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外国文艺》创刊已有30多年了，它最初的办刊宗旨是怎样的？现在这一宗旨是不是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所变化和调整呢？
李玉瑶：“纯文学、高品位”是我们一直以来的办刊宗旨。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国内能够坚持像我们这样做的杂志已经所剩无几，我们有责任坚守下去。借用著名翻译家、《外国文艺》编委林少华之语：“概而言之，那应该是出于一种对于文学、文化事业以至整个社会进步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感。而这在当下喧嚣浮躁、物欲横流、阅读出现危机的社会转型期，无疑是一种形而上的追求和高贵的坚守。”《外国文艺》曾经的辉煌大家有目共睹，而且《外国文艺》现在仍是上海译文出版社的一个品牌，我们不希望改变这本杂志的风格与定位，在新的外部条件下如何再让《外国文艺》走上一条复兴之路，是我们现在最大的任务。
记者：回顾33年《外国文艺》的历程，您能概括一下它所走过的不同阶段以及每个阶段的特点吗？
李玉瑶：回顾《外国文艺》的历史并概括其特点对我来说是个难题，《外国文艺》发轫于1978年，而我真正加入到其中是2009年。许多老编辑已经退休，甚至去世。简要来说，杂志创刊于拨乱反正、百废待兴的1978年。时代的需求赋予了它一份历史的担当。于是，它率先引进了现当代外国文学的优秀作家和作品，积极推介西方的文学流派和文艺思潮。人们或许因为它而了解了“黑色幽默”、“荒诞派”、“存在主义”、“后现代”。就传播信息、活跃文坛、推动文化界和翻译界的繁荣而言，20世纪的《外国文艺》是出彩的。由于“文革”的关系，在《外国文艺》创刊前，外国、尤其是西方文学与我们之间隔着一道墙，《外国文艺》则在墙上开了个窗口。今天这道墙上已经门户大开，窗口到了可有可无的程度；但那时，所有的人都拥挤到窗口前，只有在那里才可以看见外面的世界，一本杂志骤然间达到了发行十多万册的盛况。上海译文出版社成立20周年时，出版了一本《作家谈译文》，里面有几十位当今中国文坛的风云人物写了他们与译文社出版的图书、刊物的关系，而其中有不少作家都认为，自己走上创作道路，是因为看了译文的书，也有的作家说，因为看了这些作品，他们产生了身为作家的幸福感。如果说上海译文出版社包括《外国文艺》改变了中国作家的版图，怕也不算过甚其辞吧。进入21世纪，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外国文艺》进入了一个低潮期。但让人欣慰的是外国文学译本却成为书店里不可缺少的大宗商品，而其中许多现在为人熟知的外国作家，他们的名字第一次登陆中国，就出现在《外国文艺》上面。要说《外国文艺》的功绩，就在此处，没有这个窗口，就没有今天的门户大开。
记者：去年杂志200期时请了一些老编辑或座谈或撰文。这些座谈的纪要和文章也刊登在2011年第五期的《外国文艺》上，可算做一种大事记。举办这些活动后，在编辑部和读者中引起怎样的反响，是否有一些新的办刊创意产生？
李玉瑶：2011年第五期，《外国文艺》迎来了创刊200期。为了做好这期内容，编辑部集思广益，策划了各种活动——开展了“我与《外国文艺》的那些事儿”读者征文活动，微博、豆瓣同步跟进；为庆贺200期而举行的新老编辑座谈会上，历任主编、编辑们促膝长谈，“却顾所来径”，交流杂志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以笔谈形式约请了杂志部分编者、译者、写者，其中包括著名翻译家、儿童文学作家任溶溶先生，《外国文艺》老编辑戴际安先生，《外国文艺》编委、英美文学专家杨仁敬先生，《外国文艺》编委、拉美文学专家赵德明先生，数十年如一日为《外国文艺》撰写美术评论的欧阳英先生，《外国文艺》编委、著名翻译家林少华先生，《外国文艺》编委、翻译兼评论家谈峥先生，以及《外国文艺》编委、翻译兼评论家袁筱一女士，他们分别就各自心目中的外国文学、《外国文艺》提出了独到的理解和希冀，读来温婉感人，文字间处处流淌着对过往的留恋和对未来的期许。另外由《外国文艺》编委、翻译文学研究家查明建先生执笔，以中外文学的视野对《外国文艺》三十几年的译介历程做了系统梳理，引领读者共赴《外国文艺》时光之旅。同时，编辑部还收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贺词，包括知名学者、翻译家、文学研究者，以及兄弟期刊等，相信200期之后的它，将继续打造精品译文，传承经典编艺，力求看得更高，走得更远。
记者：与其他同类的外国文学译文杂志，如《世界文学》《译林》《国外文学》《外国文学》等相比较，《外国文艺》的独特之处在哪里？
李玉瑶：《外国文艺》的特色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一是我们选择的作家基本上是在该国已经有名望的，少数是有潜力的新锐作家，以在世作家居多；二是基本上不重复介绍，至少不会在三五年里重复介绍；三是着重刊载作品，选择的作品是能够代表作家风格的，而评论等不占主要地位；四是注重作品的创新性和探索性。
与我们相比，《世界文学》更全面地介绍了世界各国的作家，《译林》刊载的作品可读性更强，《国外文学》《外国文学》等更注重文学评论，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记者：我们知道，《外国文艺》会刊发外国文学作品，对于版权问题将如何解决？
李玉瑶：我们正在解决这个问题，这几年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一方面是直接跟国外的版权方联系取得他们的授权；另一方面是与国内版权购买者协商使用。同时我们也陆续跟各国驻华领馆及文化机构等建立起常态联系，由他们帮我们联系作家本人来获取授权。
记者：是否会与一些新资本进入媒体行业后办的发表外国文学作品的杂志《天南》《信睿》《大方》(杂志与杂志书暂时都放在一起论之)进行合作，还是尽可能避开这些自找生机呢？
李玉瑶：上海译文出版社作为国内最大的综合性翻译出版社，本身就拥有丰富的版权资源，《外国文艺》作为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社办期刊，有整个出版社作为强大后援，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还是很有底气的。我们汇集将努力全社版权资源之优势，策划出更精良的选题。我相信其他杂志也是跟我们一样都是为了把国外优秀的文学作品介绍给国内读者。当然对于优秀的作家作品我们肯定也会考虑进行合作，这是双赢的方式，何乐而不为？
记者：杂志在2010年以后在内容上有变化，在营销推广上也有很大变化，开了微博，上了豆瓣，与个体刊商进行了合作，这些新的形式给办刊者和刊物带来了哪些新的变化？
李玉瑶：虽然编辑部人手紧缺，但我们依然不忘杂志的营销。酒香也怕巷子深。当众多的选择让读者无所适从的时候，我们的引导必不可少，信息的传递也得迅速、及时。编辑早就不是一项单纯的埋头看稿的工作。编辑必须敏锐地捕捉文坛的变幻，了解读者的需求，适时调整选题推出的时机，制造话题热点。
记者：办刊多年，谈谈您做外国文学期刊的最真切的体会吧。
李玉瑶：办好一本外国文学期刊从来都是难上加难的。这是压力与机遇共存的一项工作。抢占先机，比别人更早更快地发现国际文坛的新鲜热点是《外国文艺》出奇制胜的法宝。对编辑个人而言，除了基本的外语功底外，还要有对文学的洞察力和驾御语言的功力，有深厚的中文功底，同时不间断地收集、筛选来自各方面的无数信息。这些都要求编辑苦练内功，提升自身素质，才能具备更敏锐更独到的眼光，让期刊更上层楼。
记者：我注意到微博上《外国文艺》有一大批“粉丝”，这很令人感动。办刊过程中，你们和读者会有怎样的交流？面临目前读者的年轻化，是否会在内容、作者等方面做出调整？
李玉瑶：开微博、建立豆瓣小组，用这些即时方式与读者们互动，这些都是我们为了适应读者年轻化所采取的一些举措。封面、选题、内容、翻译质量，都是我们与读者沟通的内容，表扬、批评、建议，我们同样欢迎。只要是关乎《外国文艺》的，都可以谈。同时，我们还经常收到读者投来的稿件，我们都会认真地尽力回复。
《外国文艺》从选题上一直关注的是最新鲜的当代外国作家作品，在这一点正好跟年轻人的需求相契合。如何挑选出最具特色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作品是我们最大的挑战。同时，对译者的挑选也是慎之又慎。得到公认的优秀译者固然是我们的主力军，但同时我们也致力于发现翻译界的新生力量，吸引更多新鲜的血液加入到翻译事业当中，也为译文出版社储备丰富的译者资源。
记者：《外国文艺》有电子杂志吗？是否考虑过网上办刊，如何解决版权问题？
李玉瑶：目前《外国文艺》还没有做电子杂志。但我们正在跟豆瓣网合作，推出网上阅读。目前在版权方面我们在取得纸质出版的同时也会签下电子出版的权利，而跟作、译者之间也达成协议，同时授权给我们电子版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记者：我们知道，一本杂志的成功，除了编辑人员的专业、敬业之外，还要有一批好的作者队伍。多年来，《外国文艺》在作者、译者队伍建设上做过什么样的努力？
李玉瑶：确实，外国文艺是一个非常大和笼统的文艺范畴，一本杂志的几个编辑肩负不起这样的重任。虽然我们也在密切关注文学动向，也发现新作品并组织翻译，但更重要的是依靠专家、学者和翻译家们，有了他们，观点、建议、选择标准和至关重要的稿件都有了。正因为此，我们于2009年成立了《外国文艺》编委会。编委会从年龄上由老中青三代构成，有从上世纪70年代就为杂志撰稿的退而不休的老翻译家，也有高校里各个语种的学科带头人；从语种上涵盖了英、法、日、德、西、俄等各个重要语种；从地域上，编委们主要来自北京、上海、南京、武汉等重点院校。我们的意图是以这些专家学者们为依托，建立起一个辐射全国的作、译者网络。
记者：200期之后的《外国文艺》是否可以说是“重新开始”，您作为执行副主编，对今后有何期望呢？
李玉瑶：杂志之所以能不间断地出刊至今，当归功于读者不离不弃的关注和需求；归功于作、译者长期的支持和奉献，也关乎编者几代人的不懈和努力。无论杂志在其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经历过怎样的动荡和嬗变，遭遇过怎样的困境和挑战，这份忠实、这份付出、这份执著，始终由这个群体薪火相传。我既为之而欣幸，更为之而感激。而我们将用实际行动来回报这一切。我们会严抓选题，用更具前瞻性、更独到的眼光去挑选作家作品，策划更精彩、更具话题性的主题，让杂志的品质再上层楼。我们会邀请更多优秀的翻译人才进入到我们的译者队伍当中来，将原汁原味的优秀翻译呈现给读者。应该看到，随着信息渠道的多元化、阅读习惯的改变，尤其是网络时代的到来，《外国文艺》也面临与其他纯文学刊物相同的市场困境。如何找到真正能解决文学阅读的方式，如何面对追求形式创新、明星效益等生存之道，确实是极富挑战的课题。在这里，不妨借用一句鲁迅先生的话，“倘能生存，我当然仍要学习”。学习二字权当求索。求索需要理性的思考，亦需要对信念的执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