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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量词产生及其功能演变过程的句法分析(6)


    这种移位假设首先说明“量-名”结构不是“一量-名”结构省略了“一”。“量-名”结构都是DP结构,量词在D节点上临时体现出了D的句法功能。如果“一”存在,就会阻止n-to-D的移位。因为,D位置表达指称意义,而数词“一”和量词组合表达数量意义,不具备指称意义。所以“量-名”结构不能认为是“一量-名”结构省略了“一”,如:
    (13)a.我买了一本书。
    b.我买了本书。
    上面两个句子,语义发生了变化,“本”的功能也发生了变化。因此,“本书”不是“一本书”省略“一”的结果。因为结构中没有“一”,这样,造成了“本”向D的移位,导致了“本”的功能和意义发生了变化。
    所以,我们认为,“量-名”结构是经过句法n-to-D移位的DP结构,表达指称意义;而“一量-名”结构是一个nP结构,表达数量意义。如:
    (14)a.我想买本书。(类指指称意义,n-to-D移位的DP结构)
    b.我想买一本书。(数量意义nP结构)
    
    通过对比也可以发现“量-名”结构与“一量-名”结构具有细微的语义差异。如:
    (16)a.连个学生都没来(别说老师了)。(体现类别,以区分老师)
    b.连一个学生都没来(别说更多了)。(区分数量)
    可见,“量-名”结构与“一量-名”结构间的差异是句法结构发生变化造成的。这两种结构中的量词表达了不同的功能,体现了不同的意义。
    汉语普通话“量-名”结构和一些方言中的“量-名”结构发生的n-to-D移位体现了参数上的差异。普通话“量-名”结构中量词只向具有[-有定]特征的D移位,而许多方言“量-名”结构中的量词可以分别向[+有定]和[-有定]两个特征的D移位,如苏州话、上海话、粤语、闽方言等。普通话中的量词只能向[-有定]特征的D移位,具有无定意义,所以不能出现在主语位置,只能出现在宾语位置上;而一些方言中的量词可以分别向[+有定]和[-有定]两个特征的D移位,当出现在主语位置时,只表达有定的指称意义。(Cheng & Sybesma 2005)
    我们认为这里存在n-to-D移位,而不认为量词已经具有了类似于英语冠词的用法。这是因为“量-名”结构获得的指称意义完全是句法操作的结果,不是量词词汇的特殊用法。通过并列结构可以完全检验出,量词的冠词用法还没有词汇化。如:
    (17)a.我要买一本书和一支笔。
    b.我要买那本书和那支笔。
    c.*我要买本书和支笔。
    d.*他把个暖水瓶和个花瓶打碎了。
    e.*他被头驴和匹马踢了。
    并列的两个成分在句法上的地位应该是相同的。汉语中“量-名”结构不能并列,说明这种结构受句法环境制约,是句法环境要求下的特殊操作形式,以体现特殊的功能和意义,不能说明量词已经冠词化了。
    本文认为量词的演变必须以语言结构为依托,如果语言结构没有为这些词语提供句法功能化、语义虚化的句法环境,这些词语就不会发展出新的句法功能,因而不会稳定地充当某一句法角色,占据某一句法位置。
    汉语量词的产生有认知上的原因,同时,语言结构自身也为量词的产生提供了语言结构基础。本文利用DP(nP)结构模式,从句法的角度对量词的产生过程以及功能的演变进行了句法分析,解释了量词功能演变的句法动因和机制。量词是相应名词移位到n位置后,在体现n句法功能过程中逐渐失去其词汇表达意义功能后逐渐演变而来的词类。由于量词占据的是DP结构中核心功能语类位置,因此,其能够在特定条件下移位到D位置,并体现D的功能,因此,汉语“量名”结构具有了指称意义。
    通过DP(nP)结构对汉语量词以及量词产生的过程进行形式化分析,这在生成语法理论框架中是一个全新的尝试,使得量词的语法化研究和句法结构研究实现了统一。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