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施美景
恩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建始直立人”的发现，证明这里很早就有人类生存。悠悠千古，漫无止境，加上土家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史前文学系于口耳，难以断定。后来，作家文学兴起，但因为人口的流动，以及单个观察者在视野上的有限性，很难完整地呈现恩施文学的全貌，只能就自己所了解的勾勒一二。
历史有关恩施民族文学的记载起始于明朝中期。童昶是官方史志记载的恩施第一位作家，现存作品大多是对恩施山水风物的题咏。然而，恩施明朝文学的大成者却当属童昶之后的田九龄。现存田九龄诗歌大多书写戍边的豪情和对亲人的思念，吴国伦称其诗“冲融大雅，声调谐和”。《宜昌府志》载：“容美司以诗名家，自子寿始。”自田九龄肇始，此后田宗文、田玄、田奎、田珠涛、田霈霖、田既霖、田甘霖、田舜年诸家相继迭起，嬗递不衰，构成了蔚然壮观的家族作家群。
“兴于明代的容美田氏土司是土家族，不仅注重农桑，而且热心研读汉文，并善于诗词”，自明万历至清康雍，历时六代，诗礼传家，著作丰赡，人人有集。他们不仅娴熟掌握了汉文学特别是诗词的形式审美规范和艺术表现技巧，而且深受楚辞影响，广泛运用了楚辞的技法与意象。康熙十八年，田舜年收集家族中历代先贤作品，编成《田氏一家言》，计八种十七卷，“一家私典策，半部小春秋”。
清朝中后期，恩施民族文学较为萧寂。仅有王煜、王家筠、褚上林等诗人、词家歌咏其间。
近代恩施民族文学，虽有何远鉴、马炳麟名达其间；但为恩施民族文学赢得巨大声誉的，却是近代晚唐诗派旗手——樊增祥。樊增祥著述勤奋，数量繁富。他博学强识，转益多师，兼采众家，自铸面目，诗、词、骈文、散文均为擅长，其师张之洞评价“诗第一，文次之，词又次之”。其诗“以清新博丽为主，工于隶事，巧于裁对”（汪辟疆语），体裁多以七律为主。
1929年，恩施人民群众大规模地参加到了中国诗歌创作的主流。流唱于恩施的革命歌谣，洋溢着革命人民的英雄气概，因继承了较为丰富的民间文学传统，在艺术上达到了较高水平。其中，一首歌唱贺龙的《门口在过兵》影响颇大。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司马军城奔赴延安，历任《抗敌报》编辑、《新长城》主编、《救国报》（燕山版）主编。在极端艰苦的战斗环境中，他奋笔写下大量富有战斗气息的诗篇。邓拓高度评价说：“他写的不是寻常的所谓‘诗’，而是用鲜血和生命写出的战斗的进行曲。这是真正的诗！这样的诗篇将同天地一样长久，是永生的诗。”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战线西移，湖北省政府及所属机关迁往恩施。当时，恩施作为湖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各路精英名流和社会贤达纷至沓来，麇集于此。浓郁的文化氛围，让恩施民族文学基因获得了较好的涵养与培育。因战时需要，当时全省很多有影响的文化宣传机构不仅西迁恩施，还在恩施创办了多家报刊，并开设文艺副刊。
1943年重阳，以饶凤璜等为首，寓居恩施的部分文人发起成立了“汉声诗社”，旨在“歌抗战之伟业，振大汉之天声”，编印《铁沟喤引集》《汉声诗辑》等。1945年8月抗战胜利，伴随省政府东还，汉声诗社自行解散。
1949年11月6日，恩施解放。
1965年第6期《收获》同时发表余友三报告文学《“花果山”迷》、安邦短篇小说《“活书店”》，拉开了恩施当代民族文学的序幕。于此前后出版的《枫香树》和《清江壮歌》，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反响，更一步增添了恩施民族文学的厚度。这一时期恩施民族文学较有影响的创作，还有田诗学的诗歌、王隆钊的戏曲、覃亚子的古体诗词，内容大多是追忆革命战争，书写新时代农村的新气象和农民的新面貌。
1980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恩施民族文学开始焕发新的生机。一批优秀少数民族作家作品受到文坛瞩目。李传锋的动物小说《退役军犬》《最后一只白虎》对动物内心世界进行人格化的描写，用来观照人类的现实生活。杨其力的散文《五彩池》入选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小学《语文》课本。田诗学的诗歌《田庄和清泉姑娘》入选《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这一时期，还有杨穆的戏剧、张永柱的散文、田禾的诗歌、龚光美的小说等，丰富了恩施民族文学的画卷。毛正天、曹毅等人的评论文章，也产生了较好影响。
“剥枣诗社”的成立，标志着新时期恩施文学社团的兴起。剥枣诗社编印《剥枣》诗刊50余期，1985年因社员分散而解散。1985年8月，杨秀武、汪南阶等在恩施组建了“问月诗社”，编印《山茶花》社刊40余期，1995年解散。1987年1月，杨昌祥、谭功才等在建始组建了“小江南”文学社，编印《小江南》社刊8期，1998年解散。1986年9月，恩施州作协成立，文学季刊《清江》创刊。
历史行进到1990年代，随着社会转型和经济变革，当代文学也在寻根、新写实等流派的助推下，更加精彩纷呈。叶梅的《撒忧的龙船河》等小说，在对恩施历史演变与现实际遇的描述中不断深入探寻着恩施人的性格内核和文化心理，兼具独特而深刻的叙事风格和艺术个性。甘茂华的《鄂西风情录》等风情散文则守望着文学地理的诗韵和民族深处的记忆，浸透着对恩施自然山川与风物人情的挚爱，朴厚的文风和诗意的诉说闪烁着人性质地的光泽，被誉为“中国风情好手”。这一时期，田开林和田平父女蛰伏而出，深刻描摹恩施底层民众的生存现状与跌宕命运。谈焱焱的诗歌将抽象的哲理寄寓于鲜明的艺术形象之中。王月圣和陈步松的小说、陈航和郑开显的诗歌等，叙述着乡野市井的传奇，歌咏着民间风物的情韵。
进入新世纪，恩施民族文学缤纷绽放、璀璨夺目。李传锋的长篇小说《白虎寨》是我国乡村改革题材文学的新发展，生动展示了恩施乡村正在发生的时代巨变，塑造了新世纪中国农民的新形象。长篇小说《武陵王》以史诗般恢弘的书写气势和宏阔的叙事结构，精心绘制了武陵土司的历史风情长卷，彰显了自我族性的历史回响。叶梅的《五月飞蛾》《广场舞》等中短篇小说，将底层人物定格在历史的重要地位上，关注他们在剧烈的社会变革时期的生存状态，并由此探索救治现代文明弊端的某些有用的活性资源。杨秀武的诗集《巴国俪歌》以民歌话语切准恩施的文化脉冲，旨在用独特的心灵感悟、思想敏锐和情性内质来铸造了一条浩瀚、浑厚和神性的、具有立体感的诗歌清江。野夫的散文也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罗晓的长篇小说《大宝鉴》上榜中国网络小说排行榜年度榜。邓斌和向国平的文学评论《远去的诗魂》对土司田氏家族诗人的作品进行了细致的文本剖析与艺术解读。
新世纪以来，恩施民族文学还呈现出了三个小区域作家群现象，分别是：以杨秀武、邓斌、吕金华为代表的红土作家群，以何泽勋为代表的利川诗人群，以谭功才、杨昌祥为代表的中山建始作家群。新世纪恩施民族文学涌现出的优秀作家作品还有：雨燕、安丽芳等的小说，覃国平、董祖斌等的散文，唐敦权、谭成举等的小小说，黄光辉、郝在春等的诗歌，田平等的影视剧本，张思楚、李清安等的古体诗词，牟廉玖、周龙然等的歌词，刘川鄂、毛正天、屈哨兵、吴道毅、杨彬、李莉等的文学评论。同时，向迅、陈克海、谈骁、田冯太等青年作家正在引起中国文坛的侧目与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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