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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连河流都不能带她回家

关键词:严英秀
    【作者自述】《文学自由谈》是我出发的地方。多年来,这本杂志总是摆在我书架最好的位置。在心里亦是。它吻合我对文学评论的基本期许:有朝气,有锐气,有格局,有公心——谁都知道,这多么难得。然而,它却于嬉笑怒骂间做到了。几十年来举重若轻,一本薄薄的小书,体现的是许多人手中不可或缺的一份沉甸甸的重量。人事文事皆江湖,太多的水是那么容易被搅浑,而《文学自由谈》在那里,便总像一面镜子。我祈愿它一直保持着这份坚硬和飞飏,如同我每每提笔时对自己的要求。
    我还是想,一直在想,如果,我哪怕有一丝半毫的预知力,那么,我的2018年,最终会不会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这一生,注定,有一些年月,有一些时间节点,会从漫长的日复一日中脱颖而出,成为生命中的特殊纪念,一个痛点,一个死结。可是,当它已经逼近你,当它已经用黑手叩响了你的门环,你却是浑然不知的。
    起初,一切看上去是好的。似乎比以往要更好一些。旷日持久的失眠在孩子暑假回到家里后,有了明显的改善。于是,带她去了甘南草原,去了川西藏地。对于一个生长在城市的藏族孩子来说,这是第一次比较深入地了解母族文化的壮阔和瑰丽。一路上,阳光越来越炽烈,心绪越来越飞扬,沉静。然后,回家——白龙江边小城里那个我称之为家的院落。母亲从浓阴下,藤椅上,颤巍巍站起来,迎接我。她每次迎我回家时,脸上的泪反而好像我就此要离去。
    就是在这一次,哪怕是在这最后的一次,她也并不比半年前更衰弱。
    娘家小城里,我的闺蜜发小,也有三五文友,他们往来言语间,提到我的创作。那一年刚刚新出的小说集,有人拿来签字。这样的时候,母亲便常常盘旋在我们周围,事实上,她并不十分听得懂我们在说什么,也不知道那是一部怎样的书,但她还是随着我们的谈笑,极为开怀地笑。单是女儿写了书这件事本身就足以让她无限欣慰。她是那么骄傲于自己的女儿成了“写书的人”。记得很清楚,有天黄昏,当我送走客人回来时,她坐在我们刚坐过的地方,一只手紧捧着我那部小说集,另一只手轻轻摩挲着精装的封面,双眼闪亮。那副场景,我不是第一次看到,但我还是感到了比以往更有力的一种震撼。我蹲到她的膝边,告诉她,她手里的书是别人的故事,将来我会出一本书,那本书里有她。你要把我写到书里?她问,然后更郑重地捧起书:我有什么好写的!她脸上的笑,是孩子般的天真,满足,羞赧。
    这张笑脸,现在,常常在我的梦中。
    我说的将来要出的那本书,就是散文集《就连河流都不能带她回家》。我已经有五部书了,都是小说集。很久以来,我想有一部散文集。但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了我是一个写小说的人。2011年,我入选“甘肃小说八骏”。在此前后,得过省内外一些奖项,也都是小说方面的。我不是那种眼明手快的写作者,我写小说写得很慢,出活太少。但尽管如此,我至今也有了五部小说集。事实上,比小说写得更慢、更持久的是我的散文。距离最初发表散文已经二十多年了,从那个时候起,我从未中断过散文写作。小说,是对纷繁世界的凝视和考量,是对现实人生的叹惜和建构。写小说的人,有时是人群之中惺惺相惜的柔软之心,有时是窗帘后面无奈泪湿的窥探之眼,而有时则是稿纸上笔起刀落的决绝之手。但到了散文这里,事情便成了另外一个样子。散文之于我,意味着在匆忙庸碌的日常中,我突然停下脚步,瞥见镜子里的自己。无处遁逃,无可遮掩,我只能与镜子里茫然失神的女人,面面相觑。是的,散文是我与我自己的狭路相逢,是我与我自己的短兵相接。没有哪一种文体,会像散文一样与我彼此玉成,两败俱伤。
    断断续续,二十几年就这样写下来了。期间有些篇目得以发表,有些从未示人。这些尘封在时间中的文字,就像捂在我胸口的一群白鸟,它们以温柔的翅羽抚平了我心灵的皱褶,以尖锐的触角扒开了生活的伪饰,让我看到日子里落进了更多的灰。我热爱我这些散文,因为我热爱已过不惑之年却依旧活得这样迷惑这样赤诚的自己,我爱我自己小小的悲喜浩荡的人生。
    我的人生,充溢着我的母亲。一个生于上世纪30年代的藏族女人,她无缘和“文学”发生关系。我曾经羡慕过一些作家有妈妈可以作启蒙老师,两岁时咿呀学语“春眠不觉晓”,七岁时拿来《红楼梦》,十四岁时一起谈论哈姆雷特。而我的母亲,她从不曾留下陪我吟诗涂鸦的亲子记忆,漫长的唯有我俩母女相伴的冬夜里,她哼唱的许多母语的长调,我从没记清过那些迂回反复的歌词。当我像一棵被连根拔起的幼苗在汉语的晨昏重新学会发芽,抽枝,跌跌撞撞地生长,她只是那个爱莫能助的旁观者。是的,就是这样。但当我拿起笔,她始终是我所有文字中那个最强大的存在。她无处不在。尤其,在散文这种极自我的文体里。
    所以,我知道我在等待将来出一本书,那本书里有她。那本书是献给她的。
    却原来,念念不忘,真有回响。终于,在2018年,我以散文入选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我的第一部散文集要问世了。
    然而,得知这意义非凡的喜讯是在母亲的病床边。然后,第十四天,母亲走了。然后,在她出殡的第二天,我赴京参加了散文集的改稿会。再然后,在她七七祭奠的第二天,也是因着这本散文集,我随中国作协采访团去了南海三沙市永兴岛。一路天涯海角,不知今夕何夕。
    一本书的即将问世,一个人的遽然离世。这看上去似乎是毫无关联的两件事,而且,根本不具备等量齐观性。但在2018年,它们就这样接踵而至,缠杂交错,横亘在我的每一个日夜交替中。并且漫延不绝,正在构成更长的将来。
    一年过去了。多么难过的一年,感觉怎么也过不去的这一年,竟然也就这样过去了。
    我知道在这样一篇创作谈里,抛开创作话题回述如此私人的生活境遇,是不适宜的。我一己的迷思执念,我的偏狭之笔,来不及沉淀和提炼,缺乏结晶和升华,尚未掘进到人类公共情感和经验的幽深,抵达文学应有的高度和广阔。但关于这本书,我最想说的就是这些。又是一个春天。雨水。惊蛰。春分。窗外,一天一个样子。仅仅是在去年,我还在《致母亲》中咏叹:“走进榆叶梅的花海,我猝不及防跌进了修辞的包围中——它多么像你的一生。那么多的春天,那么多的捧出。”而此刻,又一个春天呼啦啦全开了,我却被一枚钉子钉住了心和口。
    关于这本书,我还能说什么呢?和转眼间就荼蘼的花事一样,这么快,它就旧了。仅仅是在去年,它还象征着一种美好的将来。我曾一次次地想象过我那些零落四处的散文结集出版的样子,它的颜色,芳香,它敝帚自珍的重量。现在,它就在我的手里,这最初的欢喜,最后的殇。我曾一次次地想象过我把它交到母亲手里的情景,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印在扉页上的题辞会多出来这样一个锥心刺目的字:谨以此书供献给我的母亲。供。一字之差,天地浩渺。
    如此,也必须重新启程。走下去,写下去。是的,不能被述说的生活,在经历了这么多之后,依然是无法想象的。写散文,还是小说,从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个如此美丽如此伤痛的人世,我怎么可以停止歌唱和哭泣。我怎么可以说:我一无所有,我两手空空。
    而这本散文集之于我,是永远的,唯一的。时间带走了所有的岸,那个曾经的港湾已彻底湮灭,但尘归于尘,土归于土,我,在这本书里,在文字的救赎中归于和母亲十指紧握,永不分手。这不可救药的人生,这纷纭而至的命运,从此我不再轻言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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