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评选中,土家族作家李传锋的《白虎寨》、侗族作家袁仁琮的《破荒》和维吾尔族作家阿拉提·阿斯木的《时间悄悄的嘴脸》三部汉语长篇小说脱颖而出,获得长篇小说奖。耐人寻味的是,在三位获奖作家中,年轻者近花甲,而年老者却已八旬。他们生于不同的年代,来自不同的民族和地区,却打破时空隔阂,共同在这个节点上为中华民族文化风景增添了浓重的一笔。 毫无疑问,长篇小说几乎是所有文学类评奖中的一个重要看点。长篇小说创作,与别的样式相比,除了艺术水准上的要求,起决定作用的,常常不是作者燃烧的激情与旺盛的精力,而是扎实的生活底子与深刻的生命体验。而正是这种潜在的要求,也无形中成了一种“选择”,阅历较为丰富的作者,他们的创作更沉实、更深厚,呈现出来一种本朴的自然态、生命态,因而更具有艺术上的魅力,在一轮又一轮的淘汰中,被评委们披沙沥金挑了出来。 《时间悄悄的嘴脸》是本届长篇小说获奖作品的一个亮点。双语写作的维吾尔族作家阿拉提·阿斯木是三位获奖作者中最年轻的,却是第二次站到了这个奖项的领奖台上。30多年前,他以短篇小说《那醒来的和睡着的》获得此项荣誉。30多年后,短篇变长篇,作者无数次地思考的“时间”不仅赋予其长度,也赋予其厚度。作品大约23万字,情节线性推进,结构并不复杂。“玉王”艾沙麻利因生意之争,涉嫌故意杀人罪逃亡上海,做换脸手术和声带按摩后,改名换姓重返家乡。他的身体虽然是自由的,灵魂却被锁进了一个囚笼里。面对亲人、友人、情人、仇人,他永远是一个局外人、第三者,以往的世界向他裸露出真实的嘴脸。在对忠诚与背叛、宽恕与复仇有了重新认识后,他返回上海,恢复昔日面目,找回自己的生活,超越时间与金钱,成为真正的玉王。故事从种下祸根开始,以化解仇恨收尾。主人公从逃避到复仇,到顿悟,再到面对矛盾,历经情感的挣扎、心理的波澜、观念的改变,主客观世界的对应与往返,此一时,彼一时,结构了一个封闭式的情节,有因有果,结局圆满。故事是传统的,风口浪尖,悬念重重,扣人心弦,读起来一气呵成。尽管有一些细节显得略为牵强,还可以再推敲,但整个事件的发展走向站住了脚。取大势,对于长篇小说创作来说,应该是成功的第一步。 但《时间悄悄的嘴脸》的动人之处主要还是在于其语言风貌。汪曾祺先生曾经说过,“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写语言”不只是对语言文字进行精雕细琢,而应该包括对语言的创新发展。也许是作者以双语写作的缘故,《时间悄悄的嘴脸》有着独特的韵味。例如,小说中有这么一段:“在没有广告的那个遥远的时代,羊脂玉和羊脂玉们,在河床看不见的深处,甜睡在大地的梦幻里,衔接河床和人间的记忆。当广告背叛祖辈的时间,炫耀贩卖立场缺失的欲望的时候,羊脂玉们告别了大地深处的悠闲,在人间朦胧的河床里,漂泊在金山银海的怀抱里……上海的雨和上海的阳光,在正午的大街忽悠时间,在傍晚的街巷梧桐树下对峙沉闷的空气。在子夜的床席上记录软梦的时候,他们成了好朋友,用艾沙麻利的话来讲,利益可以让木锅变成永恒的金刚,又可以忽悠金刚变成花篮里绚烂的野蝴蝶……”维吾尔族人的表达,风趣而智慧,诗化的语言夹着丰富的意象。这样的句子在作品里随处可见。少数民族语言的叙事方式与汉语言的表达有机融合,使汉语言获得了一种光泽、一种活力,从而产生了一种新的风貌。 此外,主人公艾沙麻利形象的塑造也颇有新意。在一个制造财富神话的时代,一些几乎一夜暴富的大亨们都有一种文化断层,如何完善自己的修为,这实际上是一个时代的课题。主人公从小说一开始,实际上就把自己置于一座孤岛上,真正的对话者其实就是他自己,焦灼的反思、严厉的拷问,即便准备对他认为的仇人下手之前,他的心灵实际上也处在一种煎熬之中。而妈妈如天籁一般的声音的出现是他挣脱黑暗的拐点,艾沙麻利整个心灵完全进入了一个提纯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作者动用了大自然美妙的景致,包括星星、月亮、太阳、山川、河流,还有朋友情、亲人爱,帮助主人公坚定信念,实现心灵的升华。主人公完成了心灵的旅程,小说也因此笼罩了一层宗教的色彩。 长篇小说《白虎寨》则是另外一种风格的表达。无独有偶,作者李传锋与阿拉提·阿斯木同为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获奖者,且获奖作品《退役军犬》也是一个短篇小说。梅开二度,现在又相聚在领奖台上。与大多处于边疆的维吾尔族不同,李传锋的土家族在内地。在汉民族文化背景上,内地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常常面临一种尴尬——既要有身份参与,表现民族特质,又要有背景认同,紧贴社会现实,成为时代的歌者。一方面,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中,文化趋同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关于时代的表达变得碎片化,人与事件变得不可捉摸。聪明的作家或写历史,或写特定的文化圈、文化现象,或写个人经验、独特经历,名曰“陌生化写作”。但始终有一些对现实如痴如醉的作家,他们心无旁骛,活在当下,写在当下,与大时代同步,即便费力不讨好,也要身体力行,为现实鼓与呼。 李传锋和他的《白虎寨》就是这样的写作。敲梆崖上的白虎寨,有土司王国的根,有土匪占山为王的脉,进入当代社会,一切成为远去的回声,往日的凭借成了今天脱贫致富的障碍。以幺妹子为代表的一批打工妹在金融风暴后被逼返乡,家乡与发达地区的落差,促使这些在时代浪潮中沉浮的年轻人决心改变白虎寨。通过对科技人才的抢夺、对种植结构的调整,以及输电线拉网进山、电灯电话电视接通、第三产业开发、城镇化建设、扶贫帮困工作开展、公路等基础设施改善,这一系列几乎包括了当代新农村建设方方面面的叙写,促使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人文生态的改善、居住环境质量的提高、民主政治生活的进步。近40万字的篇幅中,作者完成了他的理想人物的塑造、理想境界的描绘。其间“生祭活丧”等土家族独特的风土人情描写,使小说又多了一层文化色彩,给作品增加了一定的可读性。 《白虎寨》作为一部主旋律作品,作者对其时代性、社会性、正能量等都进行了充分的思考和精细的设计。而且,幺妹子、秋月、春花、荞麦几个打工妹的形象,在共性中有个性,鲜明而生动。而唐先富、胡喳喳、彭长寿这样一些中间地带的人物,作者准确地写了他们的缺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形象真实可信,有亲和力,有感染力。作者对本民族山乡的生活非常熟悉,从宏观政策到微观实践,堪比“三农”问题专家,对农业、农村、农民有深入的研究和思考。而正是这种认同,这种关注和情感,使得作者对他笔下的人物都倾注了一种悲悯。一部主旋律作品,能够淡化功利性,于热闹中透出一种情怀、一种温度,这其实是很难得的。 但是,又如契诃夫曾经说过的,一部小说好比一幢房子,里面装的东西多了,是很危险的。或许因为这个缘故,《白虎寨》内容太拥塞,情节发展没有能够产生有足够冲击力的高潮,显得有些松软、虚浮。而这一点,应该是《白虎寨》在艺术上的不足。尽管如此,《白虎寨》仍然不失为一部好作品。 侗族老作家袁仁琮的长篇小说《破荒》由《太阳从西边出来》《梦幻岁月》《土匪名单》三部曲组成,洋洋洒洒100余万字,堪称本届获奖作品中的“大部头”。袁仁琮19岁开始文学创作,坚持了整整60个年头,发表和出版了数百万字作品。在历届“骏马奖”获奖作者中,他都算是年龄比较大的一位了。《破荒》是一部带自传色彩的作品。一件作品在社会上产生的实际影响,常常是由作者的影响,包括其人格魅力,与作品共同实现的。也许“文学精神”的含义更宽泛,但一个人用毕生精力不忘初心、坚守信念,一直保持着对文学纯粹的追求,也必定包括其中。 《破荒》以侗族地区一代年轻人的视角认知及命运走向为主线,以沉静详实的笔触表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里侗族地区社会生活的变化,既是风俗画,又是心灵史。小说虽属日常叙事、历史记忆,却极其可贵地彰显了一个文化人的使命担当、时代哲思。鲜活的人物群像塑造,充满人性的温馨、人情的厚朴,也体现了文化的包容、信念的坚守与向上向善的价值追求。同时,通过对历史进程中几个时代浪潮的客观叙写,也隐喻这样一个主旨:年轻的共和国经过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痛苦历练,正走向成熟和稳健。 作品的三部曲分别反映了三个历史时期:土地改革、大炼钢铁、文化大革命,正好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30年里,从脉络上进行铺垫,衬托后来民族复兴的大势,这其实也是小说题“破荒”的寓意所在。文学作为生活的一面镜子,不少作品对这一个历史阶段的重大事件或正面或侧面都有反映,并被归为“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但袁仁琮在这里并没有对伤痕刻意渲染,也没有故作深刻的反思,他相信时代的进步其实已经对过去作出了很好的评估。一个人,或者一个社会,如果一直徘徊在历史的阴影里,是不可能真正走向未来的。民族进步不仅表现在经济上,也表现在政治上、文化上。民族团结不只是形式上的结合,更多是文化上的沟通、包容与融入。作品涉及的题材虽然比较敏感,但平民角度、客观叙事,分寸把握恰到好处,没有极端描写,通过对向文艺、赵子青等地方领导干部的形象塑造,正面影响了少数民族地区人民对新社会、新体制的认同,以及对未来生活的向往。狂躁之下,混乱之中,更多的是小人物之间彼此的维护,是相互之间的理解、体贴与宽恕,普通人传统的价值观及其良善的本性尽管也受到冲击,却没有真正的动摇。 冷静的历史观,平实的叙事,使得这部小说更加接近真实,加之自传体色彩,特别具有一种方志学的意义。即便若干年过去,有这样的作品引路,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一条回家的路。而潜流行之江底,小说在不急不躁的表达中,却饱含作者对乡土坚韧而绵长的爱,对侗民族兄弟姐妹深沉而持久的牵挂。在漫长的时光隧道中,作者用他的笔陪同他们艰难的穿越,即便垂垂老矣,却不离不弃,直到迎来新世纪的曙光。显然,这之间仅仅有信念的支撑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强大的家乡情、亲人爱,还必须要有对自己“根”的骄傲和自豪。也许,这就是《破荒》100余万字能够让人静静地读下去的原因。 三部汉语言长篇小说获奖作品、三个不同的民族、三个不同的年龄梯次、三种不同的风貌,偶然中透着必然,暗含了当代小说创作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在传统写作呈萎缩趋势的今天,总结一下获奖的这三部汉语长篇小说,其实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比如中老年作家的创作,基本保持了对传统的坚守,而年龄越大,从形式到内容越扎实,而最后的追求,也更多是智性和理性的选择,选择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现实主义的魅力和根基,是时间与生活确定的,也是时间与生活教会作家们的。当然,作为相对容量较大的长篇小说,中老年作家丰富的生活阅历也是一大优势。本届获奖的三部长篇小说,可以说都是现实主义力量最好的说明。文学让人年轻,而文学的信念让人痴心不改。三部获奖的汉语言长篇小说创作都体现了作者的使命和担当,可以说都是时代与历史的深情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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