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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需要“野孩子” ——读诗集《野孩子》生发的思考


    关键词:《野孩子》
    读完诗人费新乾诗集《野孩子》(团结出版社2020年11月版),我不由得生发出一些追问:野孩子是谁?他们生活在哪里?我们还需要野孩子吗?回答这些问题,首先要对“野孩子”进行一次确认,找到“野孩子”生活过的村庄,进而对正在进行的乡村振兴进行一番由物及人的重新打量。
    显然,诗人眼中的“野孩子”,首先是记忆中那个已成为过去却难以忘怀的时光少年。当这个“野孩子”从乡村长大逐渐进入城市,“野孩子”们在乡村进入巅峰状态后,就渐渐从留守儿童转换为进城少年,“野孩子”因此成为诗人对乡村时光的怀想与绝唱。“野孩子”在时间选择上是多维的,如《烟花》的儿童视角,《伤疤》的此时视角,《萤火虫》《野孩子》的彼时视角等,都提供了不同的意象体验。由此,《野孩子》所提供的意象和情感结晶,具有强烈而鲜明的过去性,而这种过去性又指向过去与现在的边界、过去进行时与现在进行时的融合,开阔的空间充满“野孩子”的人证与物证。《野孩子》的明显特征,则是对仍在进行的、甚或延续至今的过去进行时予以观照抒写,无论是抒写行为本身还是抒写对象,都因和现在与未来紧密联系而别具意味。
    当我们在情感上把“野孩子”与一批具有乡村经验的城市生活者联系起来,“野孩子”就逐渐脱离了作者所指,而成为具有乡村经验和乡村记忆的一代人的记忆和情感凝结,成为某个群体的个性经验的公共表达。“野孩子”正是通过对过去时的唤醒,通过营造诗意人生来抵达情感的共鸣。对于诗人或者野孩子而言,村庄之美好是在成为记忆之后,甚至很大程度上在于逝去的不可追回,这其间既包括童年生活的须臾而去,也包括村庄在时代巨变中的凋零嬗变。然而,与过去近20年文学对乡村的很多抒写不同的是,《野孩子》关于乡村、乡村人物的言说正试图从空巢、留守等旧话语体系中跳脱出来,使我们看到的“野孩子”时常充满阳光、值得期待。这个野孩子的精神世界,既是各种少年行为方式的叠加,也是一种天性的内在使然,这样的野孩子,即便确乎少了些野气,也总让人感觉到熟悉亲切。
    诗人笔下具有乡村气息和诗意生活的野孩子,不仅在现实生活中有其独特的生活环境,在文化意蕴上也有其自在的空间。野孩子生活的村庄,一切都是他们的背景和舞台,囊括村庄的全部人物关系、活动场所。诗人在极为密集的意象传达中,勾勒出传统的生产关系,承接那些曾也身为“野孩子”的共同记忆。这样的村庄,在某种意义上正可以由“我的村庄”进入到“我们的村庄”。在“我们的村庄”中,“野孩子”实际上有两个向度,一个是其所在的自然环境,一个是其自有的天然禀性,二者在城市文明的挤压中,正在孕育为“野孩子”在当下被确认的优点。因此,“野孩子”的根本性特点既不在于性格的“野”也不在于场所的“野”,而在于展现和释放人的天性,展现出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世界的原初关系,“野孩子”实际上突破了时空而无时无处不在。
    在城市化和城镇化同步推进的历史进程中,我国乡村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农村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贫困不能再简单地与乡村画等号,在农业合作社、现代观光农业、退耕还林、乡村振兴等新时代背景中,乡村的人际关系和元素构成也发生着巨大变化。当乡村不再贫困、公共服务普遍抵达时,有关乡村的逃离将成为历史话语,兴起某种程度上的由都市向乡村的逆向抵达新潮流也未可知。因此,“野孩子”曾经居住的村庄,它不是一个终结的过去式,而是一种过去已经开始的充满变化、延续至今、未来可期的持续进行时。正如作家邱华栋在《野孩子》序言中所说:中国的历史意识和民族传统一直沉潜在文学之中,拥抱文学就是在打捞鲜活的当下中国,一旦我们尝到借助文学重返历史的趣味,我们也会找到通过文学想象未来的钥匙。正是通过这些“野孩子”,我们可以找到乡村中国的未来与希望。
    今天,中国农村伴随着城市化推进,催生出新的城乡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它们正在重新定义人与自然的关系,这其中包括城市人开始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而重新认识人与人的关系。随着乡村振兴的推进,这种新的人与自然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借助对“野孩子”的回望与想象,赋予乡村以亮色和希望。在这个意义上,诗人通过找到“野孩子”对过去时光的唤醒,将过去与现在乃至未来加以链接,为今天如何重建都市与乡村的关系提供了思考的空间。这其间一个重大命题就是,乡村的振兴需要 “野孩子”。因为,那个由实到虚又将从虚到实的乡村,不仅是已经长大了的野孩子的舞台,也将是正在成长中的野孩子的世界。这个世界,将从城与乡的对立中解构,逐渐回归到守望相助和城乡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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