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拉·汤普森是一位犯罪小说作家，也擅长传记创作。她的第一本书《犬》获得了萨默塞特·毛姆奖，还写过备受好评的南希·米特福德传记《寒冷气候中的生活》（Life in A Cold Climate）和《纽约时报》畅销书《米特福德六姐妹》（The Six：The Lives of the Mitford Sisters）。相较于学术性的传记类书籍，汤普森的这本阿加莎·克里斯蒂传更像闺蜜之间的絮叨。
阿加莎对笔下人物的“内心的怪癖”进行了深入考量。她相信人的本性，相信人本质上是无法挽救的。她不赞同现代的观点，即教养能够锻造本性。“生活的悲剧在于人不会改变。”这是波洛的口头禅之一。在《底牌》中，波洛拒绝接受虚假的谋杀供词：“没有人能做不属于自己本性的事情！”波洛说出了他创造者的想法。阿加莎绝对认同这一观点，即每个人都有恒定不变的本性，而这个本性通常连他们自己都不清楚。“一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只有在面临考验时才会显现出来——在你站住或是跌倒的那一瞬间。”（50-51页）
赫尔克里·波洛是阿加莎·克里斯蒂创造的大侦探。他的初次登场是在1920年的小说《斯泰尔斯庄园奇案》中。波洛是一位讲究细节的比利时人，他以独特的方法和推理技巧解决了很多看似无解的案件，因此声名远播。“《斯泰尔斯庄园奇案》中有一位主要人物，此后也在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生活中处于核心地位。他在某种程度上像是她的另一个丈夫，也是个不易对付的角色：他就是赫尔克里·波洛，一个神秘的比利时人，疯狂热爱秩序，好笑而虚荣，以聪明绝顶的头脑和墨黑的小胡子为人所知。这个形象缺乏真实感又令人难以信服，却从出现在书页上的第一刻起就栩栩如生，以一种无法定义的文学特质与读者建立起了联结。”（由于波洛的受欢迎程度，许多影视作品都以他为主角。其中最著名的是1984年至2013年间的英剧《大侦探波洛》，由大卫·苏切特扮演波洛，这部剧集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使更多的人了解了波洛和他的推理世界。）
波洛在小说中一直重申：“人性。我想，这也许是我对这个案子感兴趣的真正原因。”在阿加莎笔下，被害者有可能是大家都讨厌的对象。比如《阳光下的罪恶》中的艾莲娜·马歇尔，或《罗德岛三角》中的瓦伦丁·钱特里。她们玩弄男人的方式在侦探小说中反复出现。“这是阿加莎逐渐开始搭建的模式之一。这些女性的存在建立在男性的欣赏之上，因此世人都视她们为危险人物。阿加莎的直觉告诉她，她们其实很脆弱；她们更多是猎物，而非掠夺者。这些角色中蕴含着支撑阿加莎侦探小说的信念的起源，即受害者的性格决定了他或她的命运。这一点让她始终保持着兴趣：谋杀行为中所包含的，人类本性中最精华的内核。”（65-66页）
《谜样的人生》是阿加莎·克里斯蒂传记中涉及感情生活最多的一本书。作者向读者展示了一个感性的阿加莎。阿加莎通过她创造的故事，展现了自己的观点：“平等是通过不断的两性意志斗争实现的。恋人们总会吵架，我向他担保说，‘因为他们不理解对方。而当他们理解对方时，他们就不再相爱了。’”（124页）经历了第一次失败的婚姻，阿加莎对伴侣的选择更慎重了，借波洛之口，她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假使他娶了一个热情洋溢地爱着他的女孩，会有这样大的好处吗？我常常观察到，对男人来说，有一位爱他的妻子是极大的不幸。她会出现嫉妒而大闹，她会让他看起来很可笑，她会坚持要拥有他所有的时间和注意力。啊！非也，那样的生活未必会称心如意。”（269页）
我读过不少阿加莎的传记，这本《谜样的人生》是描述阿加莎第一次婚姻破裂之后“失踪的十一天”最详尽的。阿加莎用了假名在位于英国北约克郡的温泉小镇待了十多天。在一家水疗院，她和其他客人一起喝咖啡，看报纸，甚至做起了填字游戏。她留下了寻找她的线索，但是收到线索的人并没有当回事。她只能继续留在水疗院里，读着报纸上有关她失踪的新闻。她像是躲在角落里偷偷窥探着自己，既享受着这份孤独，又期盼着被大众发现。她把自己的人生过得像戏剧。
谋杀不是阿加莎小说的全部。她曾在小说里借用他人之口追问：“你认为爱情是一件幸福的事吗？”《H庄园的午餐》中的埃莉诺善于隐藏自己的感情，《尼罗河上的惨案》里的杰奎琳·德贝尔福特怀着激昂的满腔热血大开杀戒。她们本质上是姐妹：都无可救药地爱上了不能完全回报她们感情的男人。杰奎琳爱着西蒙·多伊尔，后者被富有迷人的琳内特·里奇卫迷得“眼花缭乱”。杰奎琳本性并不是杀人犯，在《尼罗河上的惨案》里，杰奎琳爱的男人想要实施谋杀，而她知道他不够聪明，无法独自成事。“所以我也必须参与其中，看着他点儿。”杰奎琳对西蒙的爱超越了理智也超越了公正。劳拉·汤普森认为，波洛虽然不赞成谋杀，但他理解这些为爱付出自己的女性。“如果绝望蒙蔽了她们的道德，他不会宽恕，但他能够理解。”（287页）他理解人性的弱点，但坚决地予以反对。“尽管这并非她的本意，但1926年的失踪事件固化了她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一个微笑外表下隐藏着难以估量的深度的女人。”（343页）
1966年，弗朗西斯·温德姆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上发文说“阿加莎·克里斯蒂是犯罪小说温馨派的缩影”。她的大多数案件都发生在上流社会，她总是不遗余力地描写罪案发生地的优雅的环境和各种家居细节。这是阿加莎对“有序世界”的迷恋的一种表现。在她的小说里，罪犯具有超高的逻辑思维，能够轻松地骗过大多数人。无心的行为在她的小说里是不被允许的。劳拉·汤普森认为，阿加莎对有序和安全感的迷恋，对人性的深入探究，构成了英国式谋杀的本质。阿加莎对于自己在戏剧方面取得的成就非常满意，她很享受写剧本。她的大多数故事发生在固定的场景，比如牧师住宅、乡村别墅的图书室或者是豪华火车。就像劳拉·汤普森在书中所写：“有围墙的花园、弯弯绕绕的小路、花期短暂的山茶花、阳光透过百叶窗留下的阴影……这就是阿加莎梦里的幻景，她在其间穿行。”（401页）这些场景可能是阿加莎熟悉的环境，由于发生了命案，它们既拥有险恶的一面，同时又具有安全感。如果没有发生命案，这些场景是温馨的，让人熟悉和安心的。不管这个世界变成什么样子，在阿加莎的笔下，场景永远悬浮在1932年的英国，在烧着火的休息室里舒适地享用茶点，这种带有矛盾的设计吸引读者有读下去的欲望。但是这些作品同时又纯粹得不自然，阿加莎的作品与现代情感分道扬镳，不是因为她比起可口可乐更喜欢伯爵茶，而是因为她更愿意看到人性的真相。她的一生目睹了世界的变幻，“晚年时，她看到了现代世界的天真，那是一种对完美性的政治化信仰，以及其与对意识形态、无政府状态和暴力的热爱之间的联系。与此同时，她愈加退回到自己的秘密想象中，描绘以往的记忆”（429页）。侦探马普尔小姐是阿加莎创造的另一个自己，马普尔小姐的记忆正是阿加莎的记忆，“坐着四轮马车去看午后场的演出，剧院里的咖啡奶油”，这些留在记忆深处的东西，为现实再造提供了很好的素材，为空无一物的舞台布景增添了逼真感。阿加莎知道世界已经改变了，但她并没有随之改变。像马普尔小姐一样，她可以直面现代世界想要回避的事实。她不关心世界的变化，她只在意人性。
阿加莎之所以让人着迷，不单单因为她是侦探小说女王，她的生活也像她的小说一样精彩，她最传奇的作品便是她的人生。阿加莎的美德在于她的活力。正因此，她对这个世纪的描绘充满了热情和好奇，她的生命拒绝自我浪费。作为艺术家，她也站在美德的一边；她的侦探小说探讨正义，但作为艺术家，她终究是孤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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