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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健灵:我为什么要三次写留守儿童?


    受访人:殷健灵(媒体人、作家) 采访人:江玉婷(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2022年初,新蕾出版社推出《云顶》,这是殷健灵第三次写留守儿童。上一次还是10年前,在读者“蚊子”的提议下,殷健灵进入贵阳大山,随后写下“甜心小米”系列。再往前,2009年《蜻蜓,蜻蜓》出版,这是殷健灵第一次关注留守儿童的生存状态。“说到底,那时候写这个题材,是胆怯的,底气不足的。”她在《云顶》后记中如此写道。
    为了写好《云顶》,殷健灵两度深入贵州和四川的大山深处。在四川南江县黑潭乡元顶小学,她一住就是10多天,和孩子们一起生活,为他们擦洗。这些孩子身处的苦难是多样的:小石头没有母亲,有了继母以后,一到晚上继母忙于打牌,把小石头关进柴房;舒柳曼的父亲儿时掉进过粪坑,记性变坏、脾气变坏,妻子生下女儿后就走了;水冬的爸爸失踪了,也没有妈妈;金锁、金枝的父亲失踪,母亲改嫁……
    与10年前相比,当下乡村留守儿童在物质上已经有了很大提升,但生活中的困境仍然具体而黏稠。正如殷健灵在书中写道:“好端端的可爱的孩子,走着走着,丢了妈妈,又或者丢了爸爸……爸爸意外离世了,坐牢了,妈妈在孩子身边守不了多久,就将孩子托付给爷爷奶奶,自己寻找新的依靠了,重组了家庭,又有了新的孩子。”殷健灵将真实的生活进行重构,写成了《云顶》。这部作品入选了“商报一月严选好书”。在写作过程中,一旦遇到瓶颈,殷健灵就开始阅读——读书,看电影、话剧……当然,在她看来,最重要的是读生活,是读人。
    《云顶》来自于真实生活,这是一部纪实文学吗?您怎样处理虚与实的关系?
    写《云顶》,我考虑最多的是,如何摆脱真实新闻事件和人物的无形束缚,提升作品本身的文学性和艺术性。因此,确切地说,《云顶》不是纪实文学,而是一部儿童小说,有人物原型和事件原型,但更多的成分来自虚构。文学和新闻一样,都是现实世界的反映。文学又和新闻不同,新闻告诉你世界的真相。但是,当新闻形成文字之后,新闻的意义也就终止了——我们很少会在10年后去谈论一条当年的热点新闻。但文学不同,文学即便来自某件新闻事件或是某个新闻人物,但它是生活的提炼,是诗性的、人性的、精神的、终极关怀的,经由写作者的艺术创造,会带给读者强烈的审美感受,它的声音可能会在你心里余音不绝。
    现实生活提供了大量鲜活的素材,这犹如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可能支撑起一些作品的细节;另一方面,也束缚了作者的创造力。因此,创作《云顶》的过程,和我先前创作《野芒坡》《象脚鼓》等取材自真实历史事件或是真实人物的作品一样,是将大量的散沙一般的素材重新打碎、变形、切割、揉捏、整合、打磨、再创造的过程。只有将琐碎的素材重构为不失真实的“故事”,才可能离“小说”的模样近一些。
    《云顶》不仅仅是一对模范乡村教师夫妇以及“童伴妈妈”的写照或者赞歌。他们是普通人,我想写的是他们的心路历程,他们为什么选择这样的生活,他们的骄傲与愁闷,困惑与无奈。《云顶》描摹的是失爱的乡村留守儿童群像,他们的父母迫于生存的压力或者因为各种原因暂时离开他们——脱离了残酷的生活现实,任何道德判断都是无力的。幸运的是,他们在“云顶”得到尽可能多的情感补偿。我想写倔强的童年在暗淡中盛放,写生命和希望,写梦想与渴望。
    我想,同样的写作素材到了不同写作者那里,会呈现不同的样貌。这和写作者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审美取向都有关系。到我这里,我希望呈现的《云顶》是童真诗意的,是直面真实,又启人思考、燃点希望的。
    《云顶》里有两组对照关系,杨果和小石头,春晓和金枝。他们是师生,也是某种意义上的“父子”“母女”,还是“我”和曾经幼小的自己。这是两代人的对话,也是两代人的救与赎。您为什么要写云顶小学教师的过去?为什么找回他们的童年如此重要?
    人物的真实可感,在于他的所作所为符合他的性格逻辑和生活逻辑,如此塑造的人物才是有根基、有说服力的。而童年是一个人人生最重要的根基,直接影响了他后来的性格养成和人生选择。
    杨果的回来,来自童年这块土地给予他的哺育,来自做教师的父辈给予他的人生方向的指引;而春晓的选择,除了对丈夫杨果的“跟随”,更来自于自身童年爱的缺失,才会对当下留守孩子感同身受。她付出的同时,也是对自己童年缺憾的补偿。
    包括小说中的儿童群像,小石头之所以胆怯、缺少安全感,是因为他从未得到过母爱,有过被关柴房的心理阴影;幼菊之所以如此渴望与手机亲近,是因为她被外面世界表面炫目的光彩迷醉过;金枝让人怜爱的懂事和善解人意,是因为她耿耿于怀自己和哥哥对春晓夫妇的亏欠……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行为逻辑,即便那些行为不可理喻,依然可以找到他们之所以这么做的理由。一个宽容的写作者,对善与恶都能一视同仁,并且用同情的目光关照人和世界——这也是我一贯想用自己的文字向成长中的读者传达的观点。
    生活中的一切高尚常常以平常的面目出现。高尚应该来自一个人内心自觉的选择,却又从不以高调示人。取与舍相辅相成,奉献的同时也是一种自我实现和满足。这个世界上,一定有比舒适的卧榻、豪华的屋宇更有价值的东西——那就是富足而高贵的精神世界,这个精神世界强大到足以为别人发光发热。
    和10年前相比,当下留守儿童的生活状态、精神状态发生了哪些变化?他们更需要什么?
    10年前,留守儿童除了缺爱,还缺物质。10年后,脱贫攻坚显见成效,乡村生活状况极大改观,加之有了“童伴妈妈”之类切实有效的公益项目,留守儿童有很大一部分已经不缺物质,但仍然缺爱,来自社会的关爱不足以弥补亲情的缺失。同时,网络发达,交通便利,他们还要面对复杂世界的诱引,这比10年前留守儿童的境遇更加复杂。
    我在《云顶》里提出了一种“最好的生活”的设想:走出去,是为了更好地走回来,一家人完整地生活在一起,这便是最好的生活。听上去特别朴素简单,但是,实现起来也许并不那么简单。
    《云顶》里写到了学生的苦难,有的孩子自小被父亲或者是母亲抛弃。这类现象会让您感到困扰吗?
    被妈妈抛弃,这是我近年在乡村生活体验中很受冲击的现象。年轻一代的妈妈,更加自我,在贫困面前,母爱、责任都变得虚弱无力。这确实是让我困惑的一个问题。传统家庭结构的牢固性也面临挑战——这不仅是山中家庭的问题,这是现代社会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
    “留守儿童”这个主题为什么这么牵动您,愿意一写再写?
    一部作品带给不同读者的感受是不同的,对自己的任何作品,我都没有什么预设。读者会在阅读中将文本再创造,他们甚至会带给作者意想不到的惊喜和解读。《云顶》出版后,在有限的2次与大小读者面对面分享中,都有大人和孩子被打动、流泪,甚而有孩子回去跟家长宣布:要把自己所有的“财产”捐给那些缺少爱的孩子。无论是同情也好,被作品中人物的高尚感动也好——假如这部小小的作品能让人沉思,或者心灵颤动,或者激起对生活的热爱与希望……这大概就是阅读文学作品和新闻的最大不同。
    “留守儿童”牵动我的,不是这个话题的社会性。它不是中国的独有现象,在国外不同时期都有不同类型的“留守儿童”。我在作品里一向关注成长中的心灵,留守儿童无疑是遭受心灵风暴的一个群体,因此也更能引起我的关注。
    您怎么看待阅读与写作的关系?
    写作者如果不大量阅读,持续性的写作是无法进行的。事实是,我用于阅读的时间比用于写作的时间要多得多。不仅阅读各种类型的书,也包括影像、戏剧、舞台艺术,扑面而来的有选择的资讯,最重要的是读生活,是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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