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世宗与袁鹰（右）在昆明西山，摄于1975年
胡世宗与晚年的袁鹰（左）在北京
袁鹰先生给胡世宗的题签
从1976年起至2020年，袁鹰先后题签赠送给胡世宗19本书
1986年，胡世宗到北京拜访袁鹰（右）
9月1日晚，好友陈冠柏心情沉痛地把一个噩耗告诉我：我们敬爱的老田走了！当时我脑海里浮现出老田亲切的面容，同时眼里涌满了泪水！
老田就是田钟洛先生，就是袁鹰先生。
老田1924年出生，虚岁应该正好是100岁。从儿童文学创作起步的他是著名作家、诗人、编辑家，15岁首次发表作品时用了“袁鹰”这个笔名。有人曾问他为什么起这样一个笔名，他回答说：“没有太多的讲究，因为母亲姓袁，又因为那时生活在沦为‘孤岛’的上海，渴望有一天能远走高飞，因而用了个‘鹰’字。”
袁鹰出生在江苏北部的古城淮安，上了三年新式小学，抗战爆发，杭州沦陷，又迁居上海，这使他有机缘读到大量的现代文学作品，遂对文学产生痴情。他的处女作《师母》，发表在《申报》副刊《自由谈》上。那时他主要写“孤岛”的社会生活，写小人物和知识分子的故事，从侧面揭露社会的黑暗。
解放战争时期，在国统区的上海，袁鹰从事繁忙的报纸编辑和教师工作，抽空写一些短篇小说、散文、诗歌、小品和影剧书评，分别发表在唐弢编的《文汇报》副刊《笔会》，林淡秋编的《时代日报》副刊《新生》、袁水拍编的《新民晚报》副刊《夜光杯》及一些刊物上。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他调到《解放日报》，1952年调到北京《人民日报》，一直做记者、编辑工作，没有做过其他的工作。
袁鹰的儿童诗，最早是解放前给地下党领导的《新少年报》写的。那时他的夫人吴芸红就在参加编辑《新少年报》，袁鹰的诗篇里充满了对旧中国穷苦儿童生活命运的同情。解放后他并没有立志要写儿童诗，后来一个很偶然的事件，使他和儿童诗结下了难解之缘。
1953年6月19日，美国反动政府在罗织了著名的和平战士罗森堡夫妇的“罪名”将其逮捕后，把他们杀害了。他们的两个孩子住在爸爸生前的好朋友家里，并在附近的汤姆斯小学读书。不久，该小学的学监说两个孩子不是当地的“合法居民”，强迫他们立即退学……
“汤姆斯河的水，静静地流，河水呀，你可知道孩子们的哀愁？”当时袁鹰应《中国少年报》总编辑贺宜的邀约，写了《寄到汤姆斯河去的诗》。这首诗发表出来，正是抗美援朝战争的后期，全国都在进行国际主义教育，反响之大，出乎作者始料。有的小读者要寄钱给罗森堡夫妇的孩子，有的读者要求把两个美国孩子接到北京来读书……这首诗激沸了广大读者，特别是少年儿童的国际主义热情，作者本人从这首诗发表后的反馈中受到深刻的教育，想不到一首儿童诗竟会产生这样大的力量！
从那以后，他得到了鼓舞，也就有意识有兴趣地潜心于儿童诗的创作了，他就是这样，用他的智慧和热情，为孩子们点燃诗的篝火，成为孩子们所喜爱的“大朋友”。
从1952年起，袁鹰不断出版了多部儿童诗集，他毕竟是一位业余作家，而且在儿童诗领域之外，他还耕耘着散文园地和其他园地，并取得了耀人眼目的成果。
我曾经幸运地在袁鹰身边学习、工作了两年，其中最为难忘的是1975年9月至10月，我跟随袁鹰先生沿着当年红军长征的道路进行采访。
这一次不寻常的旅行，不仅仅使我得以拜访到当年一些红军老战士、老船工和英雄模范人物，得以参观了遵义、乌江、娄山关、赤水河、金沙江……也使我看到一位革命作家的坚毅正直的心灵。袁鹰领着我们出色地完成了报社给的“长征路上新的长征”的写作任务，同时他还写出了一篇情切意深的散文《深深的怀念》。
1976年金秋十月的一天下午，人民日报文艺部一些同志自发地到天安门广场，参加群众的喜庆活动。回来不久，袁鹰同志就发表了四千多字的散文《十月长安街》。文艺部的青年编辑刘梦岚对我说：“老田这把快手真是神了，我们一块去的，人家回来这么快就写出大块儿的文章……”这样吃惊的，不止刘梦岚一个人。其实，这在袁鹰来说是很正常的。
我一直把袁鹰这种敏锐、不懒散、讲究速度和效率看作是自己努力学习的榜样。大约是1976年，我把我珍存多年的他的一本旧作《风帆》找出来，请他在扉页上题签。他轻轻地翻开封面，在环衬页上疾笔写下刘禹锡的两句含意深长的诗句，来展示他告别昨天、大步进取、时刻准备开拓文学创作新里程的信心和勇气，他这样写道：“劝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
如今，老田走了。夜里，我翻开深蓝色封面的《胡世宗日记》，前八卷的序文就是他写的。他用的标题是《充实多彩的生命长征史》，他说他盼望和期待我接着写下去，我是按照他和所有的亲友的期望一直坚持着写，没有一天日记是空白的。今天的日记里，我就写满了对老田即袁鹰先生深切的不尽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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