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达莱在巴黎家中 拍摄：王晟
“单凭《梦幻宫殿》一书，伊斯梅尔·卡达莱就完全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奖。”在欧美文坛，有评论家曾如是说。
80岁的卡达莱，是当代阿尔巴尼亚最具世界影响力的作家。1963年，当年轻的卡达莱以小说处女作《亡军的将领》在阿尔巴尼亚崭露头角时，中阿关系正处于蜜月期。借着这股东风，卡达莱造访过中国，他的名字也曾出现在中国的文学刊物上。
1978年，中阿关系转淡。“卡达莱”这个名字，要一直等到1992年，才再次出现在中国读者的视线中——那一年，《亡军的将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此时的卡达莱已经移居巴黎，在世界文坛声名日盛。
迄今为止，卡达莱的作品共被翻译成四十多种文字，并获得了多项国际著名文学奖，包括2009 年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奖及2015 年以色列耶路撒冷奖。值得一提的是，2005年，他从加西亚·马尔克斯、君特·格拉斯、索尔·贝娄、纳吉布·马哈福兹、大江健三郎五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脱颖而出，成为首届国际布克奖得主。近年来，卡达莱也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之选。不少文学评论家认为，他是当今世界最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之一。
在文学之外，卡达莱与阿尔巴尼亚前最高领导人霍查的关系，则一直引发外界争议。两人是老乡，都出生在阿尔巴尼亚南部山城吉诺卡斯特。卡达莱以诗歌出道，在1963年发表长诗《群山为何沉思》后就接到霍查电话，还当过霍查夫人主管的阿尔巴尼亚文联的主席和人民议会代表，写过不少“命题作文”。或因上述原因，在他的一些明显讽刺时事的小说被禁后，作家本人却未受太大影响。多年后，卡达莱辩称，一些职务是霍查强迫自己担任的，而“写作本身就是一种抵抗行为”。
现在，卡达莱有一半的时间住在巴黎，另一半时间住在阿尔巴尼亚。他在巴黎的寓所，位于巴黎最具有学术氛围的拉丁区，距巴黎索邦大学步行路程十分钟，再多走两步，便可以到达葬有许多法国文豪的万神殿，而让海明威流连忘返的卢森堡公园，就在他家斜对面。
在卡达莱的家中，无论是屋里的陈设、墙上的油画、客厅沙发边上散放着的利口酒和威士忌，还是电视里播放的法德联营文化频道arte，都显示出多年巴黎生活对他的影响。不过，“阿尔巴尼亚”在卡达莱身上是挥之不去的：听到自己的名字被人用法语发音规则念出时，他会下意识地将其纠正成阿尔巴尼亚语；尽管在采访中一再强调文学的独立性，但他的写作却永远离不开阿尔巴尼亚的历史与现实。或许这是一代东欧作家的共性——试图远离过去，却无法与过去彻底决裂。
文学的最高准则，就是独立性
记者：外界认为，阿尔巴尼亚的传统文化是你作品独特风格的源流。在你的《石头城纪事》《破碎的四月》《三孔桥》等书中，都体现出了非常丰富的阿尔巴尼亚民族文化特质。那么，你如何概括阿尔巴尼亚文化特质对你写作的内在影响？
记者：阿尔巴尼亚文化是欧洲文化的一部分，它的特质和欧洲所有的文化特质是一样的。也就说，它是基于阿尔巴尼亚的传统和历史的。
但文学是独立的，不依赖于历史，也不依赖于国家政治。文学与文化有关联，但并不从属于文化——文学有的时候像另一种文化，它的最高准则，就是作为一种精神创造物体现的独立性。
文学是世界通用的语言。一位作家创作时，是写给全世界，而不仅仅是他自己国家的读者的——伟大的作家知道适应所有人的准则，他的写作会显现出一种普适性的文化价值。我们写作是为了人类，为了体现丰富的人性。
记者：让我们说说你写作时使用的阿尔巴尼亚语吧。它是如何影响你的写作的？
卡达莱：阿尔巴尼亚语可以算是欧洲最古老的语言之一。中世纪时，很多阿尔巴尼亚文学作品是用阿尔巴尼亚语、拉丁语和古意大利语创作的。很多作家用两种语言写作。这在欧洲算是一个比较知名的文学现象。
但在奥斯曼帝国统治阿尔巴尼亚时期，阿尔巴尼亚语一度被禁止使用。这也就是在阿尔巴尼亚文学史中，有很长一段时期里，作品是由拉丁文写成的原因。当这个禁令被废止之后，在1555年左右，第一批用阿尔巴尼亚语撰写的书籍出现了。
我的所有作品都是用阿尔巴尼亚语写的。我认为这门语言发展得足够好，可以满足我创作的需要。
记者：即便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搬到巴黎后，你也没有使用法语写作，对吗？
卡达莱：是的。我能讲法语，但没有用法语写作。在创作时，除了母语，确实有一些阿尔巴尼亚作家偶尔会使用其他语言，但我不做这种改变。一方面是我不愿意，另一方面，我的法语写作水平还不足以表达我想要表达的东西。即便我现在的生活一半在阿尔巴尼亚，一半在巴黎。
记者：作为一个关键词，“史诗”反复出现在你的作品中。布克国际奖评委会主席、牛津大学教授约翰・卡利也说，你依循着可以回溯至荷马的叙事传统。但你说，史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是为什么？
卡达莱：“史诗”是一个非常浪漫的概念，人们非常喜欢它。人们喜欢用史诗来讲述历史和民族的故事。但对于我来说，这削弱了文学的本质。文学必须依照自己的行事法则来运行，尤其是我前面说的独立性。而史诗过于流行，适合普罗大众。
在巴尔干半岛，史诗非常发达，特别是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当一个国家被另一个国家占领时，史诗就成为了一种爱国文学，像是一种民族精神的反映。但是当一个国家进入民主社会之后，史诗就变得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所以史诗的时代一定会过去。在阿尔巴尼亚，有一些作家也一直在尝试打破“史诗”这种古老的传统。
口述历史也是如此。在阿尔巴尼亚的某个阶段，确实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口述历史时期，它影响了数量巨大的民众。但在今天，因为教育的普及，口述历史的传统被越来越丰富的书写历史所取代。我认为，不够发达或者处于过渡阶段的国家，会对口述历史产生更大的兴趣。这种方式如果现在还在继续，就是不正常。
写作可以抵抗暴政
记者：在创作早期，你写过大量诗歌。在你看来，诗歌写作和小说创作有什么区别？
卡达莱：如今占主流的文学体裁是散文。但在过去的阿尔巴尼亚，诗歌更容易写——因为诗歌更适合用于歌颂。因此在霍查时期，诗歌从来没有遇到过审查的问题。
记者：你的小说处女作是《亡军的将领》。是什么促成了26岁的你创作《亡军的将领》？你成年后并没有经历过战争，为何能如此深刻地刻画战争对人的影响？
卡达莱：我是在1963年创作这部作品的。我当时太年轻了，并不指望创作出辉煌的、热情洋溢的作品，所以选择了一个悲伤的主题来呈现那个时代。而在文学中，悲伤总是比欢愉更能触动人心。我想要写军人的悲伤、军人的死亡，这是我对国家政权的一种见解。我不能公开用写作来对抗国家政权，但是我有着与书中那位将军一样的悲伤。
战争中的人性是复杂的。我在4岁时见过战争，这一点经历对于理解战争中的人性当然是不够，但我能感受到它。文学是表达各种主题的手段，我们能书写爱情或一些哲学的命题，我们也同样能书写战争，所以我选择了战争主题作为开始。
记者：你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进行小说创作时，阿尔巴尼亚的文学主流还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但你的作品里有许多神话和虚构。这样的尝试能顺利进行吗？
卡达莱：即便是从全世界的范围来看，当时都是个对于文学创作来说特别糟糕的时代：真相被隐藏，文学创作非常刻意。文学里没有激情，也不表现人类的痛苦。
在文学创作中，我尝试着加入我个人的价值观和人性的成分。我的创作都不属于当时那个政权所鼓励的主流文学创作范围。虽然这种尝试和努力很困难，但仍然是有可能的。独裁者再严厉的恐吓与训斥，也无法改变文学本身。
记者：你的小说使用了大量隐晦的语言，比如《梦幻宫殿》。在你看来，隐喻和寓言能给文学创作带来什么？
卡达莱：造一栋房子，我们需要建筑材料，在文学创作中也是。我们使用隐喻、寓言、借代来搭建“文学作品”这座建筑。但在当时的阿尔巴尼亚，这些内容经常被删掉。
记者：你说过，写作本身就是一种抵抗行为。对这句话应该如何理解？
卡达莱：在通常情况下，写作是一种观看世界的方式。但在极权统治下，写作就成为对自由的呼唤。我们有自由书写对生活的思考的权利，所以写作本身就变成了一种抵抗行为：抵抗暴政，抵抗权威，抵抗很多事情。
在阿尔巴尼亚，我们经过了一段从极权到自由的岁月，甚至经历了自由带来的混乱。在这些岁月里，作家都有很多东西可以抵抗。
记者：说到这一点，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前后，你创作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你也搬到了巴黎。这些变化对你的文学创作产生了什么深刻影响？
卡达莱：霍查执政时期，党管理一切，有许多“命题作文”和上面交待下来的写作任务。这些在今天当然都不存在了。但我觉得，我的写作并没有因为居住地改变而受到太大影响。我的写作一以贯之，都是一样的。所以我说，文学是非常独立的一种东西。
可能有很多人会觉得，当一个国家的政治环境特别糟糕的时候，文学也会变得糟糕起来；一旦政治环境缓和了，文学也会变得好起来。但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在极权统治的国家里，也能找到非常好的文学作品。
在我看来，作家不能让自己的创作因为政权的好坏而改变。极权国家里的作家们也总能找到一种方式来表达他们的自由意志。政治体制可以影响文学创作，但是不能完全阻止一部好作品的诞生。
记者：就你自身的经历来说，作为一个生活在特殊时期的阿尔巴尼亚作家，写作的最大劣势是什么？最大优势是什么？
卡达莱：假如你在创作时有一个限制自己的既定框架，这就是你最大的劣势。假如你有强烈的表达欲望，这就是你的最大优势。
记者：你如何评价阿尔巴尼亚新一代作家的写作？
卡达莱：年轻一代的阿尔巴尼亚作家们积极、有野心，并且自命不凡。对于作家来讲，这些都是好的。他们的使命就是创造好的文学作品。
“很高兴中国读者喜欢我的作品”
卡达莱作品《耻辱龛》。该书讲述了一个发生在奥斯曼帝国时代的故事：皇宫外墙被凿出了一个壁龛，放置叛臣和败将的首级。全书所有情节都围绕这一“耻辱龛”展开，充满魔幻色彩
记者：你的写作富有魔幻现实主义色彩。在阿尔巴尼亚传统之外，哪些世界作家启发过你？
卡达莱：魔幻现实主义是一种文学现象，但我不同意“魔幻现实主义属于拉美文学”这种肤浅的判断。阅读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学作品时，我们也会发现其中浓重的魔幻成分——我们无法想象那个时代缺了魔幻成分会变成什么样子。对我来说，但丁的《神曲》就是魔幻现实主义。
就像我这样的阿尔巴尼亚作家，也和全世界的作家一样，天生有权使用魔幻现实主义来表现人性。我相信，在中国文学里，也能找到魔幻现实主义的作品。
记者：你的作品里经常出现宿命问题。你如何看待宿命？你认为自己的宿命又是什么？
卡达莱：在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文学里，“宿命”是被排除在外的一个概念。但“宿命”从来就和文学紧密相连，这是共识。
文学创作并不像历史研究那样需要逻辑清晰。在文学创作中，“宿命”与逻辑和决定论没有任何关联。因此，我们也能在大众流行的口头诗歌里找到“宿命”。“宿命”是一个有挑战性的主题，体现了人类思想的丰富性，也表现了人类思想的黑暗面。与此同时，它也是一个非常有艺术性和神秘感的概念。
我非常喜欢“宿命”，因为其中隐藏着真相，这种真相非常难以寻觅。我个人的宿命就是当作家——这是个非常困难的职业，存在一种世界范围内的巨大竞争，每个从事这种职业的人都在拼命试图创作出好的文学作品。我们必须为此竭尽全力。这是一种痛苦的折磨，但也是一种幸福的折磨。
记者：你认为自己是阿尔巴尼亚文学的一个“例外”吗？
卡达莱：这是指作为一个作家，是否认为自己在文学界很特殊吗？错了，通常很多人都不得不书写同样的主题。所以唯一的区别是等级，即一个好作家和一个平庸作家之间的区别。
我是阿尔巴尼亚作家里比较出名的一个。在阿尔巴尼亚这么小的国家，成为国际知名的作家非常难，所以我们常常说不出阿尔巴尼亚作家的名字来。但我还是要强调，文学是独立的，有它自己的运行法则，它与国家的大小、强盛与否没有直接的关系。
从逻辑上来讲，一些国家的人口多，应该出现很大数量的国际知名作家，但事实并非如此。从这个角度来讲，是的，我算是个特例，我是阿尔巴尼亚这个小国家里的国际知名作家。这体现了作家这个职业的神秘感，以及文学的美感——一个作家成名与否，没有什么必需的前提。
记者：有人把你跟卡夫卡和奥威尔相比，对此你怎么看？
卡达莱：我自己很难评价。我很喜欢卡夫卡。我想，我也不会是第一个被人们拿来与卡夫卡做比较的人。
记者：2013年，莫言的《蛙》在阿尔巴尼亚出版。你是否读过他的作品？
卡达莱：我知道莫言，读过一点他的作品，我觉得很有意思。现在，我的阿尔巴尼亚编辑与中国的出版社签了版权引进协议，准备把一些中国作品译成阿尔巴尼亚语出版。不过，对我来说，中国是另一个世界，我对那里不太了解。中国作家需要更出名一些才行。
记者：你的作品在中国也很受欢迎。
卡达莱：真的吗？这说明人们对文学的接受度已经超过了人们的日常经验。文学体现出来的人性总能带来新的东西。我很高兴中国读者喜欢我的作品，对于我来说，这是人类精神的胜利，是人性的胜利。
记者：你最近在创作什么新的作品？
卡达莱：我一直在写作，至今没有停过。我的下一部作品有120页，讨论的是暴君与文学之间的关系。我想写一写传统意义上的暴君和“艺术暴君”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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