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时间里，我们的翻译事业有了长足进步，但我们也同时发现，与外译中相比，中译外还是太少；一心做国外学者的翻译研究和教学，却较少对国内翻译名家的翻译实践做学理上的梳理；一心研究如何在翻译时忠实外来文本，考虑目标语读者的接受习惯，却较少注意到翻译活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了自我和文化自觉。这一现象在外译中的活动中表现尤甚。
想一想我们跟着欧洲人把自己西边的地方叫近东和中东，叫自己远东，是不是似乎有太多欧洲中心论，太缺少民族立场和文化自觉？我们都知道，从地理上说那里是西亚，我们的古人也称那里为西域。在翻译活动中，有的译者也抱着欧洲文化中心论的思想，对自己的文化缺乏自知之明和自信心，这与100多年前梁启超等人比起来可就差得远。
梁启超等现代文化的先行者和翻译家们在彼时都有着强烈的文化自觉和翻译自觉。1898年，梁启超在《印译政治小说序》中说：“特采外国名儒撰述，而有关于中国时局者，次第译之。”随着国情的变化，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们愈加认识到了文学翻译的积极意义。译家们已不满足于将一种语言的文学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文学，正如王晓平在《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中所说，“他们要做生活的评判家、读者的引路人、原作的改造者”。他们对原作的选择、迻译中的增、删、改等都表现出明显的为当时社会改良服务的思想。当时的翻译观中，豪杰译算是个代表，指“对原作的各个层面做随意改动，如删节、替换、改写、增减及译者的随意发挥”。梁启超一般被看作是中国“豪杰译”的始作俑者，他从事小说翻译的目的极为明确，就是维新救国和开通民智，只要能达到目的，他会对原文做“伤筋动骨”的“大手术”。其实，林纾、苏曼殊、周桂笙、吴檮、陈景韩、包天笑甚至鲁迅的早期翻译，都在一定程度上是“豪杰译”的产物。五四以后，知识分子们更积极地译介西方文学作品，以达到改造传统文学和思维方式的目的。鲁迅、瞿秋白、茅盾、巴金、郭沫若等都是从“感时忧国”的目的出发而从事文学翻译的，他们都有着强烈的文化自觉，而这正是当下的翻译活动所缺失的。
费孝通于1997年在第二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告诫大家要有文化自觉，其核心思想就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的‘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在生活各方面所起的作用。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发展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翻译越来越成为文化自觉的一种形式和表现，译者对本民族文化的自知之明和自信力直接影响到其翻译活动和文本的选择。
这表现在几个方面。首先是文本选择的不自觉，不接地气。只要是国外认为好的、获奖的作品，都依样引进；其次是翻译中的双重标准，许多译者在对待英译汉和汉译英时实行截然不同的标准：在英译汉中主张尽量以原作为基础，认为汉语可以包容和接受英美文化，而在汉译英中，则主张以译入语为主，用译入语来表达源语言，从而避免文化冲突。第三是受众意识的双重标准。许多译者过度倾向西方价值观和西方文化，将外语文学译入时较少考虑中国读者。此外，对本民族文化的不自知和不自觉也会直接影响学者对本民族文献、研究资料的不自信，许多学者对西方学说达到顶礼膜拜的地步，其翻译行为不是主动的文化传递，而成了简单的传声筒。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西方批评理论的引进和译介极大拓展了国内学者的批评视阈和思考维度，也一定程度上丰富和繁荣了我国的文学、文化和翻译事业。但同时也出现了批评活动言必称西方、不这样说就不懂批评、不是学问的现象。试想，没有自我意识、自主意识的批评还能称得上真正的批评吗？能够给学界带来有价值的学术贡献吗？能够走得很远甚至走向世界吗？有些人说莫言获得诺奖主要是葛浩文的翻译功劳，全然忽略了莫言走向世界的深层原因是其作品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也较好地做到了兼收并蓄，忽略了莫言创作中强烈的文化自觉。其实，葛浩文曾多次强调不能做文化殖民者，反对完全归化(英语化)的翻译方法。他把莫言作品翻译到英语世界中时，为数不多的增、改、删都做得非常审慎。
译文越是忠实原文，读者就越能看出作品自身所具有的魅力所在，这也说明杨宪益等所采取的“直译法”的必要性和存在意义。中国文学和文化目前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原汁原味走出去的社会语境和国际条件。如果说100多年前，翟里斯对《三字经》的解释性翻译在当时是必要和适当的，那么赵彦春逐字逐句对应着“硬译”的翻译在当下也是必要和适合的。翟里斯的译本不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抑或是在音节上还是在音韵上，都远离了原文，而赵彦春的译本显然在几方面都满足了要求，但二者的翻译方式都是有深层原因的，是他们各自的出发点和文化自觉使然。现在看来中国文学走出去，并不需要改头换面，削足适履，适合西方人的价值观。
我们越来越意识到，提高自主意识，加强文化自觉和批评自觉，大胆地走自己的翻译批评、翻译研究和翻译教学之路，才能更好地立足于世界文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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