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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勃·迪伦:容器未满(2)


    文学上,他熟读杰克·凯鲁亚克、迪伦·托马斯、艾略特、爱伦坡、拜伦、雪莱、麦尔维尔、约翰·斯坦贝克等。他热爱诗歌,同时对小说家的语气非常敏感,善于从遥远的人物身上找到符合自己体验与灵魂的契合点。读书期间,他甚至还为《愤怒的葡萄》写过十多页的阅读笔记。(霍华德·桑恩斯著:《沿着公路直行:鲍勃·迪伦传》,余淼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而从小喜爱表演的他,将所阅读的诗歌和自己的音乐自觉结合在一起。他尝试过组建乐队,尝试在不同的场合演出。在美国民谣大师、流浪艺人伍迪·格斯里(Woody Guthrie)的精神指引下,他来到了纽约著名的格林威治村,居无定所、穷困潦倒,但雄心勃勃,如饥似渴,好像一个“等着并希望被注满的容器”(《沿着公路直行》)。当“垮掉的一代”的作品、那些带有反诘和放荡的语言正在“Gas Light”酒吧被配乐朗诵的时候,迪伦还是一个努力用音乐谋生的青涩小子。经过一两年的努力,他名声大噪。在成名之后,他依然故我,从不回头,不断地填满又倾倒掉,不断地开拓自己的音乐之路。他像一架风车,对来自四面八方的艺术之风敏感、执著,不停地旋转,绚丽多姿。
    在电影艺术上,他结识了马丁·斯科塞斯,并曾经参演过一些小角色,在自己“才思不那么敏捷”的时候为电影写歌。他在《天生杀人狂》(1994)中翻唱的《你属于我》(You belong to me),以自己独特阴沉带有质感的冷漠声调,成功地超越了原唱,使它成为自己的作品。费里尼的《大路》、特吕弗《射杀钢琴师》等电影还曾是他创作的灵感所在,据说那首著名的《铃鼓先生》的精神内涵就是从《大路》中获得的。那些荒诞的英雄事迹中所展示的悲观和黑暗的故事,给他的诗歌或歌词特质带来嘲讽和戏谑方面的启示。
    如果不是音乐家,除了诗人之外,迪伦还可以是一个艺术家或画家。当时美国正盛行“波普”艺术,反经典、反美学的、带有冲击性的碎片式、重复式的艺术模式想必启发了鲍勃·迪伦。后来,他还结识了安迪·沃霍尔,并参与了他的创作,成为梦露、列侬等之外的被拍摄对象。他在美术馆观看了大量20世纪的绘画作品,毕加索、康定斯基、布拉克、博纳尔,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鲍勃的绘画创作伴随着他音乐生涯的始终,他亲手画了超过200幅素描画和水彩画。2007年,他的母校明尼苏达州立大学曾举办鲍勃·迪伦艺术展。不管其创作水平如何,或可以说,那时的各类艺术传统正在他这里进行创造性转换。另外,上世纪40年代末,朱利安·贝克(Julian Beck)和茱迪斯·玛丽娜(Judith Malina)创办了极具革命性的“生活剧场”剧团,与其他保守传统的戏剧样式比,已经打破了“第四堵墙”,消除了观众和演员绝对隔离的界限。这些对鲍勃·迪伦带有强烈表演气质的音乐演出似乎也有重要的启发作用,他从来都认为,一首歌曲是由当下的演唱者和观众同时创造出来的。即便是同一首歌曲,被演唱无数遍,也各有各的不同。“民谣是难以琢磨的——是生活的真相,而生活多多少少是个谎言,但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样子……一首民谣有超过一千张脸,而如果你想演奏这首歌,就必须认识所有这一千多张脸。一首民谣会有不同的意义而且每一刻都会不同。”(《像一块滚石》)他和观众之间的那种丰富的关系,哪怕是嘘声和挑衅,对他来说,都是对创造性的激励。正如他所说,(观众的)仁慈也可以杀死人,而他要的是丰富和真实的整体表演。
    对于中国观众而言,也许迪伦在中国的惟一一次演出并不能表征他辉煌时期的典型形象。作家土摩托就曾经谈到这次观演经历——“have fun”,是“一场摇滚乐队的器乐表演”(《怎样成为鲍勃·迪伦》,2011年)。也许在纪录片《无需回头》及《归乡无路》的影像世界中,我们能够看到鲍勃·迪伦真正经典的演出形象。他拥有一双神经质的、陌生化的、无情却有神的傲慢大眼睛,空洞地望着不可见的一切,他将经验性事物的直白、简单,毫无情绪地放在歌词之中,似乎对演唱的内容极尽嘲讽。他将伍迪·格斯里的艺术发扬光大,以从音乐到歌词给听众带来“挫折感”的怪异语调讲述爱情、战争、生活、死亡。那个稳定性极强的民权运动家、摩羯座民谣女王琼·碧兹(Joan Beaz)在有关迪伦的采访镜头中,展开了对往昔美好爱情羞涩而惋惜的追忆,但对迪伦这种变化莫测甚至不近人情却表示无法理解(《归乡无路》)。正如他自己所说,“美国在改变。我有一种命中注定的感觉,我正驾驭着这些改变”(《像一块滚石》)。这也正是他至今仍然不断打破自己,不断前行,把自己比作永远在历经苦难寻找故乡的漫漫长路上的奥德赛的原因。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