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性精神，顾名思义，是与“诗”相关的一种“人”的思想意识、心理状态、思维活动、审美诉求。中国是诗的国度，诗歌传统深深地影响了小说的发展，也由此产生了所谓“诗体小说”或曰“诗化小说”这一另类文学样式。
那么诗性精神的内涵具体来说表现在哪些方面呢？以目前学界的共识，大概主要有四点：一是抒情性，或浓烈炽热，或含蓄蕴藉，但要具深情之美；二是哲理性，或朴实无华，或艰深晦涩，却充满智慧之思；三是意境美，或平淡秀逸，或繁芜靡嫚，而不乏诗意气韵；四是人性美，或自在超然，或苦闷悲惨，惟观照人之命运。它们之间又不是各自独立的，而是有着相互之融合。简单来说，前两者是情与理的统一，是“深情兼智慧”，后两者是物与人的合一，是“立象以尽意”。
1942年毛泽东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了中国文学的性质、方向、任务与艺术风格，其中即呼吁广大作家转变创作立场，改造世界观：放弃个人立场，转到工农兵以及党和人民这边来。其后，中国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斗争基本上就被规定在这个政策框架内，这是我们理解中国当代小说发生的前提。
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等，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写就的，并成为那一时期解放区文艺的代表作。虽然他们在思想倾向上无一例外都是表现政治正确，但在艺术风格上却也可圈可点，比如赵树理小说的民族风格，乡土气息浓郁，审美情趣独特；丁玲的小说依然能看出五四时期的流韵，在人物形象刻画和心理状态描写方面，不失生动和复杂；周立波的小说，善于表现各种场面，语言简洁利落，颇有古典小说的痕迹。
孙犁和汪曾祺就是两位始终坚持自己个人风格的作家，而且两人的创作又堪称“诗化小说”的典范，始终流露着或浓或淡的诗性精神。孙犁的《荷花淀》我们几乎是耳熟能详的，人性之纯美、品性之崇高，在革命年代也几乎是独一无二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写就的《风云初记》，以及后来发表的《铁木前传》虽然并未引起多大的反响，但其艺术成就已经远超同期许多主流作品。陈晓明曾评价《铁木前传》说：“淡雅、清澈，一点感伤的浪漫气息，细致微妙的心理描写，所有这些，都如同水墨画的意境在我们面前展开，这可能就是汉语小说的极致了。”如果我们以此标准对照诗性精神的内涵，基本上也是完全吻合的。孙犁的小说，注重抒情性、注重意境美、注重哲理意趣、注重女性之美，因此，我说孙犁的小说写作是一种诗性精神的表现，应该是不为过的。再说汪曾祺，汪曾祺的名世主要得益于20世纪80年代《受戒》《大淖记事》等，这些小说在结构上都比较松散，但在意境的营造和情感的表达上都有着唯美化的追求。汪曾祺长于抒情，善于在世俗生活中发现诗意之美，表现诗性之思。其实，在汪曾祺早期的小说中，这种诗性精神已经深藏其中。1940年，汪曾祺发表了《钓》《翠子》《悒郁》三篇小说，其中《钓》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汪曾祺的最早的小说，这篇小说深具意识流般的表现手法，结构虚实相生，语言古典优雅，意境平淡优美，颇有一种哲理性的思辨之美。《翠子》和《悒郁》两篇则在人物形象的塑造、心理状态的描摹等方面有着令人印象深刻的情感表达和寄托，这些在汪曾祺以后的小说创作中是贯穿始终的。从1940年开始，至《受戒》《大淖记事》发表，汪曾祺共发表了40多篇小说，其中《猎猎》《河上》《结婚》《鸡鸭名家》《邂逅》等等，都是颇有诗性精神的唯美篇章。
汪曾祺的诗化小说写作，成为新时期抒情小说的滥觞。20世纪80年代，随着政治环境的宽松和主体性的复苏，对于小说诗性精神的追求成为一种颇为时尚的写作潮流。简单来说，可以概括为两个方向：一个是对人的深度探索，一个是对根的深入追寻。当然，这两个方面也不是全然分开的，不管是对人还是对根的探究，都带有一种强烈的诗性精神，主要表现在：注重个体性，表现人情、人性，铁凝、史铁生、梁晓声等人的创作都是代表；注重文化性，表现地域风情和文化之美，林斤澜、陆文夫、张承志等人的写作，在这方面多有成就。
诗性精神的大放异彩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及20世纪90年代初期，此时，曾经风头强劲的寻根文学、先锋思潮已经渐渐过去，而由先锋转向的一批江南作家如苏童、叶兆言、格非、余华等，则在江南文化的熏染下，在个性旗帜的引领下，在审美诉求的感召下，以一种“新古典主义”的面貌给当代小说写作标注了新鲜的美学风向和奇崛的诗性色彩。
苏童沉迷于历史的虚构和南方的想象之中，在历史的幽暗处探寻人性善恶的反转，在糜烂的南方风情中挖掘人生华丽与颓败的轮回；叶兆言钟情于民国风情的诗意描写，把一段段原本平淡静默、食之无味的生活写得血肉丰满、荡气回肠，充盈着浓郁的抒情质感和人性力量；格非的小说执著于对人性欲望的深入叹绝和对文化没落的深度探求，古典气息和神秘氛围浓郁，带给人一种谜一般的诗性体验；余华的小说充满了暴戾、死亡和荒诞，同时却也有着突出的古典倾向和情感力量，一股“恶之花”样的冷漠、残酷之美每每跃然纸上。这些生于或长期生活于江南的作家，他们所表现出的审美趣味和思想面貌与江南文化中最为突出的诗性精神是十分吻合的。当然，受着新时期多种思潮的影响，这些人的小说，不论是抒情性、哲理性的开掘，还是意境美、人性美的表现，都已经超出了我们前面所说的诗性精神的内涵，而具有了更为丰富的现代性意味。暴力、死亡、堕落、丑恶、颓废、媚俗，种种社会和人性的冲突和不美好，被史无前例地暴露在文学现场，并赋予了一种新的美学意味。但其最本质的内核仍然是诗性的，是诗人般的精神存在。
如果从创作主体上来看，中国当代小说的诗性精神，最直接地源于中国小说家的“诗人”本色或气质。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说：“最好的小说家乃是‘精通世故的诗人’”。当然，这并不是说不是诗人就一定不能成为好的小说家，只是说对于好的小说家来说，诗人气质是极为重要的必备要素。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写道：“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诗入小说，本就是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到了新时期，这种艺术手法也很受小说家的偏爱。苏童、格非、毕飞宇等人的小说，有大量的诗歌，或古典的、或现代的，被容纳到具体的叙事过程中，格非的《春尽江南》不但题目即是一种诗意象征，而且主人公谭端午就是一位诗人，甚至于小说最后以一首现代诗《睡莲》结尾，可谓当代“诗入小说”的写作典范。毕飞宇在写小说之前，一直尝试诗歌写作，虽然未能成为一名诗人，然而“诗人”的经历决定了他小说家的诗性精神和品质。毕飞宇说：“我敢说，如果没有《诗经》，尤其是，没有魏晋南北朝的艺术批评和理论探索，我们的唐诗就不会是这样，我们的宋词就不会是这样，我们的《红楼梦》就更不会是这样，可以说，是中国诗人曹雪芹写成了中国小说《红楼梦》。如果曹雪芹没有博大的中国诗歌修养和中国诗歌能力，《红楼梦》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我想，对于中国的优秀小说家来说，如果给他们戴上一顶“诗人小说家”的桂冠，想必也不会介意吧。
哈罗德·布鲁姆说：“诚实迫使我们承认，我们正在经历一个文字文化的显著衰退期。我觉得这种发展不可逆转”。这种文化的衰退也必然带来诗性精神的沦丧。这是现实，也是事实。但其实我们也完全没有必要悲观，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充分了解我们的文化源头和渊源，真正热爱我们的精神家园和文化传统，只要这条血脉在，中华美学精神就会长盛不衰。在对17世纪以来的现代社会进行分析之后，福柯发现，今天的历史，今天的主体经验，或许并不仅仅是现代社会的产物，而是一个更加久远的产物，由此，他以自己的谱系学方式一直推到历史深处，直至抵达希腊和希伯来文化这两大源头。同样的，我们今天对于小说这一文体的分析、研究和评判，最终也还是要回到中国文化的精神脉络中寻找诗性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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