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十一届“骏马奖”的评选中，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朝鲜族等少数民族作家用母语创作的八部作品获奖，另有三位翻译家获得翻译奖。在蒙古族作家翻译家中，乌·宝音乌力吉的长篇小说《信仰树》、特·官布扎布的散文集《蒙古密码》分别获得长篇小说奖和散文奖，马英获得翻译奖。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新世纪蒙古族母语文学创作的成就和特点。
超越自我，走向世界：蒙古族母语文学的创作和翻译
第一，超越狭隘的民族文化焦虑，放眼时代，放眼世界。民族文化寻根是30多年来蒙古族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其中寻找祖先留下来的某种宝物的故事已经变成模式化的表达主题，但是这类作品的结尾往往是直白的，要么找到了交给国家，要么丢失了得到一个教训和历史的反思。当然，《信仰树》里也有这种“寻宝”主题，但是对这种主题的处理却是错综复杂的，内涵丰富多样。《蒙古密码》也不是用书名来卖关子，实际上真正的密码就是对蒙古民族历史命运的宏大叙事和有历史高度的沉思。可以说，今天蒙古族作家的创作不仅仅是表达民族文化寻根和文化焦虑的主题，而且试图在更广阔的语境中思考民族的命运和文化的生存。特·官布扎布的大散文，虽然来源于《蒙古秘史》，但是他的思考已经站在北方游牧民族与周围民族的生存格局中甚至全人类历史大发展的坐标上思考“我们从哪里来”这个问题。而《信仰树》的故事也不仅仅是某一个特定叙事环境中主人公一家四代人的故事，而是在故事叙事中表达了家国情怀。由此可见，新世纪蒙古族作家的文学创作和思想表达，首先在民族、文化与国家、现代性的认识上已经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这个高度决定了他们创作出来的作品本身的成功。
第二，母语创作和超越语言的思想。蒙古族文学具有多语言创作的传统。在古代，蒙古族作家不仅用母语创作，元明清就涌现出很多汉语创作的蒙古族作家而且成就也很高，特别是古代蒙古族喇嘛高僧用藏语创作的文论和文学作品不仅在蒙古族还在藏族中有很大影响，甚至可以说藏语是古代蒙古族第二文学语言，蒙古族一部分重要文论都是用藏文写出来的。在当代，蒙古族文学主要分母语创作和非母语（汉语）创作两大阵容，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们不得不关注。那就是蒙古族母语文学创作的水平究竟有多高？实际上，在今天中国多民族文学格局中，对当代蒙古族文学的评论依然主要是对汉语创作的作家作品的评论，而对用母语创作的作家作品的评论和研究主要局限在母语评论平台，两者之间沟通不够，各说各的话，这种创作语言的格局和评论语言的格局对蒙古族文学的整体发展是十分不利的。一些用汉语创作、十分活跃的蒙古族作家在蒙古族母语读者中并不像在汉语读者中那样受欢迎，主要原因就是大多数读者会以为“他们不懂母语，不是真正懂自己的民族文化，他们写出来的东西并不能真正代表蒙古族的文学和文化”。那么，母语创作的作家作品呢？因为其他民族的读者和评论家无法阅读原文，所以无法欣赏和评论，也就谈不上水平到底怎样了。而实际上，蒙古族作家的母语创作水平无论是思想高度、艺术水平，都是相当高，相当优秀，有些甚至超过非母语创作的作品。本次获奖散文《蒙古密码》因为有汉文版，也已经有了多年的口碑，就不用说了。而《信仰树》到底有多好？评奖过程中，我介绍该长篇时说过，《信仰树》可以比喻为蒙古族的《四世同堂》，而这种比喻是要负责任的，只有把原著翻译成汉语或者其他语言，让熟悉《四世同堂》的读者来品评，才能知道《信仰树》的成就和水平。但是，《信仰树》不是一部只讲各种故事情节的长篇小说，而是涉及到藏传佛教、寺庙生活、佛教思想、蒙古族传统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内容，也可以说是一部蒙古族文化的“小百科全书”。这样的文学作品的翻译，要求是相当高的。这就涉及到下一个问题——翻译。
第三，翻译是母语文学走向世界的桥梁。蒙古族母语文学有很多优秀作品，甚至有精品。但是因为很多作品未能及时翻译成更多读者阅读的语言，其传播和影响主要局限在本民族语言阅读的范围内。与母语创作的作家和作品相比，蒙古族文学的翻译尤其是把母语创作文学翻译成其他语言的翻译是相当紧缺的。我们的翻译家确实少，其中优秀翻译家更是少而又少。可喜的是，近几年来随着内蒙古文学翻译工程和中国作家协会翻译工程的成功实施，已经有一批青年翻译家成长起来并且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哈森在蒙古族诗歌和小说翻译方面勤奋而成绩突出，其翻译的《满巴扎仓》影响很大。朵日娜在诗歌、小说和散文翻译方面也收获颇丰。查克勤翻译的阿尔泰的诗歌，我认为是迄今为止最好的译本。照日格图在小说翻译方面的成绩也有目共睹。而马英从事翻译的时间比上述这些青年翻译家都早，马英是继哈达奇刚、张宝锁等一代翻译家之后坚持文学翻译的少数蒙古族翻译家之一。本届骏马奖翻译奖授予马英，从熟悉蒙古族文学翻译历程的人来讲，正好见证了马英在蒙古族文学翻译历程中的个人贡献。正是因为有了马英等翻译家孜孜不倦的辛勤翻译，蒙古族母语文学才被介绍到全国，才被纳入中国多民族文学的花园中，才被更多的读者阅读和欣赏，才被评论家评论，从而像一颗颗明珠在多民族文学发展中流光溢彩，并且找到自己的位置。
蒙古族文化大散文的精神高度
本届散文奖，蒙古族散文有3部作品入围，各有特色，而且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文化大散文。特·官布扎布的《蒙古密码》是历史思考的大散文；叶尔达的《天边遥远的月光》是写卫拉特蒙古历史文化的大散文；乌仁高娃的《蒙古人的超然智慧》是写蒙古族生活智慧和文化传承的大散文。其中，叶尔达的散文因为在新疆伊犁河流域沿着卫拉特蒙古人的历史文化足迹考察十年而得来，可以说是“行走中思考”的大散文；乌仁高娃的散文是背着各种沉重的设备，像一位人类学家那样，在鄂尔多斯草原的家家户户行走访谈和观察而得来，可以说是“观察中思考”的大散文；而特·官布扎布则是从翻译《蒙古秘史》开始，对蒙古族历史文化的一些古老命题和文化密码穷追不舍，一发不可收，以作家的角度思考历史学家的问题，终于得来一部《蒙古密码》，可以说是“历史思考”的大散文。无论是“行走”、“观察”还是“思考”，新世纪蒙古族的散文已经不再是过去我们平常所熟悉的写景抒情的散文概念所能框得住的了。实际上，蒙古族散文的内在特质在变化，而这种变化是对民族文化的反思、对民族历史的认识和对散文本身所承载的文学功能的重新领悟！而且，包括这三部在内的长篇文化散文在母语读者中广受欢迎还反映了有趣的阅读现象，那就是蒙古族读者对散文所表达的精神诉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散文必须有“神”，这“神”就是文化，而且是有历史的文化。
《蒙古密码》是对《蒙古秘史》的一次独特的深度解读，但不同于历史学家的考证和小说家的演绎，而是以文学家的情怀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用激情和敏锐的散文手笔叙述和反思了蒙古民族从发端到繁衍、从形成到汇入历史潮流的生命史。这种反思对当代蒙古族母语读者正确认识和深刻理解自己的历史具有重大的文化启示作用。这也是长篇历史文化散文《蒙古密码》的文学价值所在，即文学可以照亮历史。
蒙古族长篇小说的思想高度
乌·宝音乌力吉的长篇小说《信仰树》可以比喻为“蒙古族的《四世同堂》”，描写了主人公占布拉四代人从20世纪初到当代的生活奋斗历史，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民族信仰和民族文化重建的双重主题为线索，再现了科尔沁旗蒙古族的现实生活和内心世界。作家对以佛教寺庙为舞台的蒙古族传统宗教文化的丰富知识和对生活细节入木三分的描写使这部长篇小说有了自己独特的深厚文化底蕴，而且故事情节的环环相扣也显示了老作家的叙事功力。《信仰树》是新世纪蒙古族长篇小说创作领域取得的一个重要收获。
从近代蒙古族大作家尹湛纳希的《青史演义》《一层楼》《泣红亭》算起，蒙古族长篇小说创作的历史也有一个半世纪了。从尹湛纳希到玛拉沁夫的《茫茫的草原》和其木德·道尔吉的《西拉沐沦河的浪涛》（新中国成立后蒙古族第一部母语创作长篇小说），中间断代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而蒙古族长篇小说真正进入发展繁荣时期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就蒙古族作家母语创作的长篇小说来讲，至今已经出版了264部（包括诗体长篇小说），其中除了阿·敖德斯尔、格日勒朝克图、莫·阿斯尔、力格登、阿云嘎、布和德力格尔等一批老作家以外，还出现了莫·哈斯巴根、布林特古斯、巴图孟和、格日勒图、博·照日格图、斯·巴特尔、白金声等一批中青年长篇小说作家，其中布林特古斯的《辽阔的杭盖》、莫·哈斯巴根的《札萨克盆地》（即马英翻译的《鄂尔多斯1943》）等都是多次再版畅销不衰的优秀长篇小说。而且，这一代作家的长篇小说的题材已经从早期的革命题材、建设题材走向多样化的探索，写历史，写改革，写当代蒙古族牧民的生存，写草原的当下命运；长篇小说中创作的人物也从早期的英雄和类型化人物，开始更多地塑造具有鲜明个性、有历史内涵的人物；各位作家追求和坚持的是自己的不可被复制的创作道路，也显示了越来越摆脱模仿和前辈作家的影响的努力。简言之，当代蒙古族的长篇小说创作主题已经多样化，从过去的反映时代、塑造典型人物等比较单一的维度拓展到探索人性、探讨历史和反思时代、认识文化等多种主题，表现手法也从现实主义创作向更多的现代艺术手法发展。可以说，蒙古族母语创作的长篇小说也已经越来越与国际接轨，这一方面体现了蒙古族母语作家的创作手法的多样化和成熟，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蒙古族母语作家接受国内外优秀长篇小说的影响和养分越多，越能够摆脱和超越单一的文学影响，越是找到充分表现作家创作个性的最佳途径，越能够展示蒙古族母语长篇小说的民族特征和独特魅力。乌·宝音乌力吉的《信仰树》正好体现了蒙古族母语作家的这种努力和超越。
《信仰树》讲述了四代人的故事，其中主人公占布拉的回忆和现实生活故事交叉，虽然这种交叉叙事早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手法，但是在这部长篇中用得还是相当有新意；另一个特点是横跨一个世纪的现实历史叙事中穿插了信仰树的非现实叙事，而这种虚构出来的人文植物——信仰树，以及围绕信仰树展开的一系列童话般的故事，和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还是有本质的区别。如果说《百年孤独》的魔幻是马尔克斯把历史和现实有意识地魔幻化了，那么《信仰树》中的神秘故事并不是作家刻意的魔幻，而更像是自然而然地讲述蒙古族民间传说，当然这种神秘叙事已经和现实创作手法融为一体，给人一种深受《百年孤独》魔幻现实主义影响的感觉。然而，事实上作家的这种创作手法更多地融合了民族文化传统和本土经验，就是民族传统文化象征的传说和作家的现实叙事有机结合，天衣无缝，构成了独特的叙事风格。然而，无论是四代人的现实主义历史叙事也好，围绕信仰树的神秘虚构也好，在整部长篇小说中每一个小情节在前后互文中都是紧紧环扣，充分展示了老作家的独具匠心。长篇小说贵在有匠心，并且不忘初心。
而比创作手法更重要的是长篇小说的思想高度。《信仰树》不仅仅是通过四代人的故事展示了蒙古族特定历史长卷，更是提出了蒙古族文化和蒙古族历史、蒙古族现代命运的重要命题。我认为这部小说写了双重主题，一个是民族的信仰，一个是民族的文化，如果一个民族没有了信仰，没有了文化，这个民族实际上就已经死了。而《信仰树》正是写了蒙古族信仰的重建和蒙古族文化的重建，而信仰和文化的毁灭和重建关系到蒙古族人民的历史和未来的命运。
而且《信仰树》思想的高度还反映在作家的家国情怀。长篇小说描写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的各个历史时期，其中蒙古族命运的选择经历了抗日战争、国内解放战争等不同历史时期。主人公在抗战时期选择共产党领导的政权，决定了四代人作为蒙古族人的历史命运。在中国现当代历史语境中讲好蒙古族的故事，也是这部小说成功的一个亮点。从这一点看，《信仰树》是一部讲信仰、讲文化，带着“家国情怀”讲好“蒙古族故事”的优秀长篇小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信仰树》代表了新世纪蒙古族长篇小说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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