一个大难题，极难完整保留。坊间所传作家书信集着实不少，以“×××往来书信集”或类似题目命名的专书亦较常见，但“×××”与“×××”的往来书信集就相对较少了，其中如《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收函974件）、《暮年上娱：叶圣陶俞平伯通信集》（收函800余件）、《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1960-1966》（收函745件）、《叶圣陶、周颖南通信集》（收函255件）、《张元济蔡元培来往书信集》（收函189件）、《胡适雷震来往书信选集》（收函147件）、《两地书》（鲁迅、许广平通信集，收函135件）等等，无不包含了大量的私人信息和时代话语，具有广泛的文化效应。
看起来，彭燕郊与友人的往来书信集，日后在此类书籍中将会有一个比较突出的位置[[20]]，目前成型的就已有三种，即《梅志彭燕郊来往书信全编》《彭燕郊陈耀球往来书信集》和《彭燕郊陈实往来书信集》。第一种已出版，收函百余件，始自1982年，止于2007年；[[21]]第二种待出版，收函660件，始自1983年，止于2007年；第三种目前正在整理当中，其中陈实致彭燕郊的部分书信已入集[[22]]，往来书信总数亦当有数百件之多，始自1984年，止于2008年。此外，彭燕郊与其他一些文艺界人士，通信量虽没有这么大，但辅以某个专题（如彭燕郊与李振声的往来书信，辅以各自的梁宗岱研究），也是可能单独成集的。这些往来书信集，自是有助于深入认识作家间的私人交往，对揭示新时期以来的政治语境（主要和“胡风事件”相关）、文化活动、翻译与出版等方面，无疑也是别有效应的。
从施蛰存的角度来看，除了前述施蛰存与孙康宜的往来书信集《从北山楼到潜学斋》以及《北山散文集》所录施蛰存致50余位友人和机构的书信外，只有一部收录“文革”后至1990年代末期，施蛰存致18位海外友人的《施蛰存海外书简》(2008)[[23]]，通信者多是海内外知名的文化人物，书信的效应自不待言，但整体观照之，失收的书信当不在少数，辑录的空间可谓相当之大。
施蛰存是更为知名的文化人士，这里仅结合施、彭二人的信，从晚年彭燕郊的文化身份角度来简略说说书信的效应问题。长期以来，彭燕郊被视为“七月派诗人”、“胡风分子”——两者的内涵自是不同，但终归还是有着密切的关联。新时期以来，年过花甲的彭燕郊在诗歌上持续用力，其诗歌写作一直持续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这样一种持续创造的行为本身，在中国现当代作家身上无疑是非常少见的。至于其效应，则是见仁见智。有人大加称道，称之为“衰年变法”，也有人不以为然——施蛰存大致属于后者。前述彭燕郊1982年1月24四日的信中，包含了对于施蛰存评价的回复——
拙诗有承奖誉处，内心甚为感奋，特别是你指出我的一个老毛病，往往肆意为文，不善于控制自己（控制真是一个不容易的艺术）。另外，我从开始写诗就爱（语言方面的）散文美，欲从这条路上找出语言美的新路子，结果也带来个毛病：不够精炼。友人灰马（三十年代在《新诗》上发表过诗作）说我“太不注意形式”，我认为他得对，时刻记着他这句话。你说我那首《钢琴弹奏》可删者至少在三分之一，可谓痛下针砭矣！我感谢你，我会永远记着的。愿以后能写好些。
“诗的散文美”是新诗的经典命题。想要从“散文美”的方向“找出语言美的新路子”，彭燕郊在新诗写作的这番抱负并未得到施蛰存的认可。再往下，从施蛰存来信的相关信息看，彭燕郊应是曾将长篇散文诗《混沌初开》和其他作品寄给了施蛰存，1992年6月15日，施蛰存在回信表示“不很喜欢”：“长篇散文诗未看完。老实说，我不很喜欢，也劝兄不要走此道。这是十九世纪文学，现代人不做这样的文体了。中国青年还在写卅万字的小说，也背时，现代人无耐心看这么长的小说了。”及到1996年1月24日，施蛰存在信中甚至有“请从此搁笔”的劝诫：“兄诗确是四十年代之作，与‘九叶派’还不同气。文学与时代气质随波逐影，无可逆转，请从此搁笔，改写杂文如何？”施蛰存将彭燕郊的诗歌区格于“九叶派”的作品，显示了他对于文学史的把握，但这位曾经为“现代诗”积极鼓吹的前辈，对于新时期以来彭燕郊的诗歌似已有隔世之感——在另一处，施蛰存也曾提到了有几个“八十年代诗人”的青年来访，其诗“真够朦胧的了”，只好说“不了解”（1992年3月30日信）。
看起来，“新诗”的话题在施、彭二人的书信交往之中只是偶尔出现，而施的评价似乎也并没有影响两人的交往。换言之，维系彭燕郊与施蛰存长期交往的并非诗歌，而是外国文学作品的译介——这里所透现的，即是新时期以来彭燕郊的文化身份问题。大致说来，新时期之初，彭燕郊即开始筹划外国诗歌翻译丛书，首先是基于一种文化使命感——放大点说，即一种文化自觉。
彭燕郊非出版中人，手头没有任何出版资源，其时年事已高，身体状况很不好，经济状况也非常一般，何以会有如此大胆的构想和行动呢？在给朋友们的信中，彭燕郊有“爱‘想’”、“不能安静”、“总想干点什么”一类说法，在给施蛰存的信中也有感慨：“我们这些人都是饱经风霜的，死了好几个，如今，既然还活着，当然想多作些于‘四化’有益的事，其奈心有余力不足何！”更为确切的说法，可见于一九八九年三月十二日致友人木斧的信：“这几年我用大部分时间编译介[绍]各国现代诗的目的也在于让大家看看到底现代诗是个什么样子，现代诗是怎样发展过来的，从中也可以比较一下到底人家有什么长处我们有什么短处。我以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形成我们的自信，应该是一种坚实的自信。能看到的我们的新诗的前途应该是现实的可靠的前途。”[[24]]
这即是近几年来我曾反复申述的彭燕郊的晚年文化身份问题，在新时期之初，彭燕郊即痛感到“过去漫长的封闭岁月”压抑了求知欲，桎梏了眼界，新诗的前途在于“艺术更新”，即通过外国现代诗的译介，获得必要的参照系，进而获得一种“坚实的自信”。至少从最初的“诗苑译林”丛书、“散文译丛”以及诗歌翻译丛刊《国际诗坛》等等出版物来看，当时就已经产生了积极的效应，文艺界人士对此也是多有肯定的——施蛰存信中即包含了对于“诗苑译林”丛书的热切肯定以及对于其他翻译出版活动的期盼。“这种藉助译介活动来推动当代文艺发展的自觉意识，大大地拓展了彭燕郊的文化身份，有效地凸现了他在1980年代以来的文艺建设之中新的、独特的作用。”[[25]]从这样的意义来说，施、彭二人通信，始自1980年或者81年，止于1999年，将近二十年时间，通信量大，话题集中，直可说是新时期以来翻译出版事业的见证。
从另外的角度看，尽管彭燕郊不谙外语，但前述材料已然表明，彭燕郊熟悉二十世纪文学翻译的历史脉络与总体状况，对各路译品了然于心，足可称得上是一位优秀的翻译出版活动组织者。而新时期以来较长一段时间之内翻译出版物良好的销售行情，包括施蛰存、梁宗岱、卞之琳等名家在内的众多翻译界人士的热情支持，无疑也构成了彭燕郊组织翻译出版活动的总体语境——正是个人行为和时代总体语境之间的这种内在关联，使得晚年彭燕郊的翻译出版事业具备了更为广泛而深远的文化意义。
常有因为文献资料整理发掘不够而导致作家交往行为及相关史实未能有效地进入研究视野的现象，上述勾描足可表明“施蛰存—彭燕郊”方面也算得上是一例。基于施蛰存的文化地位，也基于新时期以来彭燕郊的文化自觉意识，其往来书信集，即便最终无法成型，也还是让人期待和向往。
二O一六年十月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理论建构与实践形态研究”（项目编号：13CZW084）、湖南省教育厅重点课题“湖湘文化人物口述历史等文献资料的采集与研究”（项目编号：15A011）的阶段性成果。
[1]易彬：《书信、文化与文学史：关于<彭燕郊陈耀球往来书信集>的相关话题》，《现代中文学刊》2016年第2期。
[2] 彭燕郊口述、易彬整理：《我不能不探索：彭燕郊晚年谈话录》，漓江出版社2014年版，第131-132页。
[3] 沈建中编撰：《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
[4] 1982年6月23日，施蛰存在致周良沛的信中提到彭燕郊，见《施蛰存全集（5）》，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954页。
[5] 本文所引施蛰存致彭燕郊的信，均据施蛰存：《施蛰存全集（5）》，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258-2274页，不另注明；所引彭燕郊致施蛰存的信，均为未刊稿，将随文注明日期。
[[6]]该丛书的筹划阶段曾打算叫“译诗丛书”，彭燕郊的信中多次请施蛰存为丛书取“一个既通俗、又大方、又好记的名字”。
[7] 李冰封：《彭燕郊与〈诗苑译林〉及〈散文译丛〉——哀悼一代诗人彭燕郊》，《新文学史料》2008年第4期。
[8] 非常典型的如1984年11月9日致梅志的信，谈到了数种翻译出版计划，如译诗丛刊、外国文学丛书、《世界散文》《诗学译林》、大型理论丛刊《诗学》《中国新诗全集》等，见晓风、龚旭东整理辑注：《梅志彭燕郊来往书信全编》，海燕出版社2012年版，第57-58页。
[9]部分参见易彬、黄园：《彭燕郊所存文艺界人士书信选辑》，《新文学史料》2014年第3期。
[10] 彭燕郊：《诗人的灵药——梁宗岱先生制药记》，《新文学史料》1994年第2期。。
[11] 李振声：《薪尽火传》，《中华读书报》1997年3月26日。
[12] 梅志：《致彭燕郊（1985/12/26）》，晓风、龚旭东整理辑注，《梅志彭燕郊来往书信全编》，海燕出版社，2012年，第82页。
[13]如1991年、1995年的多封信中，都有托彭燕郊查找《大刚报》所载《枯树赋》和“一些别的文字”的信息；在1993年5月25日信中，也有类似的内容。
[14]杨德豫：《彭燕郊教授与〈诗苑译林〉》，《芙蓉》2008年第6期。
[15] 1996年10月21日信中，施蛰存曾提到华师大出版社将印文集，将收一卷书信，并请彭燕郊“选几封复印寄来”。
[[16]]安迪：《北山楼藏西文书一瞥》，上海图书馆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编，《纸上落英中国文化名人藏书票》，上海书画出版社2013年版，第177页。
[[17]] 参见金宏宇：《中国现代作家书信的文史价值》，《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第9期。
[[18]] 鲁迅：《序言》，孔另境编，《现代作家书简》，生活书店1936年版，第2页。
[[19]]解志熙：《相濡以沫在战时——现代文学互动行为及其意义例释》，《新文学史料》2011年第3期。
[[20]] 2009年，《巴金与友朋往来手札沙汀卷》（上海科学院出版社）出版，标识为“巴金与友朋往来手札系列丛书”，但迄今未见新的出版。
[[21]] 2004年梅志逝世之后，收信人为其女儿张晓风；又，新近又清理出数封梅志写给彭燕郊的信函。
[[22]]见陈实著、黄元编：《陈实诗文卷》，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5年版。
[[23]] 收函297件，辜健整理，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
[[24]] 彭燕郊：《致木斧》（1989/3/12），未刊稿，着重号为原有。
[[25]]易彬：《晚年彭燕郊的文化身份与文化抉择——以书信为中心的讨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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