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24日，五十年前的今天，胡适平静的去世了。
50年后的今天，我们还要不断的提及胡适，纪念胡适，我想不是因为他是蒋介石倚重的大使、校长，而是他确确实实为二十世纪乃至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留下来什么，而这些已经凝结成了中国历史、中国学术和中国思想真正的遗产。
余英时认为胡适是20世纪影响力最大的学者和思想家，这并不是一种溢美之词，而是有实实在在的原因。他在学术上的贡献有目共睹，他独立的人格和对待政府和社会的态度还需继承。
在学术上，他在三个方面贡献卓著。一是胡适著述完成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此书开启了中国史学研究的新的典范，是中国史学研究的一场革命；二是胡适在培养学生上贡献甚多；三是胡适在执掌北京大学期间所做的贡献；他后两个方面在此略去不谈，仅就第一个重大贡献略说一二。
在这部著作中，胡适以辨伪的方法去质疑古书，以其深厚的学力构筑出了一个中国史书写的体系，这个体系的重要性在于让繁杂散乱的中国史料变得有了生命力，为我们重新认识中国史提供了新的可能。
这又牵扯出民国学术的一段重要公案，“辨伪”与“阐释”之争。当年顾颉刚受胡适“辨伪”方法和影响，完成了在中国古史研究中影响力巨大的《古史辨》，《古史辨》以精深的考辨功夫轰动学术界。而在此之后不久，由于梁启超对胡适关于老子论述的挑战，在回应时让胡适重新开始考虑“阐释”的传统（这主要是胡适受另一个“学生”傅斯年的影响），这一传统后来陈寅恪在《隋唐制度远远略论稿》中将其发挥到了极高的境界，盖因中国史史料向来零散，遗留下来的仅仅是其中极小的一部分，要重新去理解和认识历史，仅仅靠辨伪是无法完成的，所以要以当时人的处境，重新建立各种史料的关联，方能整体的呈现中国历史的面貌，这也是为何陈寅恪能够以有限的史料挖掘出隋唐礼制的三大渊源，以及礼制与制度在隋唐的关联。胡适在转向“阐释”与“辨伪”结合之后，又贡献出了新的思想。
其实回忆他，显然不是为了人人都去学胡适的学问，那毕竟是学不来的，而是要看到胡适对国人观念上的重大贡献，这些思想既是观念上的，也是他人格上的。在当下的中国，这些又有特别的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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