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旧约·创世记》中记载，当初人类齐心协力要兴建一座宏伟的通天塔——巴别塔。为了阻止人类的计划，上帝创造出不同语言来，人类语言不通，塔造不成，自此各散东西。后来出现了翻译，翻译是一些挑战上帝、重建巴别塔的人。
今年八月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字里行间：中国文学翻译家沙龙”格外引人瞩目。用主持人埃里克·亚不拉汉森的话说：这场活动有点“怪”——从主持人到嘉宾都是外国人——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国人用流利的中文对着台下两百位中国读者演讲、交流；有读者用英文提问，他们当场翻译成中文后用中文回答。
提起他们的大名，许多中国读者早已熟悉了——德国汉学家、翻译家、作家顾彬，瑞典翻译家陈安娜和荷兰翻译家林恪。在埃里克幽默的主持下，向中国读者谈他们的中国文学翻译生涯。他们都把毕生事业定位在向世界译介、传播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上。
陈安娜：在母语里找同样玩法
陈安娜说，她学中国完全是“偶然”的。上大学时填表，一个“误会”使她选了中文，可一学起来就发现“这个语言很不错”，“比较适合我的个性”。她成了瑞典翻译家、汉学家马悦然的学生，又成为隆德大学汉学家罗斯招收的首批中文博士生之一。
她做翻译也挺“偶然”。本来她对中国历史，尤其是20世纪初的中国现代史很感兴趣，但因老师让每个学生翻译一个短篇，要出个集子，她就翻译了苏童的《妻妾成群》，正好小说已拍成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所以译作也颇受注意。短篇小说集出版后，她在一位汉学家的邀约下，又翻译了莫言的《红高粱》，这部小说拍摄的电影同样在国际产生影响。就这样，她在做图书管理员的同时，对中国文学“不带约束地”，“慢慢地一个一个翻译下去”，一发而不可收。25年来，她翻译了近50部当代中文小说，其中包括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生死疲劳》，余华的《活着》，韩少功的《马桥词典》等。因译笔优美，曾获得瑞典学院授予的文学翻译奖。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人们盛赞安娜的翻译功不可没。在翻译家沙龙上，当埃里克提到许多人认为“只有被安娜翻成瑞典语的作家，获诺奖的可能性才比较高”时，安娜谦逊地说，这是一个“误解”。她说诺奖评委不光看瑞典译本，还要看英文版、法文版，有的要看意大利版、西班牙版。“实际上有了瑞典文版也很好，但它不是最重要的”。
陈安娜是中国人的媳妇，也是中国的常客。她这次与丈夫——也是著名翻译家、作家万之一起回中国，去了黑龙江额尔古纳河一带，那是中国女作家迟子建的家乡。安娜是为了翻译迟子建的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专门到那里去“采气”——感受书中独特的环境和人文气息的。她选择《额尔古纳河右岸》，因为这本小说所描写的鄂温克人的生活——自然风光、生产方式、动植物，甚至住房穿衣吃食，都与瑞典这边颇为相似，这样的书，会使瑞典读者感到非常亲切。
由于她对国际文化交流的杰出贡献，自今年4月份开始，安娜获得了瑞典文化部给予的终身年金。从此她成了“职业翻译家”，可以不用去上班，专心在家里从事中国文学翻译工作了。
安娜正在翻译的另一本书是贾平凹的《秦腔》。读者一定会问：对这部陕西方言很重的小说，她是怎么翻译的呢？安娜坦承，这本小说非常难译——“不光人的对话，全书都是陕西口音”。贾平凹给了她用陕西方言朗读作品的录音，“瑞典语的陕西话该怎么说？”——她还没有想好。瑞典各地有许多方言，她只熟悉自己家乡的一种，但不能用这一种方言来翻译，“否则读者会想‘怎么中国农村都像你老家那样？’”
由此她体会到，翻译是“越翻越难”。“能玩语言游戏，对自己把握非常好的作家，经常是很难翻译的作家。因为要求译者也要同样能够把握自己的语言，要能在自己的语言里找出同样的玩法”。但她乐于迎接这种挑战。“凡是我翻译的作品，我基本上都很喜欢”，这就够了。
顾彬：因李白爱上中国文学
谈到怎样走上中国文学翻译道路，顾彬说，他最初迷上中国文化文学，是因为1967年他读了一首李白的诗：“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从此“中国诗歌一直为我所爱”。1968年他从学习希伯希来文、古代希腊文转到古代汉语文，“每个星期学两个小时汉语”。在当时的德国，很少人愿意学汉语，“所有的人放弃了，因为找不到工作，没有前途”。但他坚持了下来，因为“老师特别好”，还因为“汉语挺有意思的”。进而，他爱上了中国文学。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序言中他说：“四十年来，我把自己全部的爱奉献给了中国文学。”
2006年，顾彬曾一度因“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一说被许多人质疑，但他宣称，那句话是被媒体误解和放大了。他坦承自己确实偏爱中国古代文学：“我的心在古代，我爱中国古代文学。”他的博士论文，写的就是唐朝的古物。1974年他第一次来中国，那还是在“文革”时期，他遇到了几位“特别好”的老师，老师给他介绍了鲁迅的作品。回国后，有德国的出版社来找他翻译鲁迅作品，于是他开始翻译《孔乙己》和鲁迅诗歌，“慢慢地从古代转到现代、当代文学。但是我的心还是在古代”，他说：“我目前在德国最古老的一个出版社出中国古代思想家的丛书，一共十本，我已经出了八本。”
林恪：解读中国故事的人
荷兰翻译家林恪的译作书单令人咋舌——钱锺书的《围城》，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米》，毕飞宇的《青衣》，白先勇的《孽子》，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女女女》以及鲁迅、沈从文、周作人、史铁生、朱文等作家的中短篇小说和散文等。目前他正与人合作翻译《红楼梦》。
2012年，他获得了荷兰文学基金会翻译奖。这个奖，不仅要看翻译质量，也注重得主所做的“文化中介或推介”工作。林恪博士在翻译的同时，还为多家报刊撰写有关中国文学的评论。莫言获得诺贝尔奖后，林恪专程采访了莫言，撰写了《思考“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一文。
谈起他的译作，有许多有趣的话题。
比如翻译钱锺书的《围城》，最初吸引他的是小说中那种讽刺意味，“它的讽刺是落脚在每个句子上的”，“句句有着目的”。他说钱锺书这个人像“一个翻倒了的书柜”，知识博杂，“语言风格更让我着迷”。钱的小说引经据典，布满了文字游戏，幽默又经常是好几种语言交错产生的；而且40年代的小说，文白混杂。译这样的小说无疑很有难度，但也充满挑战的乐趣。
《围城》主人公方鸿渐谈到婚姻是一座围城时，开玩笑地用了“摆空城计”这个典故，于是林恪用古希腊“特洛伊木马”的典故与之对应。两个故事意思很相近，而方鸿渐受过西方教育，引用古希腊故事也很自然。但在第四章，当方鸿渐拒绝吃岳父家送来的东西，他的父亲“笑儿子要做‘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这个成语就不好翻了。因为“不食周粟”没有对应的西方典故，况且方老先生又是旧式文人，也不宜用西典。在这种情况下，林恪只能加注解，说明伯夷叔齐是义士兄弟。
为了保持中国成语言简意赅的特点，林恪经常尝试用雅韵、头韵或韵律来模仿荷兰成语的味道，他认为这样“可以更好地尊重原文的风格”。
又如翻译《红楼梦》，当初在中国四大古典名著里选择它，是因为它“最有意思，最像中国”，“它包罗万象，包括社会、人情、宗教等等”，但它也很难译。首先是书名，“红楼”在荷兰是妓院的意思，就从“石头记”这个角度来切入。他们是三人合译，每译三五回，就一起开会讨论，对各自风格进行调整、修改。林恪认为中国小说让西方读者难以接受的有两点，一是结构，往往缺乏一条情节主线，二是缺乏心理活动的描写。《红楼梦》这两个问题都有。西方的读者喜欢叙述比较直线型的写作，而《红楼梦》是章回体，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情节，很多很多各自独立的小故事”；西方小说一般只有一两个主要人物，而《红楼梦》有300多个人物，人物性格的刻画不是靠心理描写而是靠对话来推动。他说：“这个东西必须先给荷兰的读者看，希望他们能够读懂，慢慢地适应。”他准备写一个长长的序，向西方读者解释《红楼梦》中涉及中国文化的许多问题。
林恪说，在中国小说的叙述方面，译者大概只能充当一种间接的角色。也就是说，只能通过多翻译、多介绍中国文学，让西方读者适应产生于另一种文化背景的文学艺术。在这个过程中，译者不仅要考虑到外国读者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而且还要考虑到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想象和预想，希望这样能够“诱导”外国读者，帮助他们逃出西方文化的“围城”。
埃里克：“异花传粉”的“钓鱼”者
埃里克·亚不拉汉森先在美国读大学，又来中国在中央民族大学作交换生。自2001年至今，他以记者、编辑等身份在中国生活了15年。
2007年，埃里克创办了“纸托邦”——最初只是一个由译者兴趣联结的网络论坛，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一个促进中国与世界文学交流与出版的重要平台。它与政府文化单位时有合作，为中国出版方策划图书推广方案，参与包括杂志、书籍在内的出版项目，主办中外文学交流活动，定期向欧美出版社推送国内出版资讯。例如，它与企鹅出版社合作策划编辑过中国文学书。
2011年，《人民文学》在海外推出英文版《路灯》（Pathlight），纸托邦主持《路灯》的文学编辑工作。自2015年6月18日起，纸托邦发起“纸托邦短读”（ReadPaperRe⁃public）项目，每周免费发表一则中文短篇、散文或诗歌，海内外“粉丝”者众。2016年7月，纸托邦举办了“北京出版交流周”，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资深文学编辑、出版人、版权代理人和书探，与中国的编辑、出版人和读者交流互动。这个“出版交流周”活动，他们准备每年一次地坚持下去。
大学毕业，他决定留在中国，因为“喜欢中国语言，中国社会很有意思”。他读的第一本中国文学作品是王小波的《我的精神家园》。“这本书非常吸引我”，“逻辑性很强，有幽默感，西方读者容易接受”。他这样描绘读时的感受：“我听他写作里面的声音，一下就觉得我知道这个声音在英语里是一个什么感觉，感觉能听到他说话”。他决定将它翻译出来，并从此走上了翻译之路。后来，他选择翻译徐则臣的《跑步穿过中关村》，因为“这本书紧跟着人物，一直是主人公脑内的想法……读者即使处在陌生的文化环境，也会也会知道他的感受、他的经验，这样读者就不会自己走丢了”。对中国作家的这些独特感受，使他翻译的兴趣越来越大。他陆续翻译了苏童、毕飞宇、阿乙、盛可以等中国作家的作品，并创办和经营“纸托邦”。
埃里克因出色翻译王小波作品而获得2009年美国PEN笔会颁发的文学翻译奖。2015年8月，他获得了第九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青年成就奖。纸托邦网站获得英国艺术委员会颁发的奖项。
埃里克说：“翻译行为至关重要的一点在于让读者和作家与不同书写文化里的作家邂逅。翻译促成的语言之间的异花传粉是促成文学创新的重要元素。”他致力于做这样的“异花传粉者”。谈起目前面临的困境，他说，中国人非常急迫地向海外推广本国文学，而海外读者或许根本没有“中国文学”这个概念。他们选择一本书，可能就是单纯地喜欢这位作者或这个作品。“大部分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学一无所知，也不是抵制，不是不喜欢，就是一个空白”。埃里克要想方设法顶住背后来自国内的巨大期待，在海外出版社和读者面前把这份焦虑隐藏起来，以免吓跑对方。他采取的办法是：“像钓鱼似的，轻轻地勾着他们，让他们觉得这本书听上去还挺有意思，不妨买一本看看”。
他别出心裁地把这个过程比作水坝到水杯——译者要顶住背后整个水坝的压力，让自己变成很细的小水管，让那细流缓缓地流进海外读者的杯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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