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一方面是不断走向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祛魅”、理性化与科层制，另一方面是情感的塑造与伦理的重构。面对民族问题和少数民族文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情感理解甚至比理性分析更加重要，因为民族问题和少数民族文学并不是用简单的工具理性就可以解决，而是更多涉及情感和无意识领域。
我们不妨从2012年上映的电影《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谈起。在这部电影中，来自印度的导演米拉·奈尔呈现了“9·11事件”之后的世界图景与情感结构。出身巴基斯坦没落贵族家庭的男主人公成吉思曾经努力追逐“美国梦”。他一路打拼，战绩辉煌：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在曼哈顿金融公司工作，和美国白人富家女恋爱，是不折不扣的美国上层的商业精英分子。但是，这场顺风顺水的“美国梦”却被“9·11事件”无情摧毁了。在之后的日子里，他承受着周围美国人异样的眼光，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他的肤色和信仰成为怀疑焦点。与此同时，他的自我认知也产生了巨大的危机，这一切使他与美国社会格格不入，于是他回到故乡巴基斯坦。
毫无疑问，这是一部暴露今日世界问题和症候的电影。从中我们可以看到，“9·11事件”不仅凸显了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文化冲突，还使美国内部原本潜藏的族群问题暴露出来。就成吉思的故事而言，他的命运从走下飞机，接受全身检查的那刻起就发生了改变。伴随这种不信任的，是情感交流的困境和族群连带感的缺失。
所有这一切，给理性和情感带来了双重的危机。电影里描述的“后9·11时代”的美国社会，固然从理性上可以接受成吉思，但出于恐惧和安全的考量，他们还是对成吉思产生了退避心理——理性上固然会坚守族群平等与“政治正确”，但从情感角度来说，族群问题还是不可避免地出现在日常生活之中，构成下意识的情绪反应。
这告诉我们，解决族群问题、民族问题，不仅需要理性的观念，还需要情感上的认同。回到中国的语境，我们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团结合作、互相支持，形成了和谐的民族关系。但我们需要不断加强情感上的认同，以促进各民族人民在情感上进一步团结起来。
就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而言，“身份认同”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强调理性层面的身份认同、国族想象、知识实践是非常重要的，但情感上的关怀同样不可忽略。“国民情感”是在多民族国家的框架内，超越单一民族、作为现代国民的共同体情感。“国民情感”的生成，则来自多民族国家框架内的跨民族交往与跨民族连带。在这里，“跨民族连带”指的是作为多民族国家中的国民，尽管各民族民众之间的生活习俗、精神信仰、文化记忆不同，但是在历史发展与地缘交汇中，他们彼此共生、彼此缠绕，产生了根脉相连的家族谱系般的情感羁绊，结成了基于感性共识的命运共同体关系。少数民族文学则是表征这种“连带”的最佳载体。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跨民族连带”的现实基础。在学者汪晖的论文《跨体系社会与区域作为方法》中，他将“区域”作为思考的起点。他认为，“区域”既不同于民族国家，又不同于族群，包含独特的混杂性、流动性和整合性。经由“区域”的框架，我们可以超越民族主义的知识范型，转向基于中国本土经验的制度建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意味着，当一定地理空间内的所有族群都“混居”，那么生活、文化、社群就不可避免会相互影响。当各民族分享生活与生产资源，日常生活的接触就促进了民族情感的沟通、交流与融合，产生“跨民族连带”。
“跨民族连带”在少数民族文学中的体现则是“多民族文学╱文化关系”。中国是一个复合系统的国家，包含了多个民族、宗教、文化，但他们都整合在现代中国的国家框架之内。与此相对应的是文学的复合系统，中国文学包含了多元的语言、诗学和传统，构成了内部的多样性和多元性。在中国内部不同民族主体、不同文化板块、不同文学传统之间的交汇融通，构成了中国文化内部的张力结构。“多民族文学╱文化关系”的概念，凸显出少数民族文学中融合性与独特性的辩证。
如果说“多民族文学╱文化关系”展示的是横向的空间线索，那么“历史重层的当代镜像”就提供了纵向的时间线索。如何将各民族的传统文化遗产（语言、文学、象征、宗教、历史）转化为现代民族国家想象的共同体的资源，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中国近现代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同样为各族人民共同情感的凝聚提供了重要精神资源。
同时，“跨民族连带”也导致了“协商的汉语”和“混血的文学”。少数民族文学的特殊之处在于：除了用汉语写作的少数民族作家，还有大量使用母语或双语创作的作家，这就涉及到汉语使用与文化翻译的问题。一方面，汉语是作为国家意义上的公共语言，它可以跨越民族的界限为各个民族作家所使用。另一方面，汉语会在跨民族传播和交流的过程中产生变形，成为“协商的汉语”和“混血的文学”。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重视多民族母语文学对汉语的贡献。对于能够使用多种语言的少数民族作家来说，在使用汉语时，他们会将母语思维带入汉语的语言中，让传统的母语书写文学、民间口头文化滋养作家文学。这种跨语际、跨族际、跨体系的多重转化无疑能为汉语带来不同的语言风格和审美新质。总体而言，“混血的文学”是多民族国家内部充满差异性、多样性、多元性的文学生态的表现，相对于均质、单一、刻板的民族国家文学，“混血的文学”更具发展潜力。
恰如学者刘大先所说，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未来发展的路径之一是“走向情感研究”。少数民族文学自身的发展逻辑将之导向这一路径，诸如民族认同之类的议题其实更适合放在“情感”层面进行考察。至于现实的经济、社会、政治原因，往往也呈现为更加感性化的情感形式。就此而言，情感研究为少数民族文学开拓了新的论述空间，体现了新的研究可能性。确实，较之社会历史的宏大叙事，无论是“国民情感”，还是“跨民族连带”，都属于日常生活和微观政治的范畴，然而这些诉诸软性诉求的主体发声却未必是旁枝末节或无关紧要。就国家的整合和“大和解”而言，“国民情感”和“跨民族连带”未尝不是进行情感、伦理与政治重构的有效途径。
总之，从古到今，中国经历了艰难的现代转型，文学作为情感的符号表征参与了国家的建构。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族文学一样折射了巨变时代的斑驳心影和历史转圜的情感结构。“跨民族连带”建立在少数民族文学情感研究的基础上，“国民情感”是个体与国家、民族与民族、自我与他者沟通的情感桥梁。在此基础上催生了作为感性共识的“命运共同体”，夯实了多民族国家的情感基础，重构了现代中国的国家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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