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热·亚马多
在巴西文学史上，若热·亚马多占有极为特殊的地位。在写作题材与表现技法上，文学评论界对他褒贬不一；而他在意识形态层面所经历的几次转向，更 是在巴西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剧烈反响。然而无论他在巴西文学界如何饱受争议，都无法掩盖这样两个事实：他曾是并依然是巴西民众阅读最多的作家之一；在世界范 围内，他对巴西文化的传播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作为一种文学现象，若热·亚马多的重要性不可忽视。在上世纪30年代，巴西文盲率高达70%，文学几乎只是大城市精英阶层才会关注的话题。但年 仅二十几岁的若热·亚马多却凭借《可可》《死海》与《沙滩船长》等6部小说赢得了外省普通大众的喜爱。他成功地将反抗精神、左翼思潮、乌托邦理想与民俗传 统等元素杂糅起来，结合巴西东北部特有的历史与社会现实，创造出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社会批判小说。这种杂糅的风格是他为大多数批评家所诟病的原因，因为左 翼思潮与民俗传统在某种程度上相互排斥，而浪漫主义色彩又会消弱社会批判的力度。但也正是其作品中暗藏的矛盾因素，使得二战结束以后，无论资本主义还是社 会主义国家都将他作为巴西文学的代表予以翻译、推介。
几十年来，对若热·亚马多在世界各国译介史的研究层出不穷，每项研究都从相对独立的角度勾连出文学翻译、世界权力格局与巴西形象之间的关系。无 论是希望借由他理解“南美邻居”的美国，还是利用他作为政治宣传的苏联与其他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又或是遭到重创之后将其构造的乌托邦世界作为一条新出路的 法国，若热·亚马多似乎总有办法满足不同体制在不同时期的需要，在占据畅销书榜的同时传播巴西文化，并成为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等共同的研究对 象。
但是在中国，尽管从50年代起对亚马多的翻译数量不逊于任何一位拉美作家，其作品中所蕴含的巴西文化却从未得到真正彰显。直到今天，在中国的文学视野中，巴西仍然近乎一个隐形的国家。
拉美文学汉译史上的亚马多
在中国，若热·亚马多的译介首先是在拉美文学译介的大环境下展开的。在《“边境”之南：拉丁美洲文学汉译与中国当代文学》中，滕威梳理了从新中 国成立后到90年代末期的拉美尤其是西语美洲文学汉译的历史演变，重点突出了50年代到70年代对拉美左翼革命文学的建构，80年代由“文学爆炸”和“魔 幻现实主义”引发的拉美热，以及90年代之后文化市场化造成的拉美文学译介的衰颓。在这本书里，滕威细致考察了国内外历史背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与民间思 潮对拉美文学汉译的交互影响，对各阶段译介过程中的遮蔽、误读与错位进行了透彻的分析。《“边境”之南》的论述侧重于西语美洲文学，因此对使用葡语写作的 亚马多只是略有提及，但亚马多在中国的译介过程并未超出拉美文学汉译的大框架，只是由于其作品数量庞大、内容驳杂，加之作者的创作生涯前后延续七十余年， 而葡语研究者的数量又十分有限，因此对亚马多作品的误读也更为严重。此外，如果西语美洲作家群体在中国的代表人物从50年代至今经历了一系列变化的话，对 于巴西来说，若热·亚马多仍是迄今为止惟一合格的代言人。
在《“边境”之南》的附录里我们可以看到，1949年到1999年中国大陆共出版了36部巴西作品，其中若热·亚马多的作品占到了14部，不仅 在巴西作家中无人能及，在所有拉美作家中也高居榜首。再考虑到在巴西的36部作品中，有6部属于儿童文学，还有一些文学价值存疑的作品，比如时任巴西总统 的若泽·萨尔内创作的《水之北》及其幕僚萨莱斯所写的《钻石梦》。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若热·亚马多占据了中国巴西文学译介的半壁江山。正是亚马多在巴 西文学界这种“一枝独秀”的现象，使得不少人对亚马多在中国的译介情况产生兴趣。我曾于2011年在澳门召开的世界葡语研讨会上作过“亚马多中国接受史” 的发言，并在巴西《文化批评》上发表了《亚马多在中国的翻译》。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张剑波也在2013年圣保罗大学的《翻译文学杂志》上撰写了《亚马多中国 接受史》。2014年，北京大学的王思维完成了硕士论文《从“和平斗士”到“百万书翁”——若热·亚马多在中国》。这篇论文以亚马多1952年、1957 年与1983年三次来访中国为主线，详细分析了亚马多在中国不同时期与社会文化背景下的“翻译”与“重写”，以及在这之中所投射出的中国意识形态话语变 迁。
和当时大多数拉美作家一样，亚马多是以革命作家与共产党员的身份进入中国的。他在1951年获得了苏联颁发的斯大林和平奖，并于1952年受萧 三及中国作协之邀访华。可以说，他和聂鲁达一样，是中国与拉美之间“民间外交”的重要桥梁。在上世纪50年代共出版了三部亚马多的作品，分别是《无边的土 地》《饥饿的道路》和《黄金果的土地》。这三部小说均写于亚马多在巴西共产党内工作最为积极的时期，后两部更是加入了直接的共产主义宣传。
进入60年代之后，亚马多和巴西一道从中国读者的视野中消失了，直到80年代才得以回归，这也正是拉美热所兴起的时间。尽管在回归之后，亚马多 被唤作“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对他的介绍与定位却都与30年前有了很大不同。译者与出版界有意淡化了对前期意识形态浓重作品的引介，在80年代所翻译的 10部亚马多的小说中，9部都是作者退出巴西共产党之后的作品，惟一的例外是《拳王的觉醒》，曾经的无产阶级斗士由此变成了颇有异域风情的乡土作家。这一 时期翻译的第一部亚马多作品是《金卡斯之死》，发表于1981年《世界文学》杂志上。对于这部小说的选择，主要是考虑到它几乎不涉及情色描写，这在亚马多 后期作品中极为难得。80年代中旬出版环境进一步放宽之后，亚马多最畅销的两部小说《加布里埃拉》与《弗洛尔和她的两个丈夫》得以在中国出版，后者更是屡 次加印，卖出了15万册。
然而，与加西亚·马尔克斯、巴尔加斯·略萨等拉丁美洲文学爆炸主将不同，若热·亚马多在80年代的中国遭遇了他在巴西一直以来的境遇：深受读者 欢迎，但却无法打动文学圈和评论界。当西语美洲文学的追随者们已经沿着“寻根文学”“先锋文学”两条不同的道路探索中国文学的可能性时，亚马多的读者却还 在对《弗洛尔和她的两个丈夫》的香艳场景津津乐道，译者也要在前言后记反复提及这一点，根据立场不同对其中的两性描写进行解释或抨击，甚至就连专门的评论 文章也从未能对亚马多的作品进行深入分析。
从90年代开始，随着拉美文学出版在中国的整体衰退，亚马多的翻译热潮暂时停止，中国研究界对他的关注更是越来越少。继1991年出版《大埋伏》之后，直到2014年才有新作《沙滩船长》问世。
对亚马多与巴西的误读
从单纯的文学技巧来看，亚马多并不特别出众，其作品的冗长、人物性格的简化还经常受到评论家的批评。真正使他在文学界立足并长盛不衰的，除了巴 西国内外读者的喜爱之外，主要在于他对巴西民俗的理解和对文化元素的发掘。因此，无论在巴西、美国还是欧洲学术界，对亚马多的研究都绝少涉及文学理论，反 而从社会学、人类学或广义的文化研究角度来分析亚马多的创作及其意义。而在中国的译介过程中，却对亚马多作品真正蕴含的文化问题避而不谈，只是反复强调这 些作品反映了巴西的“现实”。而这些未经甄别的现实，更多只是中国学者自己的想象罢了。
上世纪50年代的翻译工作者更倾向于将亚马多笔下的巴西与解放前的中国相类比，中文翻译也有意无意地将巴西社会带入到中国现实中，比如将巴西共 和国成立之后才逐渐兴起的可可庄园主类比为中国的封建地主。而《黄金果的土地》中所描写的美国对巴西的经济操控也被理解成“巴西从封建社会转入资本主义社 会的过渡”。由于当时的意识形态特点，对亚马多的出身、巴西共产党的力量等都有许多不实描述，但随着“文革”结束，这些颇有时代特色的误解倒是基本消失 了。
进入80年代以后，中国已经有了几位优秀的葡语译者，转译现象很少发生，翻译的准确度也比50年代有了很大提高，但对亚马多作品中巴西社会的解 读却仍然只能流于表面。为了和政治挂帅的50年代拉开距离，西语美洲文学的汉译开始了对“纯文学”和“审美价值”的探讨，对亚马多的介绍似乎也延续着同样 的套路。但因为亚马多本来就缺乏现代性的写作技巧，又没有诺贝尔奖的光环，对他的分析几乎仅限于“人物饱满”“情节生动”这样的层面之上。而当中国研究者 将亚马多的作品比作一幅幅“巴西风俗画”时，甚至连“种族平等”“宗教融合”“热情开放”这些标签化的巴西符号都没有指明，这也许是因为中国人口绝大多数 为汉族，一直坚持无神论教育，对两性话题又比较保守的原因。而这样造成的结果是，国内对亚马多的研究很少能抓住重点。
隐形的巴西
在巴西文学院的就任演说中，亚马多曾将巴西文学传统划分为以心理描写见长的“私人小说”和反映国家历史变迁的“社会小说”，其代表人物分别是马 查多·德·阿西斯与若泽·德·阿伦卡尔，并表示自己是阿伦卡尔的坚定追随者。在70余年的创作生涯中，亚马多不仅在努力记录着巴西现实，同时也在向全世界 展示着他的巴西理想——宗教自由、种族平等、性别解放。尽管这些理想至今也未能完全实现，但却被巴西与其他许多国家所接受，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巴西在这 些方面的进步。从亚马多的小说里，可以看到非洲宗教如何与欧洲天主教相融合形成了独属于巴西的坎东布雷教，这种泛神论信仰又如何从世纪之初的社会毒瘤变成 了后来的巴西名片；可以看到东北部可可种植园主与腹地悍匪的权力关系，以及这两者如何随着30年代“新国家”的镇压而从历史上消失；可以看到外来移民如何 在巴西立足扎根；也可以看到巴西妇女地位的变迁。
然而，在亚马多已经有如此之多中译本的情况下，这些丰富的文化资源却很少被揭示，使得许多读者忽略了亚马多作品中最有价值的元素，失去了借由文 学作品进一步了解巴西文化的机会。加上亚马多的中文译介一直隐藏于“拉美文学”译介的帘幕之下，他对巴西身份的探讨在国内也一直没有引起重视。
另一方面，亚马多能否真正成为巴西文学的代表，也是非常值得商榷的问题。在他之前，马查多·德·阿西斯开创了巴西现实主义文学，对巴西大都市中 居民的精神状态进行了深刻剖析，建立了边缘化的巴西文学与处于中心地位的欧洲文学之间的联系。尤克里德斯·德·库尼亚则率先记录了腹地人的生活信仰，其杰 作《腹地》被誉为对“巴西的第二次发现”。与亚马多同时代的人中，格拉西里阿诺·拉莫斯毫无疑问更受到巴西国内外评论界的青睐。在亚马多之后，吉马良斯· 罗萨和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尔也已经在文学界收获了更高的声誉。在这种情况下，提起巴西文学便想到亚马多或许并非由于他深入人心，而是因为在当今中国的文 学语境中，巴西仍只是一个隐形者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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