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先生的交往其实不算多，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地位悬殊，宛若云泥。先生于我，向来“危乎高哉”，我始终仰望着先生。我没有瑞士人迪伦马特的勇气，把前辈权威只当作“对话者”和“激发者”，尽管我心里明白，迪伦马特的说法不无道理。
交往的多寡究竟也有限量，而影响的深浅则属无形。就我个人对戏剧的认识，更把话往绝对上说，中国剧作家堪称大手笔者，曹禺一人而已！人艺被称作“郭（沫若）老（舍）曹（禺）”剧院，“郭、老、曹”并提，且置曹于末位，妥否？当然，学术上的排序不必过于认真，初唐四杰“王、杨、卢、骆”，当年当事人就有异议，后代后来人更多歧见。倘若论及真正对戏剧艺术规律有精准把握，则非曹莫属，郭与舒，不及也！更有高风亮节，先生作为人艺一院之长，全力揖让郭与舒的作品在人艺舞台上占尽春光，这是何等博大的胸怀！
我每每感到先生对人对事常有一种伟大的宽容。近些年来，人们对先生则多有批评，这种批评包括为人和作品。
先说作品，尖锐的批评集中在他于中国大陆政权易手后写的几个剧本上；而对早年间的名著，批评者尽管肯定，却无意捍卫，面对演艺界那些肆意劫掠的行为，始终未置一词。我的惊诧更在先生的涵养！他的作品被后来者“改编”的次数几乎不可胜数，他似乎没有反对过，他宽容后来者施行各种各样的“尝试”，他容许后来者站在他的肩膀上眺望，啊，那是向茫昧眺望！该怎样解释呢？与其说他不计较，莫如说他有一种巨人的自信。尊家听说过曹禺先生明白表示过他支持哪一种“改编”或曰“解构”、“颠覆”吗？换个角度，尊家无妨想想，《诗经》、《楚辞》需要“改编”吗？莎士比亚需要“改编”吗？在下说得再直白点，不朽的杰作是不可以“改编”的！许多“改编”者无非借助曹禺先生的大作“沽”、“钓”时下的蜗角虚名、蝇头微利。当此际，我相信先生在九天之上当“颔之而已”。（语出《左传》）
中国研究曹禺的专家田本相君，写了一本《曹禺访谈录》，书中披露了曹禺先生的内心世界，他几经斟酌，以“苦闷的灵魂”为正题。我赞同这个正题，并应田兄之邀，写了一篇文论，题目由兹而来——《惟其苦闷，所以伟大》。我认可一个道理，天才原本都是苦闷的灵魂！文章寄到《中国戏剧》，当时的编辑部主任很赞赏，而主编却压制，说现在是太平盛世，有什么“苦闷”！主任为难了，真有点“苦闷”了，问我可否转给《文艺报》？我说，哪棵树不能吊死？文章便在《文艺报》上发表了，似也未有诽谤盛世的不良效应。今日重提这桩往事，遑论如烟如铅，鄙人已经出离愤怒了；当下的意图正是着眼于“苦闷”二字，重新解读曹禺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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