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嘱我为《文学翻译漫笔》撰稿，我不敢有所怠慢或推托。因为，30年前，正是在《世界文学》扶持下，我得以登上译坛，而且它今天的主编李文俊先生，又恰是当年给予了还是大学生的我以热情帮助和巨大信赖的责任编辑。单凭这点缘份和情份，我也得就编辑部所出的题目，认真地思考思考，写出一篇稍微像样的东西才是。
然而文学翻译这个大题目，可以谈的实在太多太多。我想还是只谈自己切身的体会为好。30年来，作为一个业余从事文学翻译的人，我最深切的体会和认识就是：这儿也少不了爱！一爱我们的文学翻译事业本身，二爱我们所译介的作品以及作家，三爱我们的读者。
是的，文学翻译不论对于我们还是对于社会，都应被视为一项事业，而且是像教育工作、文艺创作等等一样的神圣的事业；文学翻译工作者，在一定意义上讲，同样可以称作“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要证明这个论断，只须举出自“五四”以来，进步的、革命的文学作品的译介，对塑造我们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所起的积极作用，对我们现代文学的诞生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就够了。
文学翻译既然是一项事业，一项神圣而崇高的事业，我们当然应该爱它。而且还必须爱得热烈、真诚而又执著，而且还必须心甘情愿地为了自己的爱而作出牺牲和奉献，而且要爱得不怕为它含辛茹苦，爱得有一股子“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销得人憔悴”的痴迷劲儿。否则，你是很难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从事这项事业，很难真正有所建树，成为此一行道中对人民有所贡献的佼佼者。
《少年维特的烦恼》 杨武能译本
的确，要想成为一位杰出的文学翻译工作者，我们必须付出数十年的心血和努力，必须做有心人，时时刻刻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学习和积累本领和知识，时时刻刻注意提高自己，完善自己。文学是人学，是人类社会的现实和历史、思想和情感等等艺术而富有个性的反映。它与人和人类社会一样，是极其复杂和无穷地丰富多采的。正是基于这个无可否认和无法回避的现实，人们都认为优秀的文学翻译工作者应该是学识广博的“杂家”。我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在一篇文章中曾提出一个想法，即真正的文学翻译家必须同时既是作家又是学者。这儿我用不着再论让我的“文学翻译家=学者+作家”的提法。我只想强调，要成为文学翻译家，必须作长期的非凡的努力。光外文好中文也好不行；仅仅才思敏捷也不行。就算有硕士、博士乃至教授头衔，未必就能做好文学翻译。如此讲并非抬高自己，“王婆卖瓜”，因为事实正是如此。文学翻译工作今天在我国的文学界、学术界和有关领导部门，尚未受到足够重视，甚至为一些人所鄙薄——作协评奖样样都有，只缺翻译文学，便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我们文学翻译家更有必要提高对自身价值的认识，增强对自己的工作的热爱、挚爱，虽然她是个“灰姑娘”，是个受虐待的小女仆。
是啊，当今之世，一个印就能盖出一台冰箱，一首歌就能喊出一名歌星，一篇小说就能写出一位作协理事，搞文学翻译实实在在是吃力不讨好。待到作了长期而艰苦的努力、具备了必须的知识本领之后，你真要动笔翻译一部像样的作品了，还得有忍受盛夏酷暑的煎熬和寒夜孤灯的寂寞的耐力和毅力。这耐力和毅力从何而来？当然首先来自对于事业的爱，虽然它是那样的名小利微。
同样，从对自己事业的爱中，还应该产生出责任感和荣誉感。想当年，我们的文学翻译家前辈曾享有过“偷天火振济人类的普罗米修斯”的美誉。今天，他们的后继者就不只应该自尊，也应该自爱，绝不能以不负责任的行事玷污自己神圣而高尚的事业。前些年我们队伍中出现的少数文化垃圾的走私贩运者和伪劣商品制造者，应该迷途知返。
总之，文学翻译家必须有对自身价值的明确认识和足够的自豪感，有自己的事业心和责任心，有自己独特的品格。这一切，统统首先来自他对自己的“灰姑娘”的爱。
文学翻译家还必须爱自己翻译的作品和作家。但这种爱与前一种爱不同，不应是痴迷的爱，神魂颠倒的爱，就像热恋者之间那样；而应是敬爱，是冷静的有分寸的爱，就像一位艺术鉴赏家之于艺术珍奇，抑或忠实的仆从之于贤明的主人。
是的，原著与译本、原作者与译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主从关系。我们常讲文学翻译为艺术再创造，这再字的含义之一，就体现于文学翻译家的创造是在原著所给定的范围乃至线路中进行的，只许尽可能地遵循和贴近，不得随意偏离、自由放任。上边在谈到社会分工和事业心时，我强调了文学翻译家应有充分的自我价值认识和职业自豪感；现在，在谈他与原著和原著的关系的时候，我却认为翻译家应该尽可能地克服或消除他的自我意识，应该尽可能地谦卑忘我，自然而然地进入自己的脚色。
现代阐释学称创造原著的作家为上帝，称作品的阐释者为传达上帝旨意的神使。文学翻译照我看也是一种阐释，一种更直接、全面、具体、忠实的阐释。从这个角度看，原作者与翻译家之间的主从关系该是同样非常清楚。
一般地讲，只有对自己真正喜爱的作品和作家，我们才会心甘情愿地顺从，才会自然而然地做到谦卑忘我。而只有做到这一点，我们又才能够深入地去理解原著的思想、精神，悉心地去体会它的艺术风格乃至细微特征，并将它们一一地传达和再现出来。就好像只有谦卑忘我的仆人，才会对自己的主子体贴入微，才会理解他的一言一笑、一举一动，才会不折不扣地满足他的心愿；但是，这样的谦卑忘我有一个前提，就是主人确实贤明可敬，仆人确实尊重他，热爱他。
是的，翻译一位我们所喜爱的作家的作品，在我们既是一种献身也是一种享受。我们真的常常会忘记自我，变成作者的代言人或替身，将他所思所想、所经历的苦和乐再思想一次、经历一次，以致忘记了自己周围的现实，忘记了流逝的时间，忘记了工作的劳累。一般地说，这样产生的译作，才是有生命的，才富有感人的力量，才容易臻于“化”境。反之，一部我们本来就讨厌或者无所谓的作品，即使勉强硬译出来了，效果多半就会是另一个样子。
不知同行们的情况怎样，我自己译的绝大多数都是我喜爱的作家和作品，因而也从工作中得到了极大的乐趣，加深了自己对文学翻译的热爱。我认为，在确定选题时，我们应该有更多的自主意识才好。
现代接受美学将读者纳入了文学研究的视野。作为文学活动重要的一支，文学翻译同样只有有了读者的参与才能最后完成。我们文学翻译家必须时时心中装着读者，必须满怀对读者的爱。这种爱首先表现为对他们尊重，为他们负责。这种爱也将成为一种力量的源泉，增强我们对自己事业的热爱，使我们在工作中更加一丝不苟，兢兢业业。
对于一位严肃的文学翻译家来说，读者将不是一个泛泛的概念，一个远离自己的陌生人群，而应是“我的读者”甚至“我的这部译著的读者”。从确定选题到具体翻译时的字斟句酌，到超出译者“本职”之外的加注作序，在这整个的过程中，负责任的翻译家始终都必须想到他自己的读者，考虑到如何帮助读者更好地接受他翻译的作品。为此，翻译家就不只应该对原著及其作者有真正的研究和理解，还应该了解和熟悉自已的读者。说到底，读者作为我们精神产品的享用者和服务对象，也同样是我们的“上帝”，我们不尊重他、热爱他，定会遭到惩罚。更何况，咱们中国的读者确实十分可爱。他们对文学翻译家的理解和尊重，堪为世之表率，也给了我以鼓舞和力量。
文学翻译家必须同时是学者和作家，其地位介乎于两者之间，可谓不伦不类！他必须同时效命于两位“上帝”，即原作者和读者，一仆二主，处境真叫尴尬！由此，便形成了文学翻译家特殊的人格心理和道德规范，使他们面对着种种特殊的问题和矛盾。
近一个世纪来，文学翻译理论研究花在标准、原理、技巧方面的精力和时间可谓多矣，可是，却似乎忽视了一个非常主要的方面，忽视了文学翻译活动的主体和中心也就是文学翻译家本身，忽视了对他的人格心理特征的研究。文学翻译家究竟是个什么脚色？是甘当替身和代言人，或是立意作“背叛者”？他应不应该有自我？他的自我在工作的不同阶段应如何摆放才算正确？
我个人深切地体会到，爱——爱我们神圣而崇高的事业，爱我们所译的作品和作家，爱我们可爱的读者，能够帮助文学翻译家摆正自我的位置（包括在社会上的和工作中的位置），解决他面对的特殊问题和矛盾，达到他心理的平衡。
要做好文学翻译工作，爱是少不了的！
原载于《世界文学》199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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