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文坛，从事文学创作且投身翻译事业的作家大有人在，鲁迅、郭沫若、林语堂、茅盾、冰心、郑振铎、徐志摩、巴金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在这批作家兼翻译家的文化人中，鲁迅是出道最早、用力最勤、产量颇丰、质量大多臻于上乘的一位译界高手。
“理论”向度与“文学”价值
1938年，由蔡元培作序的《鲁迅全集》20卷在上海复社刊行，它收录鲁迅创作和翻译作品分别有10卷，各自都有300多万字。据笔者统计，鲁迅1903年至1936年翻译了俄苏、日本、捷克、匈牙利、保加利亚、波兰、罗马尼亚、芬兰、西班牙、奥地利、法国、荷兰、德国、美国、英国等15个国家110位作家251篇（部）总计310多万字的外国文学作品。鲁迅的翻译作品大多编入30部集子出版，还有80篇翻译作品未结集出版。自《鲁迅全集》出版以来，关于鲁迅创作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辉煌成果。相比之下，关于鲁迅翻译文学的研究要逊色得多，应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翻译是语言文化信息传播、转化的过程。翻译行为包含原著（信息源）—原著出版、发表（信息传播）—译者（信息传递者）—译著出版（信息的再传播）—读者（信息接受者）—评论者（信息的评估者）。具体到鲁迅翻译文学的“翻译”研究，它应该包含这样一些环节：对鲁迅所译原著文本的考察—鲁迅获得原著途径的探寻—译者鲁迅翻译资质和翻译思想的研究—鲁迅译著的出版、发表情况钩沉—鲁迅译著读者状况研究—鲁迅译著出版、发表后批评家的评价意见整理。
鲁迅的两种翻译工作语言是日语和德语，他直接翻译的日语和德语作品是113篇，占所译251篇作品的45.02% ；另外54.98%的译著是通过日语和德语转译的其他欧洲小语种文学作品。受语学能力限制，绝大多数的鲁迅翻译文学研究者都不可能直接阅读鲁迅所译的东欧、北欧和一些西欧小语种国家文学作品的原著。从小语种原著入手阅读鲁迅所译作品应该引起学界的重视。
从已有鲁迅翻译文学研究成果来看，多数论文和专著都侧重于“翻译”研究，把主要精力放在鲁迅翻译选材、翻译目的、翻译策略、翻译方法等翻译理论的研究上。这些成果大多致力于鲁迅翻译思想、理论的研究，而比较全面系统地对鲁迅251篇（部）、30部译著的文本进行细读和分析的“文学”性研究成果还未出现。
开展鲁迅翻译文学的“文学”向度研究有着重大的学术价值。
首先，鲁迅310多万字的翻译文学作品蕴藏着极为丰富的来自外国的思想史、文化史、文艺史的资源，如果不对它们进行逐篇的细读并进行一定的整合研究，鲁迅翻译文学文本中所包含的珍贵精神遗产就会一直处于湮没状态而不能为世人所知。
其次，鲁迅翻译文学作品中的思想大多引起了他强烈的共鸣和深度的认同，这些思想元素与鲁迅著述文本中的思想要素构成碰撞、对话的关系，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构成鲁迅思想版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认真全面阐述鲁迅译著的思想元素，就难以把握鲁迅思想的整体面貌。
再次，鲁迅翻译文学文本大多具有丰富审美价值和高度艺术成就，只有通过深入的细读，才能阐发出这些文本的美学价值和艺术价值，并建立鲁迅译著和创作在美学和艺术上的对话关系。
研究方法与创新路径
在中国近现代丰富多元的文化语境中，对全部鲁迅文学翻译作品进行深入细读，进一步阐述鲁迅译著复杂多样的思想命题和审美趣味，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可以集中对《鲁迅译文全集》作注疏研究。鲁迅翻译文学全集出版过三个版次。除了对鲁迅翻译作品的刊行情况有简单的说明，这三个版次的鲁迅译文全集对310多万字的鲁迅译著没作任何注释。鲁迅早期文言翻译作品近似“天书”，白话译著中大量的典故、词语令人费解，这些都是普通读者对鲁迅译著敬而远之的主要原因，也给研究者的理解带来重重困难。
有志于鲁迅翻译文学的研究者应该开展合作，对鲁迅翻译作品全集做注疏工作。《鲁迅译文全集》注疏本应该吸收《鲁迅全集》出版以来的注释经验，对鲁迅全部翻译文本涉及的人物姓名、书籍作品、报纸刊物、团体机构、国家民族区域、历史事件及社会事项，以及引语、掌故、名物、古迹、词语、外文词汇等方面的内容给予注疏。
第二，对鲁迅全部翻译作品进行解读与阐释。伽达默尔指出：“每一个翻译，甚至是所谓的直译也是一种解释。” 他的观点可以简化为翻译即阐释（解释）。鲁迅的翻译文学包含了双重的阐释关系。首先，鲁迅对251篇（部）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就是他对这些复杂文本的阐释行为，他在汉语读者与这些外语文本作者之间充当了信息阐释者的角色；其次，研究者研究这310多万字的鲁迅译著，就是把鲁迅译著丰富复杂的意蕴翻译、阐释给读者的行为。
鲁迅的多数译著（尤其是早期近20万字的文言译著）以晦涩难懂著称，研究者的任务是洞烛鲁迅译著中晦暗不明的幽微思想元素，清扬鲁迅译著被平淡表象掩盖着的深刻精神命题，开掘鲁迅译著人物凡庸衣冠遮蔽下的幽深心理刻度，阐发鲁迅翻译文学作品审美上的超迈，探寻鲁迅翻译文学作品艺术上的独异。
第三，开展鲁迅译著与创作的互文对话关系研究。近年来的西方翻译研究比较重视翻译文本的互文性问题，翻译理论家勒菲弗尔总结了英语文学中的四类互文现象，即《圣经》互文、古典著作互文、文化互文和文学互文，但是他的互文性翻译研究忽视了文学领域中译著与创作之间所含重要的互文（对话）关系。事实上，翻译是译者与原作者、译入语与源语进行跨语言、跨文化对话的产物，翻译文本生成后，原作者与译者之间，或者原著与译著之间，形成了互文的关系；而各个复译的译本之间也形成互文关系。在作家兼译者的情形中，作家所译的译著与他本人的创作构成了更为重要的互文（对话）关系。
鲁迅的译著与创作具有诸多的互文（对话）关系。鲁迅所译尼采、安特来夫、阿尔志跋绥夫等人作品的漂泊、做梦、疯癫、复仇等现代性体验，与他创作的知识分子小说的同类精神命题形成呼应。鲁迅所译厨川白村、鹤见祐辅、安特来夫、阿尔志跋绥夫等人作品与鲁迅创作中的启蒙思想和改造国民性思想等现代性思想命题具有对话关系。鲁迅对所译爱罗先珂、望·蔼覃的童话十分偏爱，这些童话显示了批判现代物质文明的偏至，讴歌世界大同、赞美童心与大自然等精神倾向。鲁迅对它们的偏好披露了这位现实主义作家的浪漫情怀。鲁迅对所译安特来夫小说“鬼气”的耽迷，对长谷川如是闲笔下野兽之美的欣赏，对果戈理、芥川龙之介作品幽默讽刺的吸纳，对夏目漱石余裕文学低徊趣味的品鉴，为他本人所创作品的多样化美学风格和丰富的艺术形式提供了借镜。鲁迅在翻译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文艺论和苏俄无产阶级革命文论过程中，不断淘洗、剖析、超越着自己的文艺思想。
因此，研究者在对全部鲁迅文学翻译作品进行细读，阐述鲁迅译著复杂多样的现代性体验、思想命题、审美趣味、艺术形式的同时，也应对鲁迅译著与创作的互文（对话）关系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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