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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大生活下的拷问——读刘仁前“香河三部曲”


    从《香河》《浮城》到《残月》,前后10年,刘仁前交出了70多万字的三部曲。《香河》有这样一行卷首语:“谨以此书——献给生我养我的故乡,献给故乡死去的和活着的乡亲们”。至《浮城》和《残月》,“故乡”无论是地理还是心理,都已跨越了小小香河缠绕的村庄,包含后来的“楚县”和“月城”。应该说,“故乡”是紧随小说几代人的命运变幻而迁徙和变大,幕后的操纵者只能是刘仁前,他在现实的个人轨迹中看到以柳家为首的一群人的跌宕命运。香河边、楚县里、月城中所发生的都是刘仁前的“故乡事”,充满着生活的烟火气。生活之下,大多数沉默,小部分喧哗,只有绝少数敏感如他,对生活本身不惧不怵,一路追索。
    在三部曲所拧成的不褪色的个人记忆链中,刘仁前试图钻进不断“换装”的外部世界,追问乡土传统伦理的塌陷,探索两性关系的正解,直面物质对人心的异化问题等等。
    自《香河》起至《残月》,从一爿豆腐坊里的刘安然到末了远上南方寻侣的柳永,三部曲的时间线上站着几代人。他们在香河边彼此相爱又侵害,在仕途上角逐,在宦海中沉浮,同时又在欲海情波中推搡泅渡、寻死觅活。刘仁前看到他们身上既卑微又明亮的光,叫人记住了来娣子、陆小英和秦晓月这样的女人,香元、柳成荫和柳永这样的男人。
    倘若把三部曲归为情爱小说,反对声应该不多,刘仁前有擅长写“情爱”的深情妙笔。柳春雨与琴丫头、柳成荫与陆小英、柳永与田月月,甚或偷腥“惯犯”香元与那些婆娘之间,都是“情爱”之一种。很多小说家的“情爱”凸立文本之上,看得见男人和女人,看不见他们的“幕后”,人物所属的场所和社会都被小说家刻意虚化了。而在三部曲中的任一部,每个人物都受制于社会和时代,美梦被唤醒,仕途被叫停,财路被阻截,仿佛都肇因于幕后的“时代”这个刽子手。
    在社会或时代的大视野下写小人物,刘仁前显然是在表达自己。《香河》写了一群人的故事,美好也残缺。最令我难忘的是香元,这个村支书的魅力正是其手中的“权杖”。在小小的香河,他成了一个“王”。1979年的“春天的故事”飘到《浮城》里的楚县,已有家室的柳成荫重逢初恋陆小英,引出断肠故事,终以陆小英的溺亡和柳成荫的情场、官场双失意而告终。从《香河》到《浮城》,人物更新,场所也随之更新,“文革”后期尚存牧歌气息的农村变成了改革和转型中的县城。刘仁前在此中着力勾勒了官场形态:县委书记柳成荫怎么在老家建设中“高举寻吾契”,怎么跟上下官员和商人们打交道,怎么与往昔的爱人发展“婚外情”等等。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江淮农村的轰隆巨变促进了楚县的现代化进程,也催生出一个乡镇的基层政治标本。柳成荫的爱与柳春雨的爱不同,陆小英的爱与琴丫头的爱不同,各自“爱得不自由”,却都有不同的时代烙印。至《残月》,柳家第四代柳永的情感纠葛及社会里摸爬滚打的历程都被笼罩在时代浪潮下。同样,刘仁前的最大问题依然是“每个人都无法回避时代”,社会发展到今天,我们何以安顿好自己的灵与肉?柳永个人的焦虑已经成为我们群体性的焦虑。
    有人说《香河》是“一卷烂漫而感伤的风俗画”,《浮城》是“极具地域风情的浮世绘”,“风俗画”和“浮世绘”都因刘仁前的目光是朝向社会和时代,紧紧附着社会变奏的脉搏,为几代人寻找心灵和精神的病灶。鲜明的时代性让三部曲显得宏大丰厚,这得益于刘仁前富足的生命经验,更关乎敏感的心眼和悲悯的大情怀。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