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少华近影
青岛的二月，是林少华口中“最冷的时候”。自1999年在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任教以来，他在这座被他称为“异乡”的城市已经生活了18年。
超过退休年龄5年的他依然坚持在“象牙塔”里任教，他说自 己跟书打了一辈子交道：“我这一生与书分不开，教书、译书、写书、评书。这也成就了我四种身份，教书匠、翻译匠，半拉子作家，不像样的学者。”
采访过程中，他时不时说起故乡吉林九台，说起他在乡下的葡萄架、牵牛花和蒲公英：“我现在也在犹豫是不是该告老还乡，回家种树，种牵牛花了。我是乡村里出来的穷小子，喜欢土头土脑的东西，像牵牛花，蒲公英。这些与童年记忆有关的花，看到它们，我就会想起遥远的故乡，想起祖母、外祖母房前屋后转动的身影。人必须要有一种外围联想，你才能够凝视。”
“世界上最好的事情有两件：一是种树，二是教书。”林少华说。
绚丽而卑微的文学梦想
还没开学的校园显得有些冷清。但是，林少华的书房里却是春意暖暖，长寿花开得正盛，常常会有已经毕业的学生和慕名已久的读者来拜访他。
“没有学生，没有读者，我的人生可能是久久封锁在寂寞的荒原。”跟他交流，你会发现他说话的风格和他翻译、写作的风格极其相似。
和所有从事文学工作的人一样，他的书房里堆满了书。但又和大部分文学工作者不一样的是，他的书房里更多的是手稿。从事文学工作30多年以来，手稿已经堆积如山。他向记者坦言，自己从来不用电脑。他认为，写东西的效率不取决于写的效率，而是取决于想的效率，即构思与修辞的效率：“我不中意电脑自作聪明帮忙选词的联想功能，帮倒忙。因为它的词多是规范的常规的。而规范与常规某种意义上是艺术的大敌，包括语言艺术。”
林少华出生在东北的乡下，他曾在自己的散文集 《异乡人》 中描述童年是在“那片有萤火虫的山坡”：小山村只有五户人家，三面环山。北山坡住着三户，东山坡一户，西山坡一户即我家这户。南面300米开外是铁路、公路，铁路、公路100米开外是小河，小河再往南一二里开外是连绵的山岭。
在他心里，关于文学的梦想，在萤火虫的山坡里时已经生根发芽。林少华说：“当时，大部分小孩看书注重的是故事，而我注重的是漂亮句子，我喜欢把漂亮句子抄在本子上。书中的漂亮女孩跟谁在一起了我不怎么感兴趣，长什么样我感兴趣! 久而久之形成一种语言和修辞的积累。”
1968年初中毕业后，林少华下乡务农。1975年作为“工农兵学员”从吉林大学外文系日语专业毕业。毕业后，他在广州一个航务工程设计研究所的资料室做了三年的日文翻译。
“我从小喜欢看书，喜欢文学，即使在最无梦可做的时候也悄悄做着绚丽而卑微的文学之梦，梦想突然有一天把写在印有‘大海航行靠舵手’那红色塑料皮日记本中的蹩脚小诗发表出来。”林少华说。
1978年，对于林少华来说是一个值得永远铭记和感谢的年份。在那一年，我国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林少华考上了吉林大学研究生院，攻读文学硕士学位。“终于离开最不需要文学的港口工程资料，投奔需要文学的地方。那是我人生一个真正的转折点，一次死而复生。”回忆起这个年份，林少华的言语里依然很激动。
1982年从吉林大学研究生毕业后，林少华与同是学日语的妻子一起到广州暨南大学外语系任教。1988年10月，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的年会在广州召开，在这次会上，林少华遇到了日本文学研究会的副会长、中国社科院外文所日本文学专家李德纯先生，李德纯打开了林少华翻译的大门。
年会结束后，李德纯把林少华拉到与会的漓江出版社年轻编辑汪正球跟前，说村上春树 《挪威的森林》 的文笔如何美妙，“小林”的文笔又如何美妙，翻译出版后的市场前景更是如何美妙。林少华说：“遗憾的是，我当时的经济状况一点也不美妙。于是我就怀着这种未必见得多么高尚的心情开始翻译 《挪威的森林》。用一个寒假译完了初稿，翌年即1989年由漓江出版社出版。”
这段经历对林少华的翻译人生，尤其对作为以翻译村上春树作品为主的翻译人生来说，意义重大。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村上文学的中国之旅由此开始，如游漓江般一路顺流而下。”
“翻译任何作家作品没有像翻译村上作品那样得心应手”
从2001年开始，上海译文出版社开始出版村上春树的书。沈维藩是上海译文出版社的文学编辑，林少华翻译的村上春树的43本书中有36本是他做责任编辑的。他告诉记者，截至目前，上海译文出版社林少华译的村上作品已印制870万册。他评价林少华是“真正的翻译家”：“一般的翻译家是亦步亦趋的，但是林老师翻译的文学作品是在看懂的基础上又充满变化。”
林少华翻译的80多部日本文学作品中，有一半是村上春树的：“翻译任何作家没有像翻译村上春树一样让我觉得开心，得心应手，有一种配合默契的感觉。翻译最愉快的感受是自己在倾诉，不愉快的感受是只能听别人在倾诉。产生共鸣的时候，不知自己是作者还是译者，但这不意味着我乱来。只不过我们对人、事物、景物有这种微妙差异产生的平凡美的捕捉是很相近的。”
事实上，被大众忽略的一点是，村上春树也是翻译家，并且他翻译的量和创作的量相当。村上春树翻译了雷蒙德·卡佛全集、《麦田守望者》、《了不起的盖茨比》 等美国文学作品。林少华见过村上春树两次，两人也交流过翻译：“关于翻译，村上有个观点，他说翻译，哪怕是稍有一点变通修改，只要读起来顺畅有趣，就是成功的翻译。他甚至说，翻译最需要的是语言功力，但比这更重要的是充满偏见的爱，只要有了这点，其他概不需要。”
谈到村上春树对自己的影响时，林少华说：“我‘邂逅’村上时已经三十六岁了，村上时年三十九。两人在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上都已包上了一层足够厚且足够硬的外壳，能破壳而入的东西是极其有限的。说有影响，主要集中在某种感悟和修辞。”
林少华说的“感悟”和“修辞”分别指的是觉得美和表达美。“觉得美”是指两人对生活中的平凡美感悟相似，“表达美”是指不仅要能感悟出来美，还要用修辞的手法表现出来。
村上春树30年来文学创作的主题和方向，林少华认为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79-1994年是村上春树创作第一阶段，如 《且听风吟》 《挪威的森林》，通过描摹刻画城里年轻人的孤独感、无奈感和疏离感，从诗意角度拓展城里人的心灵处境。1994年，从
《奇鸟行状录》 开始，村上的文学创作进入第二阶段。《奇鸟行状录》 《海边的卡夫卡》 和 《1Q84》 第1部、第2部等作品中，村上开始将笔锋指向日本黑暗的历史部位和“新兴宗教”这一现代社会病灶，表现出追索孤独的个体同强大的体制之间的关联性的勇气。
“但这个转变不是一下子转变，任何一个东西转变都有个过渡阶段，只是到这个时候表现得更明显。前15年，村上春树关注人本身的问题，通过诗意开拓人的心灵处境，使孤独感、疏离感得到某种抚慰和释放。1994年开始，村上春树开始关注人与体制。用村上的说法就是‘鸡蛋’与‘高墙’之间的关联性问题：我们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是一个‘鸡蛋’，有我们面对的坚硬的‘高墙’。‘高墙’有个名称，叫作体制。1994年前的作品是通过孵化发掘鸡蛋内部的主体性、灵魂的尊严，而1994年后的作品则是通过‘鸡蛋’与‘高墙’之间的碰撞，人与体制的冲撞，来发掘人如何保持主体性、灵魂的尊贵性。”
林少华认为村上春树对“人与体制”的关注是其作品最难能可贵的一点。“遗憾的是，中国人主要的阅读倾向还是前15年的，以 《挪威的森林》为主，而后15年对村上的文学转向关注不多。因为中国文学作品宏大叙事多，对人与社会、人与历史的阐述比较多，所以对村上转变后的这部分作品关注不是很多。”
《奇鸟行状录》 是林少华最喜欢的村上春树作品，林少华称这本书里什么都有：“1993年到1996年我在日本长崎县立大学教中国文化，在那个期间，我翻译了这本书的前半部分，回国之后翻译了后半部分。不管怎么说 《奇鸟行状录》 是村上写作一个跨度极大的转变。文学作品光是主题思想有趣，还不足以吸引人。这本书里人物众多，情节复杂，结构的变化和语言表达上的力度，比他以前的作品都上了一个台阶。”
《奇鸟行状录》 里有比较多的血淋淋场面，但林少华表示，这也是一种审美，一种陌生性的审美：“完全把你带到另外一个世界，给你一种崭新的感觉。村上春树的文学想象力在这本书里达到淋漓尽致的地步。看了这部作品，再看其他作品都觉得黯然失色。”
对于读者“我们看的不是村上的作品，而是林少华的作品”的评价，林少华表示：“从翻译角度来说，也并不能说这种说法就过于偏颇。因为翻译是‘二米饭’，换个说法是，翻译是原作者和译者两人结婚生的孩子。读者不是用日文读村上春树，而是用中文在读村上春树，其实他读的已经不是外国文学意义上的村上春树了，而是翻译文学上的村上春树。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又颇具特色的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外国文学和翻译文学不是一回事。一个相对优秀的译者对原文的把握在普通读者之上，有人说直接读原文就好了，其实这是一种认识误区。译者首先是个读者，而且是个深度阅读的读者。他所传达出来的东西比一般读者要高一些。”
说到这里，林少华提到他的同龄人王小波对翻译的理解：“王小波曾说他文学上的‘师承’得益于查良铮先生译的 《青铜骑士》 和王道乾先生译的《情人》，并说假如没有像查先生和王先生这样的人，最好的中国文学语言就无处去学。”
优秀的翻译家都是“文体大师”，在这一点上，林少华觉得和王小波不谋而合：“有一次我自吹自擂，我作为翻译匠的贡献不是提供村上讲什么故事，而是提供了一种村上式的修辞，这就丰富了中国汉文学在艺术上新的表达可能性。翻译村上的也不止我一个，别人传达的大体是故事，我传达的是一种修辞方式。其他人翻译的和任何一个日本作家可以混淆起来，但是我翻译的村上是这一个不是那一个。”
文学翻译最重要的是诗意的传达
村上春树在中国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林少华的翻译。从1988年翻译到现在，林少华称村上春树既成全了他，又耽误了他：“所谓成全了我，不用说你也知道，村上使我在社会上浪得了一点虚名；所谓耽误了我，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我也是胸怀大志，想写两三部砖头大的学术著作，往桌子上一放，把周围同事吓个半死。结果李德纯老先生把我引到村上那里，到现在已经持续翻译了43本了，而自成一体、振聋发聩、独辟蹊径的学术专著的想法就实现不了了。”
在上世纪80年代，日本文学在中国的发展情况与法国文学、俄罗斯文学、拉美文学都不可相提并论，甚至可以说是不入流的。日本文学在中国的研究兴起离不开村上春树的文学作品，《挪威的森林》使得日本文学在中国的发展起了契机作用。“就像我翻译 《挪威的森林》 时产生的感觉一样，突然发现日本文学还有这么好玩的东西，还值得一看。”林少华说。
林少华译的 《挪威的森林》 经常会被拿来和台湾翻译家赖明珠女士译的 《挪威的森林》 比较。两人翻译的 《挪威的森林》 呈现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简单来说，林少华版本语言风格“偏美化”，赖明珠版本语言风格“偏直白”。
林少华告诉记者，在台湾进行学术交流时也见过赖明珠女士几次，两人在研讨会上就翻译问题经常“打嘴仗”，但私下里关系是很好的。他称赖明珠为“明珠姐”。
“你们是怎么看待对方的翻译作品？”记者问。
“明珠姐认为翻译是纯净水，我跟她说纯净水式的翻译就是一种理想，就像西方翻译理论家说的，等效等值终究是一种理想是一个道理。翻译一直在路上，终点不断逼近的路上。她说，林老师的文学造诣是不容否认的，但在翻译村上春树作品时是不是有林老师的个人色彩？ 她在香港书展上还说，村上穿的是西装，林老师给穿上唐装了。其实在我看来，任何翻译都不可能是百分之百原汁原味的，总要有译者的语言风格、说话风格、审美差异的个人性介入其中。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把这种差异做到最低，翻译是最大近似值，而不可能百分之百。”
林少华形容翻译介于熟悉性和陌生性之间，在同质与异质之间，生与熟之间：“太中国化了太熟了，原文的陌生美、意境性就消失了。太生了别别扭扭，磕磕绊绊，就失去了阅读的美感和愉悦感，那显然也是一种失败，所以我认为翻译是介于两者之间。”
下月，林少华最新译著 《美的交响世界：川端康成与东山魁夷》 将要出版。林少华在许多场合都谈到了文学美，这种美的表达也体现在他翻译的文学作品中。他把他作品中所呈现出的美归功于中国的汉字美：“我在翻译上雕琢的比较厉害，用的词变化相对大一些，成语相对多一点，抒情意味浓一点。有的时候我说不是我美化，而是中国文字本身就是美的。文明最重要的载体就是文字，何况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从古到今，一直不间断使用的语言都是汉语，使用的人数最多的也是汉语。所以，这是汉字本身的魅力。”
画家对色彩线条敏感，音乐家对声音敏感。而作为文学翻译家，就对文字特别敏感。林少华语言的敏锐性和长期大量的文学阅读是分不开的。
尤其当谈到他所喜爱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林少华眼里放着光芒：“唐诗宋词，闲来没事就翻一翻。尤其45岁以前看唐诗比较来劲，45岁以后看宋词比较多。我个人觉得，中国人如果不能欣赏宋词之美，那应该是致命的损失。如果世界上的人分为聪明人和不聪明的人的话，聪明人就是不花钱也能得到高雅的精神享受，比如宋词。美国有个叫夏志清的学者认为宋词语言的修辞性表现性，艺术感染性来说达到汉文学语言登峰造极的地步。宋词里表达的内容很有现代性，现代人所有的情绪，比如孤独、无奈、纠结、悲凉，在宋词里面淋漓尽致。这样的东西不能欣赏不是致命的损失吗？”
中国古典文化对林少华最大的影响是在翻译文学作品时注重诗意的传达：“现在人们对诗意的感悟都比较迟钝，文学翻译没有文学性，就算语言上主谓宾定状补无懈可击，那也是致命的不忠实。村上的文学作品，内容、主题、情节结构在日本都有非议，唯有一点是没有非议的，村上语言是独特的。这种独特性如果在翻译中不传达出来，而混同与任何一个日本作家，那就会失去作品本身的味道。文学翻译不是对不对的问题，而是像不像那回事的问题。文学翻译是即使某一个词用错了，但整体审美氛围的传达是对的，那也是对的。即使所有的词用对了，但是没有表达出诗意，读起来没味，味同嚼蜡，让人读不下去，那怎么是忠实的？”
提及村上春树，绕不过的一个词是“诺贝尔文学奖”。林少华对于记者提到“诺奖”会心一笑，略带调侃地说：“我觉得村上也不该得诺奖了，因为作为一个作家，除了诺奖他全部都有了，在美国还有一个‘普林斯顿大学文学博士’的称号。我要混到他那个程度，给我都不要了。”
乡愁与良知
从吉林到广州，从广州到日本，再回到广州，最后北上青岛。林少华一直形容自己是一个“异乡人”：迄今为止的人生岁月，有三分之二流逝在异乡的街头。那是毫不含糊的异乡。不是从A乡到B乡、从甲县到乙县，而是差不多从中国最北端的白山黑水一下子跑到几近中国最南端。
“你恐怕很难想见40几年前一个东北乡间出生的年轻人初到广州的惊异。举目无亲，话语不通。”林少华说。
作为一个“异乡人”，在翻译领域，林少华通过43部村上译作传达出对于个人尊严、个体差异性的推崇和尊重的价值取向。在学术领域，他拒绝做“象牙塔”里仅仅研究学问的学者，而是希望与大众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为民众提供一种有益的思考和启示。
“我写文章有两个点，一是诉求社会良知，二个是呼唤文化乡愁。我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应该是先忧后乐、有社会担当意识。从事专业研究的教授未必是知识分子，他可能是某个领域不错的专业人士。知识分子必须有社会担当，关注民生是知识分子的一种内在自觉。乡愁，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上指故园之思，广义上则是文化乡愁。我们的传统文化从五四运动以来就严重割裂。说白了就是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了，都成了穿着西装革履的精神漂泊者，我想为精神漂泊者找到一条回家的路。”
在互联网还没有普及的时候，林少华经常会收到读者的来信，信里会探讨他所翻译的村上作品：“十几年前一天能有个一两封。一个星期有十几封。那个时候我基本上有信必回，现在，客观上越来越忙，只能有选择地回信，比如信特别长的，态度特别诚恳的，谈得问题比较有深度的。有的读者在读村上书之前或者读完村上书之后很焦虑，甚至在我看来有担忧的东西，那我就要马上回信。”
在异乡，林少华经历过“仰天大笑出门去”的失意，着迷过“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的孤独。到现在，他开始思考“日暮乡关何处是”的归宿问题。
他说，有时候自己也挺矛盾的。就像他看起来热闹的文字，骨子里透着一种荒凉感，他正在寻找一条从异乡回到故乡的路：“这种故乡与异乡、故乡人与异乡人之间的重合与错位，这种若明若暗的地带，或许正是我们许多现代人出发的地方，也是我出发的地方。我从那里出发，并将最终返回那里。返回那里对着可能再生的青苔和牵牛花回首异乡往事，或感叹故乡弱小生命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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