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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唤理论与批评的“深度”——贺《中国文学批评》问世


    文学需要批评,在历史上,批评与创作相互推动,共同书写了文学的历史。中国的文学批评自改革开放以来,丰富而多样,对文学的繁荣起着重要的作用。那么,这本《中国文学批评》杂志要做一点什么?想在中国文学批评的事业中,注入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这当然是办这份杂志的人们所思考的。据我观察,批评事业固然繁荣,但批评多种多样,有一种批评还是缺失。
    纵观当下的批评,最为普遍,最引人注目的,有三种:
    第一是推介性批评。出版社出了一本书,要请有影响的批评家们说说话。于是开一个会,有时作家不来,有时作家也参加。作家不来,出版社的人在,说的话可批评,可赞扬。但这些话在一种语境中生成:告诉读者这本书值得买,值得读。作家来了。作家与批评家本来就是朋友,或者,来了就是朋友。这是一场朋友会,朋友间也要批评,但这样的场合,不是来交锋的。用通俗的话说,大家都是来捧场的,场合对所说的话有要求,要说场面上的话。于是,出现了推介性批评的“场”的规定性。当然,这种批评很重要。每年出几千本长篇小说,更多的中短篇小说、诗歌、散文,那么多的书,读者无所适从,需要有权威的人帮助他们选择。当书多到反正也看不完时,需要有人告诉读者,哪一本更重要,先看哪一本,今年的书看哪几本就够了。如果批评家有了这个地位,他们就很了不起了。他们用自己的影响力造就作品的影响力,形成影响力的传递。
    第二种是扶植性批评。各级作家艺术家的组织,常常做这样的事,组织大腕批评家们对青年、女性、少数民族、残疾人等人群的作家作品进行研讨。或者,他们为某种想要鼓励的类型的作品开一个会,请人说说话。这种做法很好,表明导向,被讨论的作家艺术家也会充满感激,也许,这还会对他们今后的创作产生深远的影响。作家需要扶植,作品需要培育,创作导向需要调整。对于批评家来说,参加这种活动也很好。他们是请来的老师,被放到一个指导者的位置上。
    第三种是一些酷评。作家怕酷评,评得头皮发麻,心里发堵。但是,这种批评还是有人喜欢的。喜欢这种批评的,首先是媒体人。人在街上走,街上一切正常,于是对什么都没有印象。如果街人有人吵闹或打架,就有人围观。酷评就是这种意在引发围观的批评。评得酣畅淋漓,说最极端的话,求一个痛快。最好有人与他们配对,针锋相对,有唱有和。这样一来,报纸杂志就好卖了。这是一种求围观的媒体现象。批评家跳到戏台上,聚光灯下,摄像头前,寻求表演性,把注意力吸引去。这时媒体人就偷着乐,多印报纸杂志,悄悄地数钞票。
    除了这三种批评以外,我们是否还要另一种批评?这种批评是客观的,直言的,有好说好,有不好就说不好的批评。这种批评更是有理论分析、与理论接轨的批评。
    如果说,要用一个词来概括这份杂志的特点的话,也许,我可以说,是“深度”。它包括理论的“深度”和批评的“深度”。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