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散文的经典化历程及其文化内涵——以1127-1279年为中心(3)
http://www.newdu.com 2024/11/30 01:11:07 《文学评论》2015年第201 裴云龙 参加讨论
三 苏轼散文经典性在写作范式层面的确立 为文章写作提供方法上的借鉴，是经典散文的基本功用之一。苏轼散文在这一方面也并不例外。但是，由于苏轼文章中所体现的相对尖锐、扬厉的个性，导致很多人在阅读苏轼时，很可能偏重于直观感性的喜爱，从而忽视了对文章理路与作文方法的耐心思考。同时，苏轼散文中包含的文法等技术性的因素也会因其感性气质的强烈作用而相对不容易被人发现。王十朋在这方面曾说过这样一句有趣的话：“唐宋之文，可法者四——法古于韩，法奇于柳，法纯粹于欧阳，法汗漫于东坡。”(33)其实这句话本身就是矛盾的，因为“纯粹”与“汗漫”本身就有矛盾，而且如果仅仅是“汗漫”又如何可“法”？“法”来的“汗漫”又怎么可能真实自然？所以有些人认为，苏文很难作为可以效法、摹拟的典范。比如谢尧仁(生活于1174年前后)说过，“文章有以天才胜，有以人力胜，出于人者可勉也，出于天者不可强也；今观贾谊、司马迁、李太白、韩文公、苏东坡，此数人皆以天才胜，如神龙之夭矫，天马之奔轶，得蹑其踪而追其驾”(34)；钱康公(生卒年不详)也在《植跋简谈》中说，“苏东坡似司马迁，夫人而能言之；然其所以似之者，人或不能知也”(35)。因此，很多批评者特别注意到在阅读的侧重点上给人以指导，力图从苏轼天马行空、随性而至的文学世界中挖掘提炼出理性的经验，使其成为可供学习、模仿的经典。朱熹曾说： 东坡虽是宏阔澜翻，成大片滚将去，他里面自有法。今人不见得他里面藏得法，但只管学他一滚做将去。(36) 浙东学者叶适(1150-1223)也这样谈及苏轼的论体文： 独苏轼用一语，立一意，架虚行危，纵横倏忽，数百千言，读者皆知其所欲出，推者莫知其所自来。虽理有未精，而辞之所至，莫或遇焉，盖古今论议之杰也。(37) 同时期的王若虚也曾概括道： 东坡自言其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滔滔汩汩，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自知所之者，当行于所当行，而止于不可不止”。论者或讥其太夸，予谓惟坡可以当之。夫以一日千里之势，随物赋形之能，而理尽辄止，未尝以驰骋自喜，此其横放超迈而不失为精纯也耶！(38) 这些解读策略都力求从苏轼“纵横倏忽”、“横放超迈”的文风中寻找“精纯”的“法度”所在。很多解读者都在传达这样一条信息：告诫后人阅读苏轼的文章并不能只看皮毛，将其误解为单纯的自由随性之作。较早时期，朱翌(1097-1167)在《猗觉寮杂记》中详细考辨《后赤壁赋》的细节道： 《后赤壁赋》：“举网得鱼，巨口细鳞，状似松江之鲈。”多不知为何等鱼。考之，乃鳜也。《广韵》注：“鳜，巨口细鳞。”《山海经》云：“鳜，巨口细鳞，有斑彩。”以是知东坡一言一句，无所苟也。(39) 另外，朱弁(1085-1144)也在笔记中记录欧阳修、苏轼的创作习惯，认为欧苏的文章都是反复锤炼、仔细钻研之后的产物，他们的文章在“明白平易”的风格背后却包含了极为辛苦的琢磨(40)。同时，从相反的角度，朱熹也提出了学习苏轼散文需要避免的误区。他针对苏轼的好“奇”讲道： 夫所贵乎文之足以传远，以其议论明白，血脉指意晓然可知耳。文之最难晓者，无如柳子厚，然细观之，亦莫自有指意可见，何尝如此不说破？其所以不说破者，只是吝惜，欲我独会，而他人不能，其病在此。大概是不肯蹈袭前人议论，而务为新奇。惟其好为新奇，而又恐人皆知之也，所以吝惜。(41) 为了避免这一情况，朱熹认为“人有才性者，不可令读东坡等文。有才性人便须取入规矩，不然荡将去”(42)。可见，以苏文为写作典范的阅读肯定不同于直观感性的欣赏，需要暂时抛开极具冲击力的文字本身，在其背后寻觅内在的法度；而且对苏文的学习主要适用于对古文规范已经熟练掌握的人，他们可以通过这样的阅读来学到更高层次的技巧，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更高境界。 苏轼散文有哪些更为具体的、值得借鉴的地方？1127-1279年的批评者对此作了非常多的概括，包括字词的使用(朱熹称欧苏的文章都使用平常的词语，不堆砌辞藻)(43)、句法及段落的安排(吕祖谦《古文关键》、谢枋得《文章轨范》对单篇文章的评析)、四六文与古文作法的相通性(阙名《木笔丛钞》中所说“四六与古文同一关键”)等等。一些解读者着力将苏轼超越其他散文家的独特的作文特色展示出来，比如对于苏轼擅长的“论”体文和奏议文，朱熹曾有这样一句概括： 东坡平时为文论厉害，如主意在那一边利处，只管说那利；其害处亦都知，只藏匿不肯说。欲其说之必行。(44) 这一特点既可以作学术渊源上的理解，比如苏轼知识结构与《战国策》的关系，也的确可以借用来作为写作论辩类文章的策略。另外“论”体文常常需要融入叙述，比如论史则有必要在文中交代历史背景，论时事则有必要讲述局势的现状，那么如何详略得当地协调叙述与议论的关系，既使读者明晰相关事情的本末，同时不使叙述对议论有所冲淡，是值得斟酌的问题。苏轼散文在这方面的经验，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朱熹曾说：“大抵朝廷文字，且要论事情利害，是非令分晓。今人多先引故事。如论青苗，只是东坡兄弟说得有精神，他人皆从别处去。”(45)洪迈(1123-1202)在《容斋随笔》中对此关注更多，比如“东坡引用史传”： 东坡先生作文，引用史传，必详述本末，有至百余字者。盖欲使读者一览而得之，不待复寻绎书策也。如《勤上人诗集叙》引翟公罢廷尉，宾客反覆事，《晁君成诗集叙》引李郃汉中以星知二使者事，《上富丞相书》引左史倚相美卫武公事，《答李琮书》引李固论发兵交趾事，《与宋鄂州书》引王濬活巴人生子事，《盖公堂记》引曹参治齐事，《滕县公堂记》引徐工事，《温公碑》引慕容绍宗、李勣事，《密州通判题名记》引羊叔子、邹湛事，《荔枝叹》引唐羌言荔枝事也。(46) 再如“东坡文章不可学”条评述《盖公堂记》一文叙事的简略： 是时熙宁中，公在密州，为此说者，以讽王安石新法也。其议论病之三易，与秦汉之所以兴之治乱，不过尽三百言而尽之。张文潜作《药戒》，仅千言……予观文潜之说，尽祖东坡之绪论，而千言之烦，不如三百言之简也。故详书之，俾作文立说者知所矜式。(47) 俞文豹(南方士人，1240年前后在世)在《吹剑录》中也举苏轼《表忠观碑》为例，做了类似的概括： 宪宗伐蔡之功，孰如肃宗之兴复？元结《磨崖颂并序》仅止二百六十八字；韩文公《平淮西碑并序》，乃千五百余字；碑记固非颂比，然东坡《表忠观碑》，非不详赡，亦止八百余字……荆公谓《表忠观碑》似司马子长《楚汉以来诸侯王表》。(48) 由此，苏轼散文在写作范式这个层面上展现出了其较为突出的特殊性。 总之，苏轼被打造为写作范式层面上的经典的过程，包含了较为丰富的因素。一方面，它承认苏轼的文章可作为学习的对象；但另一方面，它也强调对苏轼散文的阅读需要理性、冷静的心态，阅读者要在酣畅的感观之后静下心来寻找、总结苏文里面包含的作文法度，避免盲目地陷入求“奇”的误区。这是此时期批评者在写作范式这一层面上，对苏轼散文经典化的基本思路。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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