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人性善恶的科学基础(2)
http://www.newdu.com 2024/07/02 05:07:13 《科学时报》 佚名 参加讨论
投身到社会生物学中 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时，威尔逊是一位重点研究蚂蚁的昆虫学家。他对社会生物学感兴趣，源于1956年1月和他的第一个研究生艾尔特曼开始的一项“特别的动物学研究计划”。 在波多黎各东海岸外的小岛凯佑圣地牙哥观察恒河猴群后，威尔逊着迷于猴群中的管理职别、联盟、血亲关系、争夺领地、恐吓等现象。他和艾尔特曼想到:“所有可以掌握在手中的社会动物资料整合在一起时，或许可以冠上只是处于雏形时期的‘社会生物学’之名。” 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由于族群生物学成为独立学科的力量愈来愈扎实，威尔逊对其与社会生物学的相关性也越来越有信心。1964年，他指出“社会就是族群，两者应该适用同样的分析方法”——提出了社会生物学的观念，以作为族群生物学的延伸。威尔逊希望自己能对昆虫的分类、解剖构造、生活史、行为以及社会组织等作出一份总结，并以此作为示范来说明族群生物学的组织力量。1971年，他写出《昆虫社会》一书，向世人展现了他对社会性昆虫的视野，同时传达出他眼中社会生物学的乐观前景:“虽然脊椎动物和昆虫之间的种系发生源头非常遥远，而且两者间不论是个体还是非个体之间的沟通系统也具有本质上的差异，然而，这两类动物所进化出的社会行为、复杂程度却很近似，而且许多重要细节也颇为一致……社会生物学将从族群生物学以及行为生物学等学科中衍生出来，发展成一门独立、成熟的科学。” 随后，威尔逊将其研究延伸到了社会性昆虫之外的脊椎动物学。这一延伸使他心中萌生了研究的“野心”:“将族群生物各学科里的社会生物学‘全部’组织起来。”于是，在完成了《昆虫社会》后，他又花了两年的时间完成了《社会生物学》一书。威尔逊说，撰写这两部综合理论著作的那几年，是自己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威尔逊希望《社会生物学》能作为这类理论的一个网络，“像是一本随身携带的手册，而绝不是像一本百科全书”。他把所有和“社会性”有关系的动物都搜罗其中，从群居的细菌和阿米巴原虫，到成群结队的猴子及其他灵长类动物，并指出了社会进化过程中的“尖峰”:“群居动物的社会最先独立进化出来，尔后组织变得更复杂或精密，最后则拥有和其他动物截然不同的遗传结构及组织形态。”而“尖峰”的代表性动物分别是珊瑚、管水母类及其他无脊椎动物；社会性昆虫；社会性脊椎动物；最后则是人。因此，《社会生物学》依次按照4次“尖峰”的顺序展开阐释。田洺评价说，威尔逊在该书中将群选择和亲选择理论应用的范围更广。 激荡不已的争论 1975年《社会生物学》问世后，被誉为社会生物学领域的奠基性著作。1989年，被国际动物行为协会评为历史上最重要的关于动物行为的著作，其重要性超过了达尔文1872年出版的经典著作《人与动物的表情》。这部惊世骇俗的经典之作在创立了一个新学科的同时，也触发了一轮围绕先天和后天的古老争论。 尽管得到了很多同仁的赞誉，但更广为人知的是，《社会生物学》中的第27章——《人类:从社会生物学到社会学》却也成为当时许多社会科学家和其他学者猛烈抨击的对象，反对者强烈反对人的社会行为（即人的天性）具有生物学的基础。其中对威尔逊攻击最激烈的要数著名的进化遗传学家理查德·勒沃汀和斯蒂芬·古尔德。1978年，威尔逊在参加一次社会生物学的讨论会时，被国际反种族主义协会的一名支持者当众泼了一瓶冷水。 该书中备受争议的第27章被扣上了“基因决定论”的帽子。对此，威尔逊解释说，《社会生物学》中强调的是“人性的共通之心，而非文化的差异所在”。他称该书的目的在于颂扬进化生物学里的多样性，在于展示进化生物学里的智慧力量。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有关动物章节和人类章节的整体分量超过了其两者的总和，因为讨论人类的章节因动物学文献增添了可信度，而有关动物的章节则因为和人类行为具有相关性，而增加了知识分量。 在《社会生物学》中只不过是延伸了威尔逊感兴趣的主体，由蚂蚁拓展到社会性昆虫，再推广到脊椎动物及人类。他相信:“进化生物学应该能充作社会科学的基础。” 对第27章中存在的争论，田洺曾在《论契合——知识的统合》一书的译者序中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在科学中最没有价值的理论并不是遭到人们批评的理论，而是不值得人们理睬的理论。在某些时候，有些具有良知的科学家慎重地尽量不用自然科学的知识来说明一些人类的社会问题。从根本上说，这样做并不利于科学的发展。在慎重的同时，还需要有勇气去大胆尝试，在批评甚至抨击中作出不断调整。 田洺认为:“如果一种科学理论一经提出便招致人们的批评，说明这种理论具有一定的新意和创造性，招致的批评越是猛烈，说明这个理论的价值越大。也许这种理论最终被证明是错误的，但它毕竟揭示了人们习以为常的观点中所存在的问题或者不足，从而使人们重新考虑一些认识，这样便促进了学术的进步”。 “《社会生物学》展现出了威尔逊最大的优点——敢想、敢闯，一种勇于向传统观念挑战、突破的探索精神。”王庆仁教授说，尤其是从综合的角度来认识生物，有创意的就是联系到了人，包括人的社会、文化。此外，该书收集资料浩繁、极为丰富，现在也鲜有能跟他媲美的人。 王庆仁说，生物学本来就不仅要从自然科学的角度研究生物的特点，还要研究生物的社会性。其实，威尔逊在研究社会生物学过程中指出人的一部分社会性由基因决定时，他的脑子里并没有种族的歧视，而只有科学。现代的科学研究结果多少还是有利于他的理论。只要用科学去认识，就能发现他的结论是合理的。在科学研究上不能为了种族平等就不去研究社会、生物之间的关系，科学研究过程中应突破这个禁区。正是这种突破禁区的探索才有了后人对其研究的不断完善。 威尔逊在其《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中指出，人类的社会行为也是其基因组和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批驳了人类社会行为性状没有遗传基础的论调。著名学者武夷山表示，人确实也是动物，从哲学角度上来说，有天使的特点，又具有魔鬼的特点，所谓魔鬼的特点就是与低等动物共同的那些自然性的、非文化性的东西。比如关于犯罪问题的对策，中国的文化传统一向偏于强调教育、教化的那一面，但如果我们注意汲取社会生物学的启示，就会知道降低人口密度对于降低犯罪率也是非常必要的。 对此译者之一毛盛贤指出，有研究表明，两个有遗传差异的个体，在相同或不同环境的相互作用下，依次可导致个体发育和神经元的差异，最终导致社会行为性状的差异。毛盛贤认为，对非人类和人类的社会生物学研究，其中包括行为或本性的研究，必将会更科学地认识人类自身本性的共性和差异性，并承认和尊重这种共性和差异性，使得人类能更和谐地相处在人类的家园——地球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