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纪录片《喜马拉雅天梯》最令我感动的，是拍摄者记录了建于珠峰北麓的绒布寺。老喇嘛带着摄影师进入了岩洞中的庙堂，虔诚地指出岩头上的脚印，那是藏传佛教大师莲花生在此修行时留下的神迹。老喇嘛对着镜头说，珠穆朗玛峰在藏族人心中非常神圣，是洁净无染的圣地，本不该被外人打扰的。
这位老喇嘛是寺中唯一一位僧人，名叫阿古桑杰。他将珠峰视作“空行母”的化身，藏传佛教认为“空行母”为无上密乘之本尊。“空行母”在藏传佛教的万神殿中非同一般，具有特别强大的除障力量，可治一切时难、恶祸、瘟疫、天灾、饥荒等。这足见珠峰在藏族人心中的殊胜地位。
据《喜马拉雅天梯》的制片人、清华大学副教授雷建军介绍，拍摄采访过程中他得知阿古桑杰曾经还俗，还有个儿子，他是毕业于“西藏登山学校”的登山向导。有一次，雷建军要上山拍摄，阿古桑杰的儿子请他给独守在世界最高处寺庙的父亲捎去一件东西，竟是一本新印制的佛经。人性是最走心的梯子，沿着它可以走向心灵深处。我想，喜马拉雅天梯背后真正的故事，一定还隐藏在这座珠峰上的神秘寺庙背后。
2015年12月23日，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成立了“民族影视与影视人类学专业委员会”，这是一个值得记载的事件。自北京民族电影展创办以来，我们一直呼吁建立学术机构专门来对民族影视的艺术理论、创作方法、人类学民族学价值以及影视产业发展组织学术研讨，开展民族影视、影视人类学人才的培养，也曾建议在北京电影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建立专门的研究所，但都未能实现。这个专业委员会的成立，真是生逢其时，如切实发挥协调、整合资源和推动战略协作的作用，就会弥补全国高校、影视机构在人才培养、学术研究上的这个“空白”。我应邀出席了该委员会成立大会，会后观看了《喜马拉雅天梯》。该片吸引了大批师生前来观看，制片人雷建军在放映结束后还主持了观影讨论。这是我第二次看这部影片，对该片我也有一些深入的思考：
作为一部“极限纪录电影”，它完成了人类首次攀登珠峰的拍摄纪录，但影片并没有去张扬跨越极限、挑战自我，而是从当地普通人的视角记录当下，以“当地话语权”叩问神山圣地在日常生活与时尚登山等行为背后所潜藏的文化与道德、信仰与发展的悖论，使作品具有了文化人类学的可贵价值。它能够进入院线放映并获得票房收益，则得益于商业运作模式的成功。
这部影片题材的选择有良好的市场基因，早在立项时就已获得中国首届国际纪录片提案大会最具国际传播力奖，并在法国阳光纪录片大会亚洲展上以中国提案第一名的身份入围国际提案单元，当时BBC、NHK等国际品牌电视台都对该片提出明确的购买意向。发行时，网络传播如众筹、“自来水”等营销手段的运用也激发了观众的参与和期待，在主题抢票活动及观映后又获得良好口碑，使其传播效力进一步发酵，保证了这部纪录影片投资的回收。也许，这便是中国民族志电影发展的一种新范式。
《喜马拉雅天梯》走进了西藏题材影像的新境界。前些年，我们集中展映过不少西藏题材的电影，多是以藏地为背景、以藏族特异文化为表征，讲述凄美的情感故事或悲壮的传奇，反映旧时藏区上层贵族、僧侣的生活等。而《喜马拉雅天梯》将镜头聚焦于在“西藏登山学校”接受登山向导培训的牧民的孩子，讲述了普通的一僧一寺一群人的故事，娓娓道来的影像叙事直击心灵，令观者动容。
藏民在岩壁上画着白色小梯，相信它可以接引世人的灵魂通往圣地；花了大钱去登山的人将海拔8848米当成旅行的终点，而引路的少年们只把顶峰当作起点和成人礼……“天梯”的意象在这部纪录片中被赋予深刻而多维度思考的空间。在这里，真正的思想家是影像书写的圣经。感谢跟拍4年历尽千辛的摄制者以及被培养成摄影师的两名藏族向导，他们的影像褪去了以往对藏地的神秘化、猎奇化，代之以让一切平凡变得伟大、一切伟大变得平凡的真实，一种饱满而神圣的追寻。
对于我这样一位观众、一位宗教文化研究者，这部作品让我永远记住了喜马拉雅山上那座绒布寺，这个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寺庙，还有那位信在最高处的僧人。有了这些，《喜马拉雅天梯》的故事就永远也讲不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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