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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文学是戴着镣铐跳舞
问：为什么您会介入纪实文学写作？
叶：北大毕业后，我先去了科教电影制片厂工作，后来去了上海科协，渐渐脱离了科学的土壤，创作源泉产生了变化，自己兴趣也有了转变。当时我觉得要成为真正的作家，必须在纯文学杂志发表作品，所以我写了很多小说，在《收获》、《上海文学》上发表，但离获奖总有一步之遥。同一时期我也写了很多报告文学，每发表一篇就引起轰动，有时一下子收到七八百封读者来信，我觉得自己可能更适合写报告文学，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转向纪实文学创作。
问：读者认为您的纪实文学很成功，您觉得这算是“华丽的转身”吗？
叶：我认为我的创作可以用九个字来概括：大题材、第一手、高层次，同时还包括两个“确”：观点正确、事实准确。刚开始，报告文学创作的几大要素我不懂，就在实践中摸索。我很注意选择题材。这个时代，人们对历史事件有大量的反思，我采访了很多当事人，写出来的作品在社会上产生很大的反响。科幻小说要求天马行空，但是纪实文学必须尊重历史。作家应该有自己的独到的见解，要有冷静的头脑、准确的判断。纪实文学作家，是戴着镣铐跳舞。我的作品注重原创性，绝对不搞七拼八凑，我亲自采访，自己去获得第一手材料。
为再版的《毛泽东与蒋介石》做补充和修改，我在美国一家大学图书馆抄蒋介石日记，了解关于第五次围剿的细节，我手里掌握蒋介石的病历，当时他在北京协和医院住院，围剿时候的生活、心情，怎样下命令，为什么围剿失败，在日记里面都可以一窥，为写作提供了佐证。
问：科普创作和纪实文学，哪个更难？
叶：纪实文学是七分跑，三分写，创作很辛苦。在写那些高层人物传记时，我跑了很多趟北京，当时朋友们说我是“在上海的北京作家”。抄蒋介石日记，都是早上自己带了干粮去图书馆，一坐就是一天。当年的历史资料很珍贵，很多都绝版了，去年我和太太一起整理了所有采访的录音带，把声音资料转到电脑里刻成DVD，就花了一年多时间。
纪实文学写好了，不一定能出。 《“四人帮”兴亡》这本书写于2002年，存在电脑里，一直压到2009年出版，中间换了六家出版社，最后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所以，写作不能急功近利，要耐得住寂寞。
问：畅销的纪实文学让你名利双收，您怎么看？
叶：别人不知道背后的艰辛，《“四人帮”兴亡》这一本书，182万字，要往北京跑多少趟，采访多少人？写作本身就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写完了也可能永远都不出版。现在我手里还有一本《反右派始末》，一直留在电脑里，什么时候能出，我也不知道。我始终在做修改和补充，一有机会接触相关人士就赶紧采访，整理好补充到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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