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义勤曾在《文学批评何为？——当前文学批评的两种症候》一文里概括了文学批评的两种主要病症，即不及物与虚热症。这样的概括无疑是切中肯綮的，道出了当下文学批评存在的主要问题。尤其是，在商业性的文学环境中，文学批评时常被各种利益因素淹没，其学术性、严肃性与个人性都常常得不到保证，文学批评常常变成了某种理论范式的机械推演或者对作家作品的无底线赞美。因此，十余年之后，重提文学批评的及物性，使其成为文学批评者的自觉追求和起码底线，显得十分迫切。
及物的文学批评是建立在批评者对文本的深刻认识基础上的诚实言说，是对文本进行历史的、审美的等多种维度审视后的严谨表达，需要广泛的文学史、文学理论背景，也需要批评者自身良好的学术姿态，是一个综合性的学术境界。及物的文学批评所反对的是不读文本直接表态的敷衍批评、陷入文本不顾全局的感受批评和只说优点不提缺陷的盲目批评。反之，不及物的文学批评危害极大，尤其是其催生出的酷评和吹捧对文学生态的破坏力极大，是当下文学批评被大众和专业读者诟病的主要原因。要从根本上改良当前的文学批评环境就要从改变文学批评中的各种不及物倾向入手。惟其如此，文学批评才能重建自信与公信，走上健康的发展之路。在当前的文学环境中，从批评主体的角度，所谓及物的文学批评至少应该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
首先，批评主体的体验性介入。文学批评的过程同时也是批评者与作者一起进入到一个虚构的生活世界中进行深刻审美体验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前提当然是批评者对文本的沉浸性阅读，没有细致入微的专业阅读就无法产生深入独特的审美感受，真正及物的文学批评当然无从谈起。批评者进入作家所创造的生活世界中，一方面会受作家叙事结构的引导，另一方面也必然产生自己的想法、判断与审美发现，所以在这样的阅读中，批评者个人的体验、情感投入其中，才能够拓展文学作品的语义空间。
在这方面，需要注意的倾向有两个。其一，文本工具论。有些批评者借用西方的理论或者范式机械套用中国本土的文本，将是否具有宏大的理论架构作为判断文学批评优劣的惟一依据，由此产生出许多总结性的、潮流性的、命名性的批评实践，形成当代文学批评越来越浮泛、空洞、言之无物、大而无当的局面。而文本则彻底沦为阐释工具，成为某些不接地气的外来理论的本土附属物，中国本土的文学批评反而沦为世界范围内某种理论操作的臣仆。文学批评的本土性、在地性和民族性彻底丧失，也就完全失去了文学批评应有的学术品格和独立地位。其二，文本目的论。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文化研究理论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作为其反动潮流的技术主义文本批评在中国也逐渐兴起。这种批评方式以文本本身作为惟一的目的，回避主体经验介入与审美判断，只以外科手术式的技术分析将文本进行解剖，看似公允客观，实则是未完成的批评实践，其批评过程是残缺的，批评结果也往往局限在文本一隅，而非整体。上述两种倾向在文学实践中占有较大的比重，其影响都是严重的。
对批评者来说，基于对作品的深入阅读而做出自己的审美阐释与历史定位是文学批评的本意和要义，否则文学批评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必要和根本价值。例如，2016年产生了不少重量级的长篇小说，我个人在阅读过程当中受到很大触动和震撼的是张炜的《毒药师》。基于对其叙事形态、历史姿态、语言状态等方面的认知和比较，我觉得这个长篇在张炜的创作当中是非常重要的，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过《古船》等前面所有小说的成绩，具有厚重的审美积淀和凝练的叙事特征。这样的判断也许未必完全符合作者本人的看法，但是从总体上来说应该是能够成立的。
其次，批评主体的历史性判断。文学批评是对对象文本的再次勘探，同时通过阅读进入作家创作出来的生活世界也是对批评者自己情感世界的勘探，是基于批评者自身生命经验的再次书写。在这个维度上，文学批评需要对批评对象极深的熟悉程度作为保障，不了解作品产生的背景、作家的创作经历、文本的发表过程就无法在更大的语境中对文学文本进行审美判断。理想的及物批评应该建立在对某位作家创作的长期跟踪上，建立在熟稔相关生活的基础上。对文本的准确判断需要批评者自己的知识纵深与视野宽度，也需要独到的批评眼光，而历史背景与现实语境都是审美判断必不可少的现在条件。
在批评实践中，批评者常常需要在深刻理解创作现象的同时坚持自己的立场，需要具有充分的理论自信，而这种自信只能从对文本的深刻理解和对批评对象的深刻判断中得到。例如，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王安忆的创作就是当代中国文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占有极其重要的文学史地位，尤其是其《长恨歌》更是赢得了高度评价。新世纪，王安忆发表了长篇小说《天香》，对这部作品的言说有许多分歧。无疑，《长恨歌》和《天香》都是非凡的杰作，具有极其丰厚的审美品格。两者相比，《天香》具有特别动人的感情书写与生命体验，深潜在小说叙事河流之下的情感力量和命运力量悲怆宛转而摇曳多姿。相反，《长恨歌》里王琦瑶的生活和生命更多时候只是历史的回声，是小说所展示每一个大时代的缩影，其本身不具备深沉的命运感和悲剧感，王琦瑶的悲剧人生大多来自外在世界，而非内心。本世纪以来在情感描写方面很少有作家能写到王安忆在《天香》中写到的那般火热和决绝。作家能把这种情感写到这种程度，能让人动容的地方，不仅是作品本身，更因为在这样的书写中作家必然是全身心投入的。对这种将全副身心与情感投入作品的写作状态，批评者理应给予更多关注和欣赏，也应该成为对这个作品进行阅读和批评的起点。只有具备这样的认同起点，对小说中情感世界与人生命运的感动才是真挚的，由此出发写出来的批评才可能是及物的，因为它碰触到批评者自身的情感，引起的长久而深入的共鸣会不自觉地从笔端流露出来。
蒂博代在分析文学批评的兴起时曾说：“一个聪明的，或者深刻和敏锐的批评家肯定会始终力图超越总结的范围，摆脱历史，利用历史而不受其限制，像哲学家或伦理学家那样，飞越时间。”这里强调的是批评者对历史化结论的超越，从时间维度上超越环境的限制，与我们所说的历史性判断并不矛盾，甚至是相辅相成的。批评基于历史，经由批评者主体经验的加入而超越历史、“飞越时间”。实现这种飞越的必要条件当然是批评者对历史性知识和现实性语境全面而深刻的掌握，否则就只能陷在历史性中无法自拔。
再次，批评主体的审慎性姿态。在对作品的价值进行判断时，批评者应该采取认真的态度，意识到批评所承担的责任与义务，而不是沦为商业活动的附庸或者出于名利目的的所谓酷评。理解文学批评所需要的审慎性可以“70后”作家的创作及其评价为例。批评界多将“70后”作家的当下创作视为在场的缺席者，认为他们被“50后”、“60后”和“80后”夹在中间，失去了生存空间，是处境最为艰难的一代作家。但是，这种判断忽视了“70后”作家不断涌现和创作质量不断提高的事实。与其他几代作家相比，“70后”作家所接受的文学训练是最持久和完整的，他们经历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巨变，在他们内心世界里兼具理想主义的余烬和世俗主义的冲动，他们没有理由、也不会从当下的文学版图中无声消失。值得重视的是“70后”作家对成长主题的书写，这是大部分“70后”作家用力最多的。甘肃作家弋舟在他的长篇小说《蝌蚪》中塑造了一个小镇问题少年充满艰辛与孤绝的成长史。这个问题少年不再是社会政治运动的牺牲品，如“50后”作家写的那样；也不再是苦难历史的承受者，如“60后”作家想象的那样；更不是游离于社会之外、深陷于物质迷魅之中的享乐主义者，如“80后”作家所描写的。这个小镇上的问题少年一语道破“70后”作家的成长诗学与历史姿态：“我还是个少年，但是世界在我面前已经暴露出了它的破绽，这怎能不让我迷惘？”这种发问方式可以看作“70后”作家的理论宣言与文化姿态。在他们成长道路上最大的阻碍不是社会历史，不是物质欲望，而是这个世界的破绽，这个世界深层那些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这种对生活、对自身的深刻追问是其他各代作家所不具备的，正是“70后”作家的超越性之所在。上海作家路内的《慈悲》《天使在哪里坠落》等6个长篇，同样聚焦于小城小市的成长经验，同样探索自在自由状态下的复杂人性。这种孤独的成长者谱系可以向上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朱文笔下小丁系列、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余华小说里无名无姓的出门远行者。这个谱系中的人物形象都具有孤独绝望的精神特征，但是“70后”作家笔下的小镇少年们的孤独绝望与之前不同，是对这个世界本身更深刻、更胶着的反思与穿透。基于这样的理由，我们可以期待“70后”作家会沿着这种姿态走进这个现实世界的更深处，书写出更多的深刻主题与荒诞现象。在上述的批评思路中，“70后”作家创作的真实状态可以得到更贴近的观察，从更加客观的角度对其进行评价与判断，大部分结论应该是可以成立的。
对理想的文学批评的命名方式有很多种，及物的批评也只是其中一种。不过，在当下文学逐渐显露出某种危机的时刻，对及物性的提倡有助于廓清一些错误认识和不良倾向。客观性、多元性、辩证性等说法也可以用来描述当下文学批评所缺少的那些品质，及物的文学批评可以兼具上述各个侧面的许多内容与要素，成为综合性、可操作的标准和方向。近年来，“重估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成为一股热潮，然而，对于评价依据的探讨却相对较少、较浅，不成系统。在这样的背景下，及物的文学批评应该成为一种自觉意识和得到有意识倡导的方向。
“当日的批评，追踪当日的作家，评论他们，按照当日的观点，使用当日的语言来评论他们，因而有助于给每日以生命。一年的生命就是由这样的三百六十五日的生命组成的。”蒂博代如此理解文学批评的作用，那就是赋予每个日子以意义，经年历岁之后成为整个文学史。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应该并肩偕行，一起创造出属于当代每个日子的文学景观，最终建构起这个时代的文学体系。及物的文学批评也应该成为这个时代的文学批评中的主要部分，为文学批评走出质疑和困境划定一条坚实而光明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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